拥挤的洛阳
1941年夏天,在度过了一段频繁的空袭之后,洛阳城内出现了暂时安定的景象。
洛阳历为豫西重镇,又是各种物资集散地,抗战时期,洛阳的铁路、公路、河运依然通畅,成为河南交通的中心,客商云集,商业极盛一时,对日益兴隆的走私生意更是个大转运站和仓库。不仅如此,随着开封的沦陷,1939年底到1942年,河南省政府也迁居到洛阳,这里便成为当时河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一个面积约4平方公里的城中,汇聚了十几家报纸、通讯社,300余辆汽车,街上随处可见半西式的商店,城里的10万多居民干着各行各业的城市营生。
那时,正在洛阳的格兰姆·贝克,看到这座临近前线的城市没有成为一座死城,反而“显得蛮兴旺”,近郊铁路、机关区、天主教会、基督教会、飞机场、发电厂等等都在运转和活动,这幅景象使他感到“吃惊而又高兴”。
对于偶然的空袭,人们已可以镇静地对待,城中的娱乐场所也很快恢复了活力。电影院中放映着战前的影片或是美国的那些刺激性的影片,另有三四家戏院在在上演中国传统戏。城角出现了草棚茶馆,来自各地的各种艺人,说评书的、唱大鼓的、唱河南坠子的,应有尽有。格兰姆·贝克说:“在花钱才能买到的乐趣之外,生活在洛阳,也像在国民党的其他大城市一样,还有一些可以自由享受的惬意的事儿。”
然而,也就在这时,一个被饥饿和绝望驱赶着的难民潮,开始光顾到这座城市。与洛阳那段惬意的时光同时并存的,是更多人生死挣扎的故事和刻骨铭心的苦难。
那时,家住洛阳北大街的周得京,正是十一二岁的年纪,还在上小学。他记得突然有大量的外地人源源不断地涌进洛阳,使得洛阳的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从邙山到龙门,山沟里、窑洞里到处都住满了人,有时两三家挤在一间十平方米的房子里。街上、车站的广场上,出现了许多背后插着一根干草的孩子。
当时在河南印书局工作的李蕤,看到的几乎是同样的景象:“谁家只要一开大门,立即便会灌进去一群鸠形鹄面的人,家家户户一般终天关着门不敢开,感觉到灾民简直要挤破城市。”
人们已经无法知道,那些年有多少人逃荒来到洛阳,他们是否活了下来,后来又去了哪里?同样人们更无法知道,又有多少想来洛阳逃难的人,未曾到达,就已永远地倒在了途中。
1943年夏天,在洛阳邮局当差的严定一,听说了他的家乡温县西郭村受灾的消息,全村500多口人,只有3家十几口人能勉强果腹。他的家中虽有十几亩地,但是没有一点收成,家人眼看就要饿死。严定一急忙托人往家中捎信,让父亲把地全部卖掉后,逃难来洛阳。他父亲费了好长时间,才将地卖掉,然后便与大姐一起往正南过黄河,准备经巩县来洛阳。
那时的黄河渡口上全是逃荒的人,他父亲好不容易才挤上了船,却不料河身当中有干滩,必须一河两渡,倒一次船才能到达对岸。当时正值阴历七月,饥热交加,他父亲在干滩上没来得及再上船,就已气绝身亡,饿死在黄河中。当大姐历尽周折到洛阳找到严定一后,他便立即赶去为父亲收尸,但那时已不知父亲尸首被河水冲到何处去了。
周得京至今依然记得,1942年春末夏初的时候,他早上上学,常会见到街上躺着饿死的灾民,一条大街上能见到三五具尸体。有时他看到灾民拄着杖在前面走着,可突然一停,就倒下再也起不来了。那时,周得京刚十多岁,见到死人便不由得害怕,就会赶紧走开,直到现在,当他想起当年的情景时,依然感到无比凄惨。
据周得京回忆,当涌入洛阳的灾民越来越多后,国民党当局为了不影响城中的秩序,便派警察和保长们到一些主要的街道负责管理,禁止成群的乞丐涌入市区,撵走卖儿鬻女的灾民,这样,来到洛阳的灾民便主要集中到离市区较远的两个地方。
一个是南关,一般从东南方汝州登封一带逃难而来的灾民都会先来到这里。另外,1941年成立的洛阳难民收容所,就在南关贴廓巷,因而也吸引较多灾民向这里集中。
所谓收容,实则是集中登记后,遣送到陕西。那时陕西黄龙山一带,地广人稀,是主要的遣送之地。收容所的人向灾民动员说,那里到处是无人耕种的荒地,而且土地肥沃,每年只要将玉米种子点种山上,不需耕作即可收获。一开始,报名前往的灾民为数众多,后来渐渐有从黄龙山回来的,才知道那里瘟疫流行,无法防治,早期去的移民很多都全村病死,窑洞内土炕上白骨累累。
另一个灾民集中地,便是洛阳火车站。
洛阳车站
1942年,当河南的半壁河山都化作了遍地烽火和遍地饥馑的人间地狱时,只有从洛阳往西的一段铁路,还可以通向“西省”,通向“大后方”,于是,洛阳成了河南灾民向外逃荒的“大聚口”,“成千累完的灾民,便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从四面八方向洛阳汇聚,希冀冲出死亡圈,让火车把自己带到可以活命的地方。”(李蕤《豫灾剪影》)
在灾民的心目中,陇海铁路,就好像是“释迦牟尼的救生船”,“他们梦想着只要一登上火车,便会被这条神龙驮出灾荒的大口,到安乐的地带。”然而,实际的情况却远非这般美好,诸如混乱、沮丧、惶恐、无助等等,逃荒所应有的一切表情依然还在继续。
那时,逃难的人群挤满了车站周围的地方,甚至在铁道的两沿,几尺高的土堆上,到处都挖有比野兽的洞穴还低小的黝黑的“家屋”,有的便用树枝和泥浆圈一个圈子,一家人挤在里面。
国民政府在陇海线上每天都开设免费的火车来转运难民。难民到洛阳后,在车站设立的“难民登记站”办理移民过路登记事宜后,便可领到盖了赈济委员会图章的白布条,凭借布条进站上车。然而,对大多数并不识字的农民而言,“难民登记”布告上麻烦的登记手续,却令他们望而却步。况且,“难民登记站”始终没有人告诉过难民搭哪次车,他们都是偷偷地钻进月台,不幸遇到路警,挨上几木棍或巴掌,就苦着脸退出来。
开车之前,“人们像垛劈柴一般地把难民装进闷罐车,尽量压缩得更紧些,以至于谁也不能再动弹。”与此同时,一些穿得破破烂烂的人,冲锋似的攀援到火车的顶盖上,肩并肩地在一起堆砌着,四周乱七八糟地堆满他们所有的财产:小车、破筐、席片,以及皮包骨头的孩子。这些拼命挤上车顶的难民往往冒着极大的危险,在寒冷的夜风中,他们冻僵的手指无法抓住边沿而从车顶坠落的事情经常可见。
即便火车如此拥挤不堪,24小时能输送的难民也只有1500人左右,只能将饥民中的很小一部分运往他们所向往的“西省”,而大部分上不去车的饥民只得步行挑着担子,或推着独轮车沿着这条西去的通道出逃。1942年秋天,每天从洛阳沿陇海铁路西逃的人数在4000-5000之间,而到了1943年春,这一数字增长到了1万人。
白修德曾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整天里,我们沿着铁路的轨道,满眼看到的,是无尽的难民队伍。孤身的,拖家带口的,或者成群结队的……举目四望,所有人都在逃跑,尽管没有任何军队在后面追赶。”
就这样,上百万的河南灾民,为了寻找生的希望,重新由洛阳出发,他们西出潼关,远走西安、宝鸡,甚至更远。在这次迁徙中,大量的河南人从此客居他乡,有的则永远地倒在了逃荒的路上。
死掉的人,是无声的。
活着的人,还是无声的。
59、60、61那三年死去的可是数千万啊,而且多是人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