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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在中国,我们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分赃客”

我们常常骂体制,可是我们却忘了,我们自己就是体制本身。

一如作家陈希我在本文所言:“在中国,我们自己并非一尘不染,我们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分赃客”。骂特权,不过是自己得不到。得不到了就骂,得到了就用。”

被逼众生相:清者

文/陈希我

我曾经做了一个梦,梦中某部门要逼我当“信息员”。当然有好处的。我不干,他们就抓住我不让走。我找出各种借口:我身体不好,从头到脚都有病,他们不管。我又喊我记性不好,记不住。这仍然不是理由。我又说我精神有问题……

我拼命挣扎,他们就把我关进一间黑屋子里。

后来,我好不容易掰裂后门的缝隙,逃了出来。但奇怪,我又折回去了,拿了一个凶器,竟然是一把硕大的卷尺。这卷尺已经松出来了,左摆右甩,倒让我跑得踉跄,它还沙沙作响。可是我仍然抓着它,我想着我逃走后仍然需要它。

早上醒来,有一种无处遁逃的恐惧,一身冷汗。我本是不忌讳当间谍的,我青春期所做的“英雄梦”就是当间谍。但是成熟后明白了,间谍是有立场的。

我一直以自己有立场而傲视妥协者,其中重要原因是我长期不在体制内。现在虽然在体制内,但我的职业仍然可以让我保持一定的疏离。我也不干政工,也可以不入党,这让我常有不入浊流的自得。曾经和一个好友聊,无意中发现对方竟是党员,鄙视了一下。对方愣了半晌,反击道:“你要这么讨厌共产党,那不要在共产党办的杂志上发表作品,不要在共产党办的出版社出书!”我也愣了。是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想想,我家里就有几个党员,我的好友也不少是党员。

再想,我的单位也是党办的。当然我可以说,我吃的是国家的饭,国家不是某个政党的,只要我劳动,应得到报酬。作为作家,我虽然在党办的杂志出版社发表出版作品,但我没有出卖灵魂,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即使被退稿,被查禁。

但我就不是这个体制的得益者吗?比如“改革开放”政策?但我认为是中国民众的勤劳努力让中国富裕起来,只不过党占据了制定政策的位置,做了本来应该做的事。政策应该归功于让其行政的民众。当年我出国,就有人说我能出去是因为政策放松。要是政策不放松别想出去。因为我大权在握,我可以不放松,如果放松了,你就得感谢我!这有点强梁逻辑了。

但我绝对没有沾得这个体制的好处吗?仍未必。朋友一起吃饭,当领导的那位去签个单,老同学周年庆典,有权力的同学给安排场所,恐怕没有几个执意要去算钱的,我亦然。遇到急事,也会想到找个有权力的人通融一下。一次,我的车因为违章停放被拖走了。已是傍晚,第二天一早我得送人去机场。按规定程序,我是不可能这么快就拿回车的。这时我想到了找熟人。七拐八弯,终于找到一个在交警部门的熟人,是领导,我给他打电话,没有犹豫。不,有犹豫,犹豫的只是我给人家添麻烦了,而不是他是领导。这时候领导恰是我求之不得的,只有领导才能以权谋私帮助我。熟人答应帮忙,我十分感激。

我当晚就拿回了车。当我在停车场报上领导大名时,我并没有感觉不合适;当停车场工作人员对我毕恭毕敬时,我还多少有些气昂;当我把我的车开出车场时,我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有权的人。因为有权,所以能帮我。后来我想,如果我那时清醒,也只会叹息一声,而绝对不会把车开回车场。

当然我可以说,这是在情急之下。那么如何分清“急”与“不急”?如何在迁就与不迁就之间划个界线?这“线”是没有的,一如底线。

曾经,我一个朋友为他去入党辩解:要为百姓做正当的事,就需要有权。这话也不无道理。但我这事,并不是正当的事,我是违章,我通过特权得到的不是我应该得到权利,而是超出我应当得到的权利的部分。

在中国,我们自己并非一尘不染,我们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分赃客”。骂特权,不过是自己得不到。得不到了就骂,得到了就用。中国不只有几千万的共产党党员,还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的亲属、朋友、熟人,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或者共产党员的亲属、朋友、熟人,我们被迫接受这个体制,又享受着这个体制。如果说这个体制有毒,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有毒,并且已经免疫。如果抽去这体制,我们固然会欢呼,但接着会怎样?我们会适应吗?(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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