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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大火记者手记:当地官员离孤儿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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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日,元旦假期后第一天。将近中午12点,我的电话响了。

“兰考出事了,烧死了7个孩子。赶紧去。”电话那一端,部门副主编的语速比往常快了许多。他说,孩子是一名叫袁厉害的兰考妇女收养的,都是有疾病或残疾的弃婴。

大火、弃婴、收养、病残。我不禁心头一震,出大事了。

当天中午2点多,我和摄影记者侯少卿,坐上了最近一列赶往郑州的高铁。我的同事孔璞,恰好在郑州采访。得知消息后,她已赶赴现场。

随着时断时续的信号,我开始不断刷新最新新闻进展,搜罗关于袁厉害的一切信息。

说实话,兰考当时给我的印象,只有一个电视剧里的焦裕禄,是个好官。

1、袁厉害是谁

开三轮车的、开商店的、甚至是政府里的人,没有一个人说袁厉害坏。一名上海的同行说,袁厉害一个邻居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吗?没有这场火灾,她肯定能‘感动中国’”。

1月6日上午,我第一次见到了袁厉害。她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在接受调查时突然发病,被家人连夜送进了医院。

躺在病床上的袁厉害身形胖大,穿着宽大的深色棉布衣服、像个农村的邻家大婶。

家人说,她一直昏睡,中间醒来过,不是号啕大哭,喊着死去孩子的名字,就是狠劲撕扯自己的头发。接着,又睡去。

看到网络上对袁厉害的描述,有人说她借孩子骗低保,还有人说她卖过孩子。看到眼前的袁厉害,我心里多少还是有些疑问:她和孩子们的感情真这么深吗?她有网上说的那么坏吗?

袁厉害始终昏睡,采访无法进行。我走出兰考县医院,准备再采访一下她的邻居,也多少想印证一下自己的想法。

我刚走出医院,见到一名身穿围裙,黑瘦的妇女走到门口,一把就拉住了袁厉害的儿子杜鹏,接着就泪流不止,当着十几个媒体记者哭出了声,嘴里重复着一句话“咋会这样呢”。

杜鹏也哭了。

在袁厉害的家门口,一名老人家正对着镜头大声质问记者:“谁说她不好,凭啥这样说?我和他对证。”为了养别人的孩子,小儿子杜鸣被送到奶奶家,12岁才被接回来,母子关系始终不怎么好。

旁边的人说,不光兰考弃婴,外地的家长也往她家送。没有袁厉害,这些孩子早就死了。

郭海洋说,他的岳父多少有点异议。他劝说袁厉害,不要再多收养孩子了。袁厉害不听。

因为收养弃婴,袁厉害的名声越来越大,送来的孩子越来越多。

郭海洋说,他岳父担心,在自己还能抚养这些孩子的时候,这些孩子还有人管,等他们老了,这些收养的孩子会是自己子女一辈子的拖累。

第二次见到袁厉害,是在7日上午。一家媒体开车想拉着袁厉害去福利院。这时一个与袁厉害熟识的人冲过来,伸手塞给她几十块钱,她眼泪直流,又哭起来。

采访结束后,我和几名同行坐在一起,讨论袁厉害究竟是啥样的人。大家各自聊起采访经历,开三轮车的、开商店的、甚至是政府里的人,没有一个人说她坏。

一名上海的同行说,袁厉害一个邻居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吗?没有这场火灾,她肯定能‘感动中国’”。

2、孩子们有多苦

袁厉害的儿子杜鹏说,孩子们治不了的病,要不没钱看病,没过多久就死了。带到地里,挖个坑就埋了,连个坟头都没有。

8日晚上,我终于和袁厉害建立了联系。此时的她,已经受到了两名“保安”的特殊照顾,一批批记者被拦在了外面,也包括我。

无奈之下,我打通了袁厉害小儿子杜鸣的电话,再由他把手机转交给袁厉害。

从出事至今,袁家人几乎从没拒绝过我的当面采访或是电话采访,只是感觉袁家人都不善于表达,甚至为表达不出心里话,有些焦急。

电话那头的袁厉害声音很低,很客气。虽然没见过面,但总是以“弟弟”称呼。她开口就是,“他们为什么不让我见你,我想见你们呀,弟弟,你们在哪”。

当我提出采访时,她仍然是“你说吧,弟弟,我听着”。电话那头,她有些激动,言语有些混乱。她说,她给孩子们办过残疾证、办过孤儿证,但是没一个能办成的。

袁厉害说,她写过申请,县残联没给她一分钱。说到民政局,特意压低了声音,“他们根本就不管我”。说着说着,一提到孩子,电话中的袁厉害号啕大哭。

郭海洋的记忆里,他的岳父母都很疼爱这些孩子。一个白化病孩子白妮,每天睡觉都搂着袁厉害睡,嘴里还叼着袁厉害的衣角。她从不打骂孩子,也不允许别人打骂。

听到这里,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她,在电话里沉默了好一会。

这些孩子,大部分生来就是残疾,或重病,被家人抛弃,吃着变馊的饭菜、穿着别人捐的旧衣服。虽然是残疾人,办不下残疾证。是实质的孤儿,法律却不认可。唯一留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还是袁厉害“非法”办来的。而他们的命,是袁厉害给的。

我同事侯少卿在福利院陪了孩子们一整天。

1月6日,他说,他拍到一张照片让他非常震撼。“你看这孩子穿着什么”。顺手递过了相机。

在他的回放显示屏上,一名15岁的男孩子,穿着一件带花的半透明女装。

袁厉害的儿子杜鹏的话,让我感受颇深。他说,孩子们治不了的病,要不没钱看病,没过多久就死了。带到地里,挖个坑就埋了,连个坟头都没有。

3、兰考有些官员好冷漠

兰考县新修的行政事务大厅,宽敞明亮,甚至顶楼一层的房间未被利用。采访期间,有媒体报道,兰考县财政局花2000万建办公楼,却没钱修福利院。

我从事记者职业,至今有五年多,接触过多种风格的地方官员,兰考的官员们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个,5日是兰考官方的新闻发布会,也是火灾后唯一一次发布会。

我和南方都市报记者到达时,恰好和兰考县里官员同乘一个电梯。

在这间电梯里,我们并没有见到他们因为7个孩子的死而面带悲哀神色,反倒在电梯打开的一刻前,他们还一直说笑着,还调侃起一名女干部“看你像省里来的”。

我和南都记者不由低头,各自叹了口气。

发布会上,副县长念完了稿子,和民政局长、宣传部副部长转头冲出侧门,一句话不说,跑到楼下,钻进车里,司机一脚油门,冲出了记者的“包围圈”。

随后的几天里,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这名副县长和宣传部副部长,甚至无法拨通他们的电话。

此前,兰考县民政局副局长李美姣,在被媒体追问时,连连面露难色。最后,干脆拎起皮包,转身就走,头也不回。

一位同行发出感叹,“兰考有些官员啊”。

到达兰考第一天,我住在了火车站旁边的一家酒店。第二天,为了争取点采访机会,转到了县里的温泉宾馆,这里也是专案组驻地。

我的同事孔璞,住在另一家酒店。事发第二天,因为另有采访,她匆匆赶回郑州。此前,当地宣传部门多次盛情邀请,希望安排吃住,我们均婉言拒之。

一名同行事后说,宣传部安排了几家宾馆作为媒体接待,全包吃住,标桌至少600元起。在另一家酒店里,还专门为记者留出了几个包厢,供就餐,不限标准。

但这些,也遭到一些媒体的拒绝。

一名上海同行说,他见到满桌的酒菜,想想袁厉害和死去的孩子,心里很不舒服,没有动筷子。临走,他在桌上留了100块钱。

采访期间,有媒体报道,兰考县财政局花2000万建办公楼,却没钱修福利院。

1月8日,我和几名同行来到该县新修的行政事务大楼“阳光大厦”,这里宽敞明亮,甚至顶楼一层的房间未被利用。一位最高不过科级的领导办公室,就有30多平米。

在这座楼的旁边,是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的在建新楼,高14层,建筑面积18380平米。这样的楼,在兰考显得异常突出。这也是该县2011年确定的“80项重点工作之一”。

这座大楼的标志牌上,赫然写着造价5000万,在它旁边,还有至少4家大楼在建或刚入驻,大部分气势恢宏,都是机关办公楼。财政局大楼也在之列。

兰考有数不清的三轮车。每每有穿着破旧的三轮车夫从楼前走过,显得有些不搭调。

日前,有媒体刊登了兰考县一机关办公楼的效果图。我的朋友特意打电话问我“你看那楼像个啥?”我说,不知。

“那不是个太师椅嘛!”朋友说。

孟祥超 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发表兰考大火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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