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中国人，你的厕所有多脏？

厕所是文明的焦点

正如人离不开厨房，人也离不开厕所。厕所是文明的焦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生活博物馆中，我看到了各个时期老百姓家中的厕所的样板，一种厕所对应着一个时代，这是一部最鲜活普通民众生活的历史。

根据世界厕所组织（其英文名 World Toilet Organization，简称WTO，恰好与世贸组织的简称相同）提供的数字，每个人每天大约上厕所六至八次，一年就是大约两千五百次。算下来，一个活八十岁的人，一辈子竟有两年以上的时间耗费在厕所里。看来，“如厕”（或用中国古人更含蓄的说法“更衣”）实在是每个人生命中的一件大事。所以，成立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来研讨六十亿人的“如厕”问题，怎么也不能认为是“小题大做”。

从某种意义上说，厕所从肮脏到清洁的变化，乃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横断面。在室内卫生工程出现之前，世界是个发臭和疫病滋生的场所，欧洲若干次黑死病肆虐，都跟城市和乡村缺乏基本的粪便处理办法有关——中世纪一次最可怕的黑死病，居然让欧洲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欧洲文明程度最高的法国，在漫长的中世纪里，几乎所有的城市，无论大小，同样不洁。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写道：“一七八八年，巴黎的茅坑掏不干净，成为一大问题，连科学院也表示关注。人们一如既往地从窗口倾倒便壶，街道成了垃圾场。”

那时候，巴黎人长期习惯于在杜依勒里宫花园“一排紫杉树下大小便”；瑞士卫兵把他们从那里赶走以后，他们就到塞纳河两岸去行方便，于是塞纳河畔“既不雅观，又臭不可闻”。就连皇太子本人也经常在卧室里对着墙壁便溺。列日、卡迪斯、马德里与上奥弗涅的小城市同样肮脏。通常有一条运河或一道激流流经这些小城市，名曰：“粪河”，“居民什么东西都往河里扔”。布罗代尔这样书写本民族的历史，一向自尊的法国人并没有斥之为“法奸”。

朱莉·霍兰在《厕神》中指出：“起初人们都在远离家门的地方进行排泄。随着人类在智力和社会化方面不断向前推进，卫生制度也取得了缓慢而细微的进展。某些文明使用的厕所比其他文明先进得多。还有一些文明则表明，在保持卫生方面，人类同动物相差无几。”

厕所的差异，显示着不同文明之间的距离；厕所的变异，对应着人类文明前进的脚步。

在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厕所管理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在拿破仑三世时代，杰出的建筑史和规划师奥斯曼奠定了巴黎城市的基础，他所设计的下水道工程，使得巴黎真正成了“花都”。可以说，没有奥斯曼设计的下水道，就没有现代巴黎的浪漫情怀。此后，奥斯曼的设计迅速为其他欧洲城市所效仿。在各大城市的市政府之中，出现了配备众多人员的、专门负责厕所及其相关项目的市政部门。

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中国的史书是一部“帝王将相的家史”，所以在其中只能发现帝王将相的厕所的情况，对老百姓家的厕所并无记载。《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宫人掌王之六寝之修，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共王之沐浴。”郑玄解释说：“匽，路厕也。”可见，从周朝起，中国的宫廷内便设立了厕所，但厕所只供皇帝专用，且有专门人员负责厕所的清洁。汉代以后这一职位便制度化了，《汉宫仪》中说，汉武帝时期，孔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听掌御唾壶，朝廷荣之”。

这就是专制文化的最大特点：在皇权至上，“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体制下，任何人只要有机会接近皇帝，便有可能获得显赫的权力和无数的金钱；所以，即便是端着痰盂跟在皇帝屁股后面接皇帝的大小便的职位，人们亦趋之若鹜，以为无比尊荣。孔夫子昔日周游列国，惶惶如丧家之犬；孔安国今日侍奉皇帝，虽臭尤荣。

明清两代，版图扩张，宫廷也膨胀。以“天子”自居的皇帝，居住在号称拥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间的紫禁城里，大殿、寝室、书房、御花园、博物馆等样样齐备，偏偏就是没有一间厕所。当年皇宫里住着数千人，上至天子，下到小太监和宫女，这多人的大小便问题如何处理呢？

据相关资料记载，皇帝方便的时候，一般不出大殿，由近侍、太监和宫女在一旁服侍，直接便于马桶之中，再送出殿去。宫中各色人等的排泄物均装于木制马桶之中，并集中于专门的粪车上，迅速运出宫廷。因此，紫禁城中虽然没有一个厕所，但仍然能够保持清洁。

宫廷之外，可就无法保持整洁了。文明只限于宫廷之内，只限于被皇帝和他的大小老婆们享有。皇帝只关心自己的宫殿，宫殿之外的百姓的生活跟他无关，他才不管老百姓们是否在粪便中挣扎呢。

明代文人王思任在《文饭小品》中，将伟大的京城比喻成一个巨大的、散发着恶臭的厕所。由于当时城内寥寥可数的几个公共厕所都是收费的，“故人都当道中便溺”。妇人们也都将便器中的粪便和尿液直接倒在街上，于是街道上“重污叠秽，处处可闻”。

诗人褚维垲有《燕京杂咏》云：“汾浍曾无恶可流，粪除尘秽满街头。年年二月春风路，人逐鲍鱼过臭沟。”下有附注曰：“都城沟道不通，二三月间满城开沟，将积年污秽戽街左，触鼻欲呕，几不能出行一步。”

阙名的《燕京杂记》描绘得更加可怕：“京城二月淘沟，道路不通车马，臭气四达，人多佩大黄、苍术以避之。正阳门外鲜鱼口，其臭尤不可向迩，触之至有病亡者。此处为屠宰市，经年积秽，郁深沟中，一朝泄发，故不可当也。”

北京和上海是近代以来中国拿得出手的两个“门面”。一位十九世纪晚期游历中国的西方观察家，用“可怕”来形容北京：“排水设备向来破败不堪，仅仅由几条贯穿于城里各处、倾倒垃圾的硕大沟渠组成。而所有的沟渠早已淤塞不通，虽然每日有潮汐涨落，城市的各个角落都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气味。”

一八九九年，美国《芝加哥新闻报》的记者这样描写他在北京的感受：“该城气味浓烈，可观之处则少之又少。……房屋低矮破旧，道路全然未加铺砌，总是泥泞不堪、灰尘仆仆，且由于缺乏下水道和污水坑，城市的污秽景象简直难以言喻。”

而爱德华·摩尔斯在《东方便所》中如此描述他看到的上海：“一进入上海小镇，用扁担挑着敞开的木捅的男子便迎面而来。他们是大粪搬运工，沿着固定的路线穿过城市。倘若跟随这些掏粪工，你会发现，他们走到附近的沟渠两侧，将木捅的污物哗啦一声倒入敞舱驳船或另一种船舶里，污满为患时，船只便被牵引倒乡间的稻田里，废物被胡乱倒进水中。沟渠少有流动，至少还不足以清除绿色淤泥，改变浑浊发黄、满是污秽的水质。可就在这条船旁，人们正舀水来饮用和烧菜做饭咧。”

这些记载让人触目惊心。今天的北京和上海早已脱胎换骨，但今天中国的许多乡村仍然如同百年前那样，人们在露天的环境下随意大小便，或者厕所与猪圈合二为一。

标签： 余杰, 经典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