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病与痛，不是绝症，却会把人们拉向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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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我回去办婚礼，兼去老中医那儿看腿。简单的乡村回礼就在我们村头的小饭店里举行，亲戚们都来喝喜酒。三姥姥家的一个舅舅也来了，喝完酒，他们蹲在路边的大石头上，等着回去的车。表弟和这个舅舅开玩笑：你这个铁脑壳，脑子坏掉了。

我才知道，这个舅舅的脑袋曾经做过一次大手术，据说摘掉了一块颅骨，换上了钢板。那次手术之后，他的头脑就有些坏，经常说傻话。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不愿说。表弟告诉我。

那时候，表弟还在北京的郊区开车，这个舅舅到北京看病，他带着他到协和医院去。可是他们排了三天队，也没挂上号，舅舅蹲在地上呜呜哭，觉得自己要完了，表弟也急得难受，可是没有号，又能怎么办呢？后来，表弟给舅舅出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救了他。

舅舅按照表弟的指挥，跑到他们要挂号的那个大夫的诊室，直接给大夫跪下，哐哐哐先磕了十几个头，然后哭嚎着说：大夫你救救我吧，我爸死了，我妈有病，我们家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我排了三天都没挂上号，你发发慈悲，给我看看病吧。那个大夫大吃一惊，赶紧给他加了一个号，而且仔仔细细地帮舅舅瞧了病，安排他入院治疗。

说起这事，表弟和舅舅都乐开了，仿佛是在讨论电视上好笑的小品，我想象这个情景，也忍不住跟着笑。可笑过之后，一丝酸楚涌上来，这就是我的贫穷的乡亲们，在面临病痛时只能做如此无奈的选择。是的，舅舅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近似疯狂的作为，没有被医院当做精神病轰出去。和在城里的人相比，他们就是这样卑微，没有人是生来平等的，特别是在那些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人和人的差别，会一瞬间判别活着还是死去。

我的腿刚刚显出酸痛的那段时间，我接到老家老姑父的电话。老姑父说，小表妹亚娟大概因为吃了小卖店里恶劣的零食，患上了紫癜，治了好久，也没有痊愈。他们从一个大夫那儿打听到，北京儿童医院自治的一种药效果最好，让我想办法去给开一些。

我从没去过儿童医院，但它的名声却早有耳闻了，北京最难挂号的名单里它总是前几个的。还是凌晨3点，我出发去医院，4点左右到那儿。我本以为这时节儿童医院应该是静悄悄的，但刚进去就吓了一跳，几乎到处都是人。能看得出，大部分是外地来的，他们背着包裹，抱着生病孩子，一脸茫然，或坐或卧在楼道里、楼梯上。

我打听到排号的队伍，站在那儿排着，这时有人走过来问我：哥们，有号了吗？我一愣：这不是正排着呢。他笑了：没用，这个医院要挂上号，得排两次号，先得拿到挂号的资格号，有了资格号，你才能挂号。我说怎么可能，从来没听说挂号还要资格。那人看我不信，摇摇头说：等会你就知道了。他走到另外一个队，向别人推销他的资格号了。

我跟前后排队的人打问，才知道号贩子说的是真的。他们确实拿着写着号码的纸条，原来这个号竟然是提前一天放的，有这个号的人，第二天才有资格排挂号的队。看着全面的队伍，我知道自己今天挂不上了，但我又不能等到下午放明天的号，怎么办呢？我想到了先前和我说话的票贩子，开始在院子里四处找他。

终于在一个角落找到他，问他是否有排队号，他说有两百块钱一个。刚才还一百啊？我喊道。刚才是刚才，现在两百都有人抢。我毫无办法，只能从他那里买了一个号，然后挤进挂号大厅去挂正式号。终于走进诊室，和医生说明了情况，大夫倒是好说话，给开了二十天的药。

等我拿到药的时候犯愁了，不是草药也不是盒子，而是一个个小瓶子装的液体，四十个，我怎么往老家寄呢？我拎着药，跑了四个邮局，没有一个愿意邮寄的，后来终于找到一个，工作人员说你这样是无论如何也寄不出去，就算寄出去，到家也都碎掉了，你必须得用什么东西包起来。我跑到金五星，买了四十条毛巾，把玻璃药瓶子用毛巾包起来，外面套上塑料袋，然后才打包进箱子里，邮寄了回去。十天左右，老姑父收到了药，小表妹的病也终于痊愈。

我忍不住想，倘若没有亲戚朋友在北京，老姑父又该怎么办呢？大概，他只能带着全家一年的积蓄坐车来北京，四处打听，找到儿童医院，然后不分昼夜地排队挂号，最后幸运地拿到药。我很痛恨自己找号贩子的行为，可在那一天，除了找他们，我没有其他办法保证表妹早一些拿到治病的药。我也痛恨票贩子，可很多时候没有他们人们就回不了家。

很清楚，出问题的不是看病的人，甚至也不是倒卖号和票的贩子，是那些生养着他们的肮脏的根。我们作为在肮脏空气中生存着的枝叶，眼巴巴着根输送的营养，几乎没有回手一击的能力。

新年放假的几日，我和老婆在大钟寺，又一次接到老姑父的电话。来城里之后，每一次接到老家亲戚的电话，心里都会生出一些陌生恐惧，我知道每一个电话都肯定都传达着不寻常的事情，每一个事情都是沉重的担子，甚至都是我的肩膀完全挑不动的担子：孩子考大学，借钱，看病，他们总以为我们在首都北京，能耐大，说安排个什么事情就安排个什么事情，不晓得我在几千万人口的城市里，比他们在村里还要渺小虚弱。看到老姑父的电话，我知道，一定有事情了。

果然，他告诉我说，表妹最近学校体检，查出很可能是先天性心脏病，遗传的。在农村，没有人给孩子每年做体检，如果有，很早就能查出来了。老姑父说：我听说北京武警总医院还是什么医院，有一个免费给儿童治疗先天性心脏病的，你帮我看看，能不能给她治治。我说我回去查一下吧。

回到家，我从网上查了查，前几年确实有免费治疗的相关报道，但丝毫找不到头绪，也没有查到这个项目还在继续的消息。我汇报了情况，老姑父说，不管怎么样，我得带孩子到北京去，好好做个检查，就算是自己掏钱，也得把手术做了。我说好，来了再给我打电话吧。老姑父说，肯定得给你打电话，你得帮我们安排看病。我在这边苦笑，大概我也只能提前挂号而已。

10号，老姑父带着表妹到京，11号一大早，我带他们到医院去看病。在医院的预约取号窗口，我递上验证短信，里面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医生今天不出诊。我愣了，喊道：不出诊？提前十天预约的，你现在告诉我不出诊？我们从几千里地之外的老家跑到这来，你现在告诉我他不出诊？护士说，我也不知道，反正不出诊，你跟我喊也没用。

我看了看不远处等着的老姑父和表妹，他们似乎意识到什么，我实在没有办法告诉他们预约的专家今天不在。我跑到一个角落，给预约挂号打电话，看能不能转到其他专家，或者能不能挂到最近几天其他医院的专家号。最后，我们无奈地接受了到这家医院另一个大夫那儿去看病的结果，虽然看先心病不是他的专长。

整个过程中，我强忍着不表现出发生了点小意外的失望情绪，我很担心他们会更失望。老姑父自己的心脏也遗传了这种病，但他只能带着它，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舍得花几万块钱去给自己做手术。万幸的是，表妹检查的结果虽不是毫无问题，但还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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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不去想，对于老姑父这样的老百姓，究竟该怎么去抵御生活里的病痛。辛苦一年的收入不过万余元，要柴米油盐，要给孩子交学费，要应付日常生活，一旦某个人生病，就可能把整个家庭拖到深渊。所谓的农村合作医疗，看似一个乌托邦似的美梦，但你一旦有紧急情况，它未必帮得上忙。

有关这个国家的医疗体系，我们看到感受到的太多了，似乎已经没什么话可说。国家有的是钱，但从来不愿把这些钱好好的花在老百姓身上。即使不能做到全民的大病医保，能不能让全国的孩子都能享受免费治疗？给他们一个享受全部人生过程的机会，并不是件多么奢侈的事。一个高干病房，一年几百上千万都花出去了，就是不愿分给老百姓分毫。

难道还让我去相信某些既得利益者义正词严的鬼话：咱们是大国，咱们人口太多，要理解政府。没有人会期望实现绝对的平均主义，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每个人活着的机会和尊严，这应该是一个国家给国民的最起码的保证。

所有人在生病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怎么会这样？为什么偏偏是我？它所带来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治疗，而是接受，你必须接受自己生病的事实，之后才是去治疗的问题。因此，我们希望医生对自己的病给出合理的解释：我病在哪儿了，为什么会疼。

只有可理解的解释，我们才能接受自己的病，尽管这是被迫的。人们不但要知道是什么病，还想知道是怎么得的：饮食不规律，吃了有毒食品，遗传，被人传染，等等等等，必须有一个可靠的来源。没有缘由的病，是人最大的恐惧。

人人都会遭遇病痛，人人也都会死于此，或早或晚。这是唯一的最后的平等。不平等的是死之前面对病痛的人生，穷与富，官与民，所有社会意义上的差异，都可能成为导向生命意义上差异的管道。而一个完善的国家，就是做到让所有人在面临病痛时是基本平等的。

十月份去欧洲，在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瑞典，导游说：在这儿，谁生病都一样，老百姓怎么治，部长高官也怎么治，完全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只遭受疾病本身所带来的痛苦，而不需遭受社会差异所带来的悲伤和绝望。

我们希望所有人都无疾而终，而不经受疾病的痛苦，但又清楚这希望是空中楼阁。日复一日，总有人因此而离开人世，既然这不可避免，那就期望着因病而逝的人都是医治无效，而不是无力医治吧。

PS：很多朋友问起，我的腿伤是09年，早已复原，谢谢大家关心。

PS2：有和我膝盖相同症状的网友问我当时治疗的问题，在这里统一回答一下：当时病痛持续时间较长，看了好几家医院，各有各的说法，中药西药都有吃，我自己也难以确定哪种药起了效果，不过我可以确定的是，一个好的心态和精神状态，对恢复是有帮助的。另外，当时我做了一段时间理疗，感觉也有点效果。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希望病友们都能早日康复。（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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