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崩溃
“人天天在死亡中，而且是大量的死亡……水旱天灾，何代没有？救济有方，把握时机，处理得宜，人力亦未尝不能胜天。因人谋之不臧、增加灾情之严重，使不应饿死的人竟然饿死，这是我们在政治上社会上有责任的人应该痛自检讨、急谋补救的。”1943年4月的《前锋报》上大声疾呼：斗余、预备公粮、大户余粮，这三条，如有办法，肯负责，用政治力量，将粮完全贷放灾民，我们相信一定可以救活不少灾民。
县官们能否听进去这样的良言？饥民们事实上已经开始变得躁动起来。
河南汝州，饥饿的农民将几十车谷子抢光，13个乡的农民，手执镢头、钯子、铁锨，高举旱死的庄稼冲进县政府，要求减免粮款。县长崔友韩不和群众见面，群众坚不撤离，县政府无奈作出答复：一是征购粮食可以减免，二是对受灾农民实行救济。
1942年9月在南阳，“抢劫已到处发生”。因为灾民直接抢劫，“穷人即失去富人之同情，反悭不借贷，购枪自卫，一支步枪，售价一两千元，入夜之后，枪声四起，各县除城关附近，多陷入抢劫对击”。
金汉鼎在南阳的深入调查，却发现始作俑者出自宪兵十七团驻南阳第一营的一名排长和副官，后宪兵营对此两人军法从事，执行枪毙。
流民遍地、抢粮事件、军匪不分。当政府的救急无法提供生存的机会时，基层社会的崩溃正是通过这样的“血酬”方式来物竞天择。
“它扫荡了所有的忠诚，否定了所有的努力，人们不顾一切地去活命。”白修德在河南目睹了一系列悲剧的现场，“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理念能在已经发生的严酷现实中维系人心了。没有任何理念，即或是传统的中国伦理能够把人们笼络起来。怜悯、亲情、礼仪、道德，统统都荡然无存。家庭在卖他们的孩子，9 岁的男孩卖 400 元法币，4 岁的男孩标价 200 元。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纷纷从家里逃出来参军，那里能得到一口饭吃。妓院老板则从外地赶来买走女孩子们。食物就是惟一的信念，饥饿就是惟一的命令。”
失控
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国民政府的行政体系如何应对。
在渝籍参政员及知名人士的呼吁下，国民政府粮食部长徐湛曾答应河南征实减免，并另行采购粮食，运济军粮，并拨款购补耕牛耕具。但是当参政员郭仲隗在参政会上痛诉灾情，斥责粮食部不作为时，脸上挂不住的徐湛所做的回报是：取消了之前的承诺。
因私人恩怨，部级行政官员竟可以置数百万黎民生死不顾。这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是无法想象的。
把视线移开河南，在1943年广东的旱灾也诱发了一场大饥荒，97个县报灾的达80多个，有30万灾民向江西逃去，近300万人饿死或逃荒。这一次，中央政府同样未启动应急救援体系，事实上也无力救助。
多难未必兴邦，此后一系列的灾害发生时，政府的救灾行为只不过是1942年河南故事的翻版，甚至更坏。
当政府无力救援的时候，进行社会动员，发动全民参与是最为普遍的一种救灾手段。1931年国民政府救助水灾的时候，就曾采取广泛的救灾宣传和动员，《大公报》《申报》《国闻周报》《益世报》等刊物从水灾一开始，就进行了详尽的报道，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力量。
但是在1942年，政府对舆论的管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看重庆，念中原”——《大公报》总编王芸生写下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一篇评论，他提“建议”说：根据国家总动员法，战时的国民政府，有权严厉管制一切物资的集中与分配，那么，政府为什么不去征发高官显宦的资产，救助河南灾民呢？
回答他的，是《大公报》被停报三天。
洛阳《中原日报》《行都日报 》因为透露具体灾情，被指责为登载“过于渲染灾情之文字，并诋毁政府救灾不力，影响政府威信”，均受到停刊三日的处分。河南省政府机关报《河南民报》因编辑转载了《看重庆，念中原》，被勒令追回当天报纸，不准发行。
国民政府的信息封锁和权力垄断，事实上断送了他们本可以挽回的灾难。
当政府官僚化危机严重、社会系统持续崩溃、而社会动员的通道最后也被堵死的时候，国民政府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崩溃即将来临。
就连蒋介石本人，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1942年11月27日国民党五中全会闭幕时，蒋介石在致辞中痛陈“现在机构、人事和经济的重复、浪费、牵制、抵触之弊，无论中央地方皆所不免，流弊所及，遂使一切事业都有废弛的现象。”
直到战争结束，除了招待会上以外，白修德没有再见到过蒋介石。让他痛心的是，这本来是一场可以避免的灾难。
这位蒋介石最初的拥护者，最后深信蒋对于自己的人民毫无用处。在戳穿中国的幻象后，这位《时代》的记录者写道：“不论你在何地进行采访，也不论你是在重庆或是在外地了解情况，结论是：政府机关、医院、军队司令部、大学、省政府等一切机构都是形同虚设，或者是行将崩溃。”
死掉的人，是无声的。
活着的人，还是无声的。
59、60、61那三年死去的可是数千万啊，而且多是人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