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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普通人家的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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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电话回家的时候,母亲忽然告诉我,老D去世了。她再三感叹,我也半天无言。有时候,命运好像真的要特别跟人为难,苦命的人竟然会再三受其拨弄,辗转难以逃离。

认识老D,是在ICU(重症监护室)的门外。2010年5月,父亲和妹妹从合肥回老家,在合肥火车站,父亲还在移动扶梯上的时候,突发脑溢血,上了二楼人已倒地不起,无法说话,只能闭目流泪。妹妹惊惶中不失镇定,在别人的帮助下叫了救护车,送他去了医院,然后通知了我。我买了最近的机票赶回家,却再也没有见到父亲醒转。

父亲的出血部位是在脑干,据医院的人说,这种病人是没的救的,往往在病房住个几天,挨到远方的家人回来,见上一面就放弃治疗。大部分人放弃的原因之二是高昂的费用,ICU里的人,一天耗费个五六千乃至上万,都是寻常事。

我们母女没有轻言放弃,四处奔波筹钱。那时候心头焦急万状,一方面想着父亲究竟能不能醒转,另一方面想着怎么去筹措下一笔医药费。医生和护士的态度都是很好的,但催起款项来毫不含糊。

父亲第一次大病是在省立医院,那里的护士催费方法是把费用单放在病人床脚。家属看了,自会砸锅卖铁地去尽快筹费,否则第二天就要停药。这家市立医院又是别样的方法。他们在收治病人的时候都要留家属的手机,有事便通知家属。

有一次半夜10点多,电话铃响了,我一看号码是医院的,手直发抖。待接了电话,才知道是催我们第二天要交费。5月下旬,出于照顾便利和费用的考虑,我们包救护车把濒危的父亲转回了老家的医院,就是在那个ICU病房外认识了老D一家。

县城的ICU是非常奇怪的所在。一大片简易房,房顶是宝蓝色的简易瓦,接着旧的住院大楼盖在露天。医生要求病人家属24小时不离开门外,却又不提供住处,病人家属只能在病房外的水泥地上铺张破席子,席地坐卧。雨天一身水,晴天一身灰。

我们刚去那里,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一个常年在那里打扫卫生的清洁工穿着白大褂冒充医生,命我们买两条毛巾被给病人用。我们觉得莫名其妙,想是县城的新规矩。又看她一身白大褂,仓皇中未辨真伪,稀里糊涂地掏了钱,40元一条,买了两条小小毛巾被。

待几天过后明白她只是清洁工,也不敢发怒,反而还要小心陪笑脸,因为她是可以自由出入ICU的人。我们到不了父亲身边,她是可以随时随地到达的。毛巾被后来也没有给父亲用,被我们带回家了。

我们恳求医生,问能否留下手机号码,自己回家休息,一旦有事,打个电话人就来了——县城非常小,从我家步行到医院,10分钟而已。哪怕我们付电话费呢?多付一些钱呢?医生坚决不允,还说不候在门外,出事找不到家属,责任自负。我们无奈,只能每天去病房门口徘徊守候。不过事实证明,ICU根本没有什么需要家属处理的急事,最急的事无非是你账上没钱了,医生拿着白色小条子慢慢走出来,命你速速去补款而已。

ICU里死人乃是寻常事,常见到家属们在病房外集聚,或焦灼满面,或嚎啕痛哭。有的病家是县城中的殷实人家,家属虽然面色凄惶,但衣履体面,神色自矜。有的病人一看就是田舍郎,家属衣着寒窘,腿上还有泥泞。

记得有一家送来的病人,是正值壮年的女人。原是脑出血,医生误诊了,给安排在普通的病房。病人也不知道,挣扎着去上厕所,一头栽倒在地,被送入ICU,再也没有醒来。那病家一群衣冠楚楚的家属挤在ICU门口,其中有个女孩拖着行李箱,靠在墙上面色凄惨。行李箱上航空公司的条形码还未来得及撕去。

我们在ICU外踱来踱去,没事可做,很快就发现门外唯一可以避雨的地方——住院部的屋檐下,有人占了先机,安放了一张折叠床。床上乱七八糟地堆着被子和军大衣,一个老头斜靠在那里,虽然面目憔悴,但不像是加床的病人,想必是家属吧——这就是老D。老D是在守护自己的老伴D大娘——也是一个脑溢血昏迷的。

我们姐妹立得久了,不免想找个地方歇息一下腿脚。老D很善良,看出了我们的意思,从床上坐起来,招呼我们姐妹坐下。我们先是不好意思,但耐不住劳累,终于也慢慢坐在床尾,和他们攀谈起来。县城就是小,谈了几句,竟然发现是母亲的旧识,告知母亲,她赶来探视,又是一阵唏嘘。

母亲悄悄告诉我,这家特别不幸。老夫妻俩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在农村里也算是个能顶门立户的人家了。D大娘为人勤俭,是四乡八里都闻名的。“他家,会过!随什么时候贴秴饼子,拿锅铲子都铲不下来!”

这是什么意思呢?皖北人家贴饼的时候,一口地灶大锅,锅底放水,面饼抟好之后贴在锅边,盖上盖子蒸。为了饼熟之后好铲,往往会在锅面抹薄薄的一层油。D大娘节俭到这一点油都不舍得抹,乃至于饼熟之后都贴到了锅上,铲不下来。

老两口克勤克俭,卖豆腐,卖菜,家里过得颇为殷实。唯一的遗憾是,大儿子是傻子,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只好在家养着。好在第二个儿子是个争气的,学习成绩好,人也长得俊秀。老夫妻俩一门心思和指望都在小儿子身上。这儿子顺顺当当到了高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心性也高,想着自己将来不是北大也是清华的。

只可惜农村中学,哪有什么好质量的师资,能把字音读准就不错了。所以,说是小儿子成绩不错,也不过是矮子里挑将军罢了。可是一个农村少年,怎会想到这么多?高考放榜,成绩并不如他所愿,虽然不至于落榜,但北清是无望的了。少年接受不了现实,痛哭几次,自杀身亡。

唯一的指望没了。老D两口子是否呼天抢地,寻死觅活过,我不知道。但日子是很长的。人命像草一样贱,但也像草一样结实,经冬不凋。女儿出嫁了,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北,日子过得去,老两口还要养着傻子这个儿子呀!容不得懈怠一天。老D夫妇仍旧是卖豆腐,卖菜。日子一天天过去,悲伤会不会褪色?

数年过去了,就在人们已经不大谈论这个悲剧的时候,D大娘脑溢血,被送到了县医院。老D菜也不卖了,天天蜷缩在病房外,守着。女儿们要老头回家休息,老头不答应。所以,他是24小时看守,两个女儿轮番来陪伴。

“你看看,一个油星都不舍得用,现在一天好几千块钱!”母亲唏嘘。

我们家没有男丁,母亲又在家料理家事,照顾90多岁的老外婆,我们姐妹俩实在无法满足医生“24小时守候”的命令,就深夜从ICU走回家休息,清早再去。有时候,医生深更半夜出来喊着催费,或是催家属送什么东西进病房,星夜露天守候在病房外的老D一家,就帮我们传个消息。

父亲在合肥医院的时候,ICU允许病人家属每天消毒后进病房看半小时,我们母女每人每天十分钟,拉着昏迷的父亲的手,和他说话,呼唤他,期盼他醒来——但父亲始终没有醒转,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我已飞回他的身边。我告诉他我准备要小孩了,让他千万等等自己的外孙或者外孙女。他闭着眼睛,满面浮肿,毫无回应。

父亲被困在了自己的躯壳中,谁也不知道这种病人有没有感受和知觉,因为很少有人回来过。

过了几天,父亲上了呼吸机,这不是个好兆头,因为很多人上了呼吸机就没有拿下来过。上呼吸机,刚开始是把你的嘴分开,从喉咙里插一根管子下去。后来医生说这样会伤害喉咙,建议从脖子上挖一个口子,直接从那里接管子下去。

医生告诉我们,因为病人没有知觉,可以不用麻醉药,直接挖。“麻醉药是没有意义的!”我非常犹豫,但医生坚持说不要紧,就这么挖了。第二天去看,父亲喉结下面插了一根手指粗的塑料管。皮肤上贴着一块纱布,上面还有血痕。

县城里没有进病房探视这种事,所以父亲进了病房,就和我们完全隔绝了。每天下午的时候,医生打开病房外面一个巷道的小门,家属们可以拥到那个肮脏不堪,垃圾满地的巷道里,爬上窗下摆着的摇摇欲坠,缺着不少木板的长椅,伸着头往病房里看上二十分钟。每天只有这会儿能见到亲人,家属们都拼命拍着窗户,大喊病人的名字。

父亲正好躺在一个窗户的旁边,我们能够看到深埋在一堆管子中的他。我们姐妹每天都踩在椅子上,隔着厚厚的窗玻璃,喊着父亲的名字。D大娘是父亲的临床,所以她的两个女儿也和我们一起挤在椅子上,拍窗大喊。一时“俺爸”、“俺爷”、“俺娘”之声此起彼伏,还有人忍不住掩面而泣。

时间长了,我们在一群家属中俨然成了老江湖,门一开,别人还在发愣,我们就左右分挤,猿臂轻舒,纵身飞上长椅,占据有利位置。ICU不允许病人进入,理由之一是要保持卫生,说里面是无菌环境。但有一天我在拍窗呼喊的时候,竟然看到窗户里边有一只苍蝇,在窗台上活动腿脚。

ICU又要求家属给提供卫生纸和湿巾,说是病人大小便失禁,要用这些东西清理。为什么不能用别的方法,为什么不能从医保走,没有解释。总之,我们隔一两天都要送进去十卷长的卫生纸卷,好几袋湿巾。第二天又没了,医生护士就又催买。

我真怀疑一个月粒米未进,只靠营养液维持生命的父亲,哪里有如此多的排泄物。但人在他们手中好比是肉票和人质,哪里有什么分辨的余地。于是又匆忙买来点头哈腰地送进去。

县城里百货大楼的湿巾特别贵,一袋强生的婴儿湿巾要30元人民币,这样一两天下来,我们递进去的卫生用品都要近百元。当时,我们为了筹集医疗费可谓日日发愁,左支右绌。为了节省开支,我在淘宝上买了一箱婴儿湿巾,每袋合人民币10元,算下来也颇节省了一批钱。老D家也想要,湿巾来的时候,就是他女儿骑着电动三轮车帮我们运回来的。那一箱子湿巾,父亲没有用完就去世了,我们把剩下的湿巾给了她们,过了一段时间,她们给妈妈送来了两百元钱。

老D家的两个女儿,对我们都极和善。她们一看就是庄户人家的妇人,面色黧黑,牙齿发黄。虽然已经为人母,但说起话来轻言细语,三分羞涩,温柔敦厚。我们守候在病房外,长日无聊,互相谈论些杂话,说着稼穑之事,我们听着都新鲜。

说起6月的黄瓜不能吃,农药太多,前几天什么庄子里还毒翻了一片,我们都惶然。又谈起农村青年因为外出打工,导致风气败坏,十几岁当妈未婚先孕的事情,我们都叹气。老D见到我们,大多时候都是嘿然无言,唯抖抖索索咳嗽几下,招呼我们坐下。

撑到了6月份,父亲脏器渐有衰竭的倾向,遍询医生得知无幸,方决定放弃治疗。究竟让父亲哪一天死,这是个很难的选择。虽然决定放弃治疗,但我还是做了最后的努力:带着父亲的医疗资料又回了一趟合肥。我去了抢救父亲的医院,去了安医附院,去了省立医院,还去了朋友的亲戚所在的一个小医院。所有的医生看着父亲的病历都摇头。

最初抢救的ICU主任看到我,惊道:“这么久了,你们居然还没有放弃?”最后去的是省立医院。医生是个中年女士,看了片子,说是没救了。我的眼泪当场就下来了,坐在医生的办公桌边哭啊哭,医生也没有说话,就默默地看着我哭。

6月初天气已热了,但父亲去世之前的一夜,风雨大作,非常寒冷,我几乎睁眼等到了凌晨。四五点钟,我和母亲妹妹前往医院。当天寒冷异常,路上没有行人,我们衣着单薄,拎着暖瓶、水桶、毛巾和干净衣服,瑟瑟缩缩往医院走。一边走我一边发抖。

到了ICU,三人换了衣服进去给昏迷中的父亲擦洗身子,母亲站在父亲床前不禁痛哭,我们也黯然涕下。因为父亲早就说过,不喜欢寿衣那种小丑一样的装扮。我特地给他买了一身西装,一件干净衬衣。擦洗完毕,换上干净的衬衣。

母亲拉着父亲的手说,你不要怪小孩,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你总也不醒呀。昏迷了一个多月的父亲仿佛知道我们前来送别,突然猛地睁开了眼睛。睁得非常大,血红色的眼球——就睁了这么一下,又闭上了。

擦洗完毕,已是清晨,天亮了。我们姐妹退出ICU,医生就拔掉了呼吸器。我坐在老D的床尾,等啊等,等父亲的灵魂从身边飞过。然而奇迹发生了,父亲原本早就不能自主呼吸了,可呼吸机一拔掉,他的呼吸又恢复了正常。医生告诉我之后,我兴奋不已,以为父亲有救了。

我高高兴兴地去医院联系,希望把父亲移到普通病房,可外科医生得知情况,却以“别的病人害怕”为由婉拒了我。我回家后,在网上买了简易的呼吸机,吸痰器,还收藏了供植物人使用的床和床垫。妈妈也高兴地说,宁愿伺候一个植物人。

第二天,父亲还是没用呼吸机,我们且惊且喜,三个人不由自主地绽开笑容。上午,病房外无事,我们回家休息了。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我接到了ICU主任的电话。主任温言细语地说:“XX啊,你来医院吧,你爸呼吸不好呢。”我和妹妹疯了一样往医院赶。到了病房,进去,我看见爸爸呼吸非常急促,喘不上气的感觉。

主任这时候才跟我说实话,说他昨天之所以呼吸正常,是因为缺氧导致的肌体自我保护。现在,这股保护力量没了。现在要我们做最后的决定,是不是要抢救,是不是要上呼吸机。如果决定彻底放弃,就在一个文件上签字声明。我又一次犹豫了。

医生拿着文件等在我面前。他跟我说起了自己的一个亲人逝去的故事,暗示我,有些东西是无法挽回的,有些坚持是没有意义的。我知道,虽然上呼吸机,父亲又可以撑几日,但几日过后,钱没了,人还是救不回。母亲怎么办呢?

最终,我在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同意放弃治疗。父亲生了我,我却亲手给他送死。

主任把我们带出了病房,他说病人临终时候的样子我们是承受不住的。我曾经想过,自己是一定要拉着父亲的手,等他断气的。但临阵我还是退缩了,我觉得自己实在不敢承受。我请求医生在父亲逝后,把他身上的伤口全部缝合起来。我们等在10米之外的医生休息室里,父亲在深度昏迷中平静离世。

父亲去世后,医生走进来,让我看了时间,下午三点多。我们走进病房,父亲床周围的帘子拉了起来,医生已经离开了。我掀开帘子,父亲平静地躺着,嘴边有一些呕吐的污渍。身上的管子都拔掉了。我拿着湿巾一点点擦干净污渍。掀开父亲的衣服,他的身体还是温热而柔软的。我摸了摸他的肚子,还有点烫烫的,一点也不像去世的人。

我们姐妹再一次用热水清洗了他的遗体,把他接回了家。乡人嘱咐我们,在人去世后,不可以把眼泪滴到他的身上,不然他会挂念,不肯走。可是妹妹在给父亲擦身子的时候,一滴滴的眼泪都落在他身上了。

此后守灵两夜。因为我要赶回来的飞机,也只能守着这两夜了。父亲的冰棺放在进门的客厅,头顶上亮着大灯,冰棺下的地面上散乱铺些稻草,我和妹妹就蜷缩在稻草上睡觉,这是本地的规矩,孝子在守灵期间不能睡床,也不能坐板凳。

母亲搬来被褥铺在稻草上,我睡得不安,溽热,灯光,还有蚊子。冰棺嗡嗡响,也令人无眠。冰棺的压缩机流出水,水流过稻草底下。我过一会儿掀开盖在棺上的布,看看父亲的脚。有时候掀开前面的布,看看他的脸。父亲的脸非常平静:让他痛苦的人生结束了。

亲友来吊,我们守在棺侧,跪在稻草上给每个吊客叩头。三天过后,我抱着父亲的遗像上了路,逢到路的拐弯处和过桥的时候就喊一声,“爸,过桥了!”“爸,拐弯了!”父亲去世后好像失掉了灵性一般,需要我这样去提醒他,带着他走路。吾乡人对于死亡有种奇怪的看法,好像认为人死之后就灵性全失,泯灭如同牲畜。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我这样回忆父亲的最后旅程:“父亲火化的那天,火化之后工作人员让我和家人进入了车间,为的是想找到他体内的肠癌术后吻合器,不想让他带着那东西走。我走过打开的车间门,眼前是一个大炉子,炉后面是平地,水泥地上干干净净的,散放着许多骨头渣子,有大有小,有的地方还带着火星。我刚开始头晕目眩,都没有明白那是什么,直到一步一步走近, 心里才晓得这是父亲。蹲下来摸了一摸,骨头还有温度。

妹妹和我蹲在一起,我们俩看着骨头发呆。有的骨头很大,能看出是天灵盖,有的是腿骨。我摸一摸腿骨,很结实。捡起天灵盖翻过来看了一下,背后有烧焦的痕迹。能看到骨头的细密纹路。妹妹低低叫了一声:“俺爸?”我们俩没有大哭,反而还不约而同笑了一声。

是真的,那一刻我忽然放下了一些东西,我知道眼前就是最后的最后,就是结局了。一切烦恼、痛苦、不平、忧惧,都不存在了。只有这洁白干净的骨头。他还在。也没有想象得那么坏。而且我确信,许多年之后我们是可以永远在一起的,那时候所有的人都在。”

父亲火化次日,我们依照风俗,给他送烟火。也就是说,他从此后要和我们分家,在另一个世界另立炉灶了。我和妹妹在傍晚时分去了殡仪馆,在一处荒丘处给他烧了纸钱鞭炮。风俗说是,烧完转身就走,千万不要回头。我立在黄昏的风里大声说:“爸爸!从今后你就要单另过了!自己做饭的时候,不要节省,吃点好的!”

父亲去世了,我们也不复在ICU外守候。但一直惦记着这家人,不知道那勤俭的D大娘有没有醒转过来,不知那守候老妻的老D有没有轻松起来?不知道那温柔敦厚的D家姐妹,有没有好起来?

母亲也惦记着他们。昨天,终于见到了老D的乡人。问起D大娘,乡人说:“咳!下个月就两周年了!”母亲心下惨然,又问起老D。乡人摇头说:“明天就是圆坟!”圆坟,吾乡的人去世,三天之后家人去祭拜之意。母亲很吃惊,忙追问怎么回事。

乡人说,D大娘被接回家,大半年左右就死了。她死后,老D带着傻儿子,两个过活。村人盖房子,他家也盖。那天要拆个墙还是怎么的,要爬上墙头施工。老戴的傻儿子不管用,老头子挣扎着爬上墙头。不想大锤突然断了,老D也从墙头跌了下来,当场就没了气。傻儿子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到处跟人讲:“俺爷不能去干活喽!他那个锤子还是俺递给他的!”

为了照顾傻哥哥,老D的女儿从婆家搬了回去,这大概就是结局了吧。“在农村,这一户人就算是绝了!”母亲语带凄惶。“人都说好人不长命!”

附注:

真没想到,最初我只是想写文章纪念一下在困境中给过我温暖的老D一家。这文章却越写越长,最后成了自己家事的回忆录。一天之内就有300人推荐,3000多人阅读。还有很多朋友哭了。被我闹哭的朋友们,真对不起!我想大家之所以这么肯定我,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好,只是因为人人都是儿女,人人都有渐渐老去的父母。不要哭!我们都要走的。趁活着的时候,好好活,活得开心。

生命是非常短暂的。年轻时候特别喜欢乱来,熬夜啊,乱吃东西什么的。生了孩子才有体会,为了一点点营养成分含量的不同,我会捉着超市里大同小异的食品罐子比较半天。生怕少了几毫克,给孩子的营养就不够似的。于是又想到,不珍视身体的人,任意胡为的人,也都曾经是被父母视若珍宝地呵护过的。于是也增加了几分爱护自己的心。和大家共勉!

2013.1.26

睡了一觉起来,文章居然上了豆瓣主页,难道这是我人生中作品的最高峰么……想必父亲九泉之下也该瞑目了。他是中文系毕业的老大学生,66年大学毕业。当时一班同学本来有不错的去处,文革一来,全都下派农村。大部分同学后来都回城了,父亲没有,当了一辈子教师,一生郁郁不得志,晚景尤其不顺。他年轻时候喜欢写作,却从未有过什么文学作品面世。我小时候反叛,瞧不上父亲,事事要与他不同,连找男友都要按照他的反义词来找。现在却眼看自己一步一步在走父亲当年想走却未走通的路。

父亲是退休教师,有城镇职工医保。但是,住院的时候自己要首先垫付全部的费用,出院后才能报销。因为一直无法出院,再加上此前两年他已经大病过一次,我们的经济压力就非常大。住院的时候,花钱的速度是一天5000,一个月10w+。后来报销了一些。我无法对中国的医疗体制发表什么看法,但从个人的经验来说,我觉得作为子女,为一个老人准备个15——20w的医疗基金是必要的。

多谢大家的关注,你们的每一条推荐理由和留言我都读过了,无法一一回复。如果我可以,我真想擦掉所有为这篇文章落下的眼泪,但是我不能。再次祝大家珍惜眼前人,珍惜自己,过个好的春节。

鞠躬感谢!

2013.1.26又及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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