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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毕业生:耶鲁大学没有教会我的三件事

进入耶鲁或任何一所常春藤,对一个人的成功究竟有多重要?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履历、人脉及最好的大学教育,但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

乔治·布什(George Bush)与副总统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在白宫当政的那八年里,中国人喜欢开玩笑说,从耶鲁(Yale)毕业能当总统,从耶鲁辍学能当副总统。今年有五百名中国尖子生会争夺耶鲁大学2012级的区区十来个学位,因为他们相信耶鲁文凭能带来一生的成功、幸福与意义。

就像他们在美国与其它国家的同伴们一样,这五百名中国学生似乎一辈子都在为了进入常春藤而努力。他们每天花两小时练钢琴、花一小时学游泳。他们不仅会解最难的奥数问题,而且还自学计算机编程。在北京四中、复旦附中或南京外国语学校里,这些学生往往是学生会主席;他们在艾斯特(Exeter)、安多佛(Andover)或者霍奇基斯(Hotchkiss)高中交流学习了一年,在青海的孤儿院当过志愿者,同时还上着最难的课、维持着完美的成绩、并拥有着2300以上的SAT分数。或许他们缺少睡眠,也没什么朋友;或许他们总是身负压力,并且没有安全感;但他们知道,只要进入了耶鲁就成功了,就不再会感到如此的孤单与忧伤了。

然而,事实真是那样吗?进入耶鲁或任何一所常春藤学校,对一个人的成功究竟有多重要?我们都知道进入耶鲁能获得什么:引人注目的履历;有钱、有名、有权的同学与朋友;以及最好的大学教育。可这一切的背后有没有代价,又需要怎样的付出呢?

18年前申请耶鲁大学时的我,就像今年的中国申请生们一样,相信进入耶鲁就是一切的答案。于是我上了学校里最难的课,在上学与回家的地铁上背SAT单词,加入了足球校队,当上了校报编辑,并且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在最后,这一切的压力与孤独似乎都是值得的,因为耶鲁和我仿佛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在进入耶鲁后,我钻研最深奥的书籍,面对了最苛刻的教授,并且发展出了高度的分析智能(analytical intelligence)——这让我得了不少奖,也备受教授们的赞许。1999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心中确信在耶鲁教育的武装下,我能够征服全世界。

而如今,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成熟之后,我没有当年那么肯定了。是的,耶鲁让我看到了新的世界,但它也让我忽略了其他的领域。是的,耶鲁让我明白我可以走出自己的路,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但它也灌输给我一套狭隘的成功定义,这让我注定会失败、孤单与不快乐。是的,耶鲁鼓励我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但它也让我对那些能帮我实现梦想的人们心生鄙夷。

当然了,我之所以是今天的我,有至今的所作所为,并不全因耶鲁。耶鲁录取的学生是广泛而多样的——最终,我们在大学与生活中的经历取决于自身的态度与选择。许多经济学数据都显示,上哪一所大学对我们未来的工作收入、社会地位,以及幸福程度没有多大影响。然而,在仔细回想过后,我认为耶鲁大学是一所自我选拔的(self-selecting)精英主义学府。掌管这所学校的学者们希望将自己的选择与态度复制到学生身上,正因如此,他们没能教会学生三个重要的人生道理。

那么,下面就是三件耶鲁没有教给我的事。

首先,我没能明白,正如哈佛教授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在《智能的结构》(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一书中所说,分析性智能——做数学题、分析书本与写论文的能力——只是许多种智能中的一种。城市理论家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在《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一书中研究了真正具有创新力的公司与城市,他发现这些社区往往开放而宽容,具有多样性与灵活性,并由拥有社交技能与同情心的人们维系在一起。正因如此,理查德·佛罗里达认为情绪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解读并操纵社交情境以及他人情感的能力——在如今比分析智能更重要。

但是,耶鲁却只明白、只欣赏分析智能。耶鲁的招生官注重学生的SAT、AP考试成绩、高中成绩单、以及申请论文,这些都是学生分析智能的体现。耶鲁的教授们偏爱冷血而残酷的竞争性课堂,学生们在其中通过攻击彼此的逻辑而提升自己的思维技能。是的,在这种过程中学生们的逻辑推理能力得到了加强。但是,他们的情绪智能却被削弱了。在耶鲁大学,学生们你争我斗,为了得到法学院有限的学位,他们凶残地将彼此对《李尔王》的分析批判得体无完肤。在这种充斥着个人主义、竞争激烈的氛围中,我学会了如何将冰冷的分析智能作为盾牌,以伪装自己在耶鲁文化中所感到的痛苦与压力、不安与孤寂。在耶鲁大学,大家都认为我很聪明;可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却觉得我骄傲自大、高高在上。

其次,我在耶鲁没有学会生活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一趟知识的旅途。事实上,耶鲁教育学生们说,生活的意义最终在于成就与成功——正如前耶鲁教授威廉姆·德莱塞维茨(William Deresiewicz)在发表于《美国学者》(American Scholar)杂志上的《精英教育之弊》(The Disadvantages of an Elite Education)一文中所写的那样。德来塞维茨教授解释说,耶鲁的学生们在高中时往往规避风险、小成即满,这种心态在耶鲁更是得到了加强。但在生活中,成功往往需要人承担大风险、追求大目标,这在大多耶鲁毕业生看来,是件超乎想象的事。

这并不是说,精英大学的学生们在毕业后从不追求风险较高、利润较小的事业。但即便在他们追求这些事业的时候,他们也比其他人放弃得快。这似乎不合逻辑,因为精英大学的学生们在毕业时往往负债较少,并更有机会能靠家中的经济支持过一段日子。我原本也不知道这个现象,直到有一天我部门里的两名研究生——一个来自耶鲁,一个来自哈佛——提起了这件事。他们在谈论尝试写诗的事情:他们的大学朋友们在写了一两年后就放弃了,可他们认识的一些学校名气较小的人们却还在努力。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来自精英大学的学生们期望成功,并且期望立刻成功。从定义上说,他们只体验过成功。他们的自我认识也建立在自己获得成功的能力上。“不成功”这个想法让他们感到恐惧、迷茫与挫败。

1999年5月从耶鲁毕业之后,我在北京的一所高中当英文老师——这是一份我既喜欢又擅长的工作。然而,作为一名耶鲁毕业生,我感到这份工作的薪水与地位都太低了。于是我成为了一名记者。在耶鲁学习英文文学专业的时候,我十分享受写作。然而,我的目标不是享受工作,而是获得成功——这意味着给《纽约客》(New Yorker)与《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等最出名的美国刊物写文章。作为一名老师与一名记者,我自己过得还不错:我受到学生与同事的尊敬,周游世界,认识了许多有意思的人,同时也在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我应该为此感到高兴才对。然而,身为一个年轻的耶鲁毕业生,我想要立刻成功。于是,当我没能出版自己的书,没能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时候,我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之中。我感到迷茫、愤怒,并对这个世界困惑不已。威廉姆·德莱塞维茨说得没错:“不成功”这个想法确实让我感到恐惧、迷茫与挫败。

但我认为, 二十多岁时的我之所以如此不快乐,主要原因在于我将生活看做是一场个人主义的奋斗——这种心态高度体现了耶鲁的精神与态度。我的教授们、我读过的书,以及我与同学的晚餐交谈都让我确信,耶鲁学生是被选中的一个团体,命中注定要升至社会顶层,去统领那些愚昧而粗俗的大众——这一切应验得有多快,这个社会就有多么公平与公正。我决心要靠自己独立取得成功,以证明我有多么出众——正因如此,我不仅觉得愤怒与沮丧,而且还感到迷茫与孤独。

这便是第三条耶鲁没有教给我的人生道理:幸福与意义并不来自成功与成就,而是来自家人与朋友们的关爱与支持,正如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社会动物》(The Social Animal)一书中所写的一样。虽然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没想通这个道理,我很幸运地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明白了过来,于是我回到了中国教书。这是我一直以来都热爱的工作,在这里,我认识了一群与我抱有同样教育理想的学生、家长与同事。

老实说,耶鲁和常春藤确实有着一流的教授、上进的同学与世界一流的资源。那些有幸被它们录取的学生们一定会经历一场改变人生的教育。但进入常春藤并非一件生死攸关的事,而申请这些学校的竞争却又如此激烈。在一头扎入其中之前,我们应当先理清头绪。

首先,没有任何有力证据表明常春藤学位会影响毕业后的收入。研究者发现,虽然常春藤学生与其它学校的学生在毕业收入上有差距,但是常春藤学生与被常春藤录取但去了其它学校的学生相比,在毕业收入上没有任何差别。这也就是说,如果你既聪明又用功,无论上哪所大学在生活中都会成功。

其次,为了取得成功,一个人能得到的最好的教育来自生活中的困苦与挫折。最终,是我们在生活中的态度与选择——与人合作的能力,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以及克服挫折的能力——决定了我们能有什么样的成就。

最后,个人经历告诉我,常春藤教育——因为它热衷分析智能而鄙夷情绪智能,因为它与现实世界的分离与隔绝,因为它的品牌与名望带来太多自负——有时会让学生们无法找到真正的成功、幸福与意义。

如果一切从头来过,我在高中仍会上最难的课程、踢足球、当校报主编。但我会因为自己真心享受这些事情而去做。同时我会确保自己有时间与朋友出去玩,并且保持充足的睡眠。我不会被耶鲁录取,但我会成为一个更快乐、更健康的人。

别误会了:对上了耶鲁这件事,我还是感到很高兴的。每次失败只会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究竟是谁,让我们更努力地奋斗,以成为自己想做的人。对于我而言,耶鲁是一场挫败——可到最终,它只让我变得更坚强、更明智、也更忠于自己。

(本文作者:江学勤,江学勤是教育工作者,毕业自耶鲁大学,先后创立和管理深圳中学和北大附中国际部。本文最初由英文写作,周业然翻译。周业然是卫斯理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大三学生,正在与江学勤合著《创新中国》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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