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历史无法直面：真实的1942年河南大饥荒

失忆：1942之后的中原

多年以来，关于这一场灾难的档案文件，一直静静地躺在档案室里，除了档案管理人员，“几乎没有人过来打开它们。”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报道把河南大灾的真相呈现给世界，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让蒋介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对灾民加以救助。

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了梅根神父从洛阳寄出的信：“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钱正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

无数生命得到了挽救，不过灾荒并没有因之结束，实际上，到了1944年，河南有更多的县城遭遇了蝗灾，但是抗战也在这一年进入了最艰难的时候，随着媒体不再报道河南的灾荒，它也就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接下来，抗战的胜利又使得举国上下进入了一种狂欢的状态中，河南大灾作为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也就永远地成为了过去。

略写的纪年

70年后的今天，电影《温故1942》的拍摄激活了人们对那场大灾的记忆，当《看历史》记者来到河南，许多老人仍可以回忆起他们在当时所遭受的苦楚。

在郑州北郊的花园口，一位叫做陈百铭的老人说，他们家原本住在黄河大堤旁的胡屯，1938年，黄河大堤被炸开后，他家的祖宅被大水冲毁，一家人避难西逃，寄寓在郑州郊区惠济桥的一户亲戚家里。他出生在黄河决堤的第二年，当他逐渐长大，记得事情，饥饿便成了他幼小的记忆里最清晰的画面，“母亲要把我送给别人，父亲不愿意，说死也要一家人死在一起。街面上粮食行的人用簸箩筛粮食，偶尔会有一些粮食粒掉在地上，我就守在旁边，指望着捡一些粮食粒吃。”

其他老人们的回忆也大多和陈百铭的类似，一些老太太说到“难处”，还会忍不住落泪。

但是，如果不是有人问起，老人们平时便很少有机会诉说这些往事，年轻人难以想象那些惨痛的画面，对这些陈年往事也提不起多大的兴趣。

70年的光阴不算太久，但已足以磨灭那场灾难留在这片土地上的痕迹。虽然近年来不时有人呼吁要为那些死难的灾民建一座纪念馆，但这个纪念馆至今仍没有出现。人们所能看到的有关这场灾难的唯一的纪念物，是立于黄河大堤花园口段的“1938年扒口处”纪念碑——从灾难的成因而言，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可谓是1942年至1943大灾荒的起点，大片的黄泛区不仅改变了华北的生态，也使得大批难民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往大后方，在大后方的粮食负担加重的同时，黄泛区撂荒的土地又成为蝗蝻迅速滋生的温床，它们在大旱之后铺天盖地地啃光了河南民众赖以为生的最后一点庄稼。

这场大灾荒所缺乏的不仅仅是实物纪念，在各种版本的中国近现代史书籍中，人们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看不到它的踪影，就是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河南通史》（共四卷，两千多页）中，这场大灾荒所占据的篇幅也只有5页多一些，在体例上则仅仅是第4卷第42章第4节中的一个小节。

也就是说，这场大灾荒很少有机会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主题，即便是在少数以这场灾荒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中，作者们所关注的重点也往往不是灾难本身，而是救灾措施或者灾难导致的社会秩序变动等主题。对此，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有礼坦陈：“几十年来，学术界对这场灾荒不是没有关注，而是关注范围比较小，比如说我们郑州大学历史系有一门课，讲河南近代史，其中讲到了这场灾荒。”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徐有礼是少数对这场灾荒做研究的学者之一，曾发表过《略论花园口决堤与泛区生态环境的恶化》等相关论文，他指导的研究生也写过涉及这场灾荒的论文，但即便是他也不知道“有谁在专门研究1942”。

徐有礼觉得，以学术界的标准来看，对灾荒过程进行呈现，只是对历史的简单描述，“这是基础，但基础的东西写出来，它难以形成论文。”

失落的中原

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我”：“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姥娘：“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很多人在读到这一段时，都觉得特别“拧巴”。一场饿死数百万人的饥荒，不管它发生在任何地方，都是值得被永远铭记的，但在河南，竟然“连灾民自己都忘了”，在历史记录中也微不足道。

如果对河南的历史进行考察，我们就很难去责备人们的健忘了。根据历史学者夏明方所作的统计，从1912年到1948年，河南遭受水灾的县数为681县，遭受虫灾的县数为226县，遭受旱灾的县数则高达858县。这些灾难交替出现，并呈现出一定的关联性。科研人员在把涝、旱、蝗三种灾害进行综合研究后发现，水涝发生后，若遇旱年，则极易引起飞蝗的大发生，形成“涝、旱、蝗相继发生的格局”。

（吕国强等，《河南省黄河流域历史上蝗灾发生与旱涝关系的初步分析》）

如果把历史的视野再度扩大，发生在河南这片土地上的灾荒就显得更为频繁。仅仅是水患一项，从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黄河决口的次数就超过了1500次，且在唐朝中叶以后呈现出越来越频繁的趋势：从唐中叶到五代的二百多年间，黄河决口36次；北宋160年间，黄河决口超过80次，平均两年一决，中原受害尤其严重；元代近百年间，黄河决溢年份达51年，决口62次；明清500多年间，黄河决口300多次。旱、风、雹等灾害与水患如影随形，“明清的五百年间，河南省发生旱、涝、风、雹等灾七百多次，已是无年不灾，甚至是一年数灾，其间连年不雨、赤地千里的特大旱灾发生了七次，年降水量变差加大，大旱大涝交替发生。”

（郭予庆，《河南省地理环境的历史变迁》）

灾患频繁的根本原因在于生态的恶化，一直到唐朝前期，黄河中下游仍是湖泊密布、河流交叉的水乡景象，以洛阳为例，在那时处处都是一片“阡陌逶迤，竹树相映”的景象，但从唐中叶起，由于黄河中游的森林被大肆砍伐，垦殖区进一步拓展，导致黄土高原失去了森林保护，水土流失加快，黄河携带的泥沙在下游大量堆积形成，带来了决溢现象的频繁出现。近代，黄河中下游地理环境的恶化持续加剧，1937年时，河南的森林覆盖率仅为0.6%，仅及历史时期高峰值的百分之一。

中原地带环境恶化的后果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位移至长江流域和大运河沿线，中原遂成为一片“失落的世界”。汉唐时代本是最发达的农业区、最富饶的鱼米之乡的黄河中下游，在近代成为最为穷困落后的重灾区。

清末，当寻访者来到中原时，他们看到的是一片残破的山河。1893年，日本艺术家冈仓天心游历中国，到中原做美术调查，在洛阳，他于黄昏时分登上邙山，心中想的是古人“山上唯闻松柏声”的诗句，然而，“今则连松柏也毫无踪迹，唯独只见荒芜的小山峦”。对此，冈仓天心极为感慨：“古洛阳的遗迹，已久经山河的沧桑变迁，昔日的光景全然无影无踪……”“除却英雄美人墓，中原毕竟是荒原。”

如果说，令艺术家惋惜的是文化的流散，那么，其他人则看到了这种变迁对当地居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1910年，美国社会学者E·A·罗斯来到黄河沿线考察时感慨到：“树林消失以后，很多美的资源、诗的源泉和激情都干枯了，生活变成了累赘的、可怜的种植粮食、消耗粮食这种周而复始的无味东西。”

同一年，《泰晤士报》的记者莫理循也从北京出发，来到河南，并从那里折向西北开始了他的考察之旅，在洛阳一带，令他吃惊的是道路的荒芜和无所不在的肮脏，“我看到道路失修，这是这里的特点……任何东西都不洁净，肮脏得令人吃惊……客栈的院子里有一口井，井口低于地面，院子里流出的水有可能流进井内，汲出的水中就可能有地面的污水。如果是医生，肯定注意到这里普遍流行肺病。所有的人都有随地吐痰的习惯。房屋空气不流通，忽视排水设施，必然会产生肺病。”

就在白修德报道河南大灾的时候，当时的许多老人还可以回忆起之前的一次“年馑”——光绪二年至五年（1876-1879年）的华北大旱，超过1000万民众死于那场大灾，河南同样是那次大旱的重灾区，使得白修德极为震惊的“人吃人”的景象，同样曾普遍出现于光绪年间的大旱中。“起初是劫路杀人吃；后来发展到进家偷人吃；再后来，又出现了买人吃和买人杀肉卖的事；最后发展到吃亲人。”（《光绪三年人吃人》，《伊川文史资料》第三辑）

按照心理学的观点，大灾难发生之后，“在意识到残酷的现实之后，人们会经历一段消沉期，对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麻木不仁。”从这个角度而言，灾难过多会导致人们的麻木。

白修德自己也感到了这种“麻木”的产生，后来，在两个星期的灾区之行中，他发现了一件让他自己也难以理解的事情：“最让我诧异的是，当我重读着那些过去的手记和每晚写下的旅途日记时，竟变得越来越麻木了。起初曾经是震撼……逐渐我的心也就硬了起来。”（白修德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

白修德还发现，随着他接触灾荒的时间变长，那些活生生的灾民也就变成了一个个的统计数字，“当我后来试图从过去的笔记中认识这场大灾时，发现其中生动形象和有感情色彩的东西越来越少，理性分析和数字统计的东西越来越多。”

仅仅是报道了一场灾难，白修德就感受到如此巨大的心灵撞击，那么，根本无法从恶劣的生存环境中逃脱的普通民众又会如何呢？或许，对灾难保持一定的“钝感”，并将之遗忘，正是经历了太多苦难的人们的无奈之选，不然的话，他们还能怎样？同样是依照心理学的观点，“如果你是个真诚的、易被感动的人，那么你简直无法在现实世界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