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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金庸的历史世界:“东方不败”隐喻了谁?

《笑傲江湖》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不顾一切地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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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侠的政治隐喻

历经斗争,仍可笑傲江湖

文/叶克飞

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

不顾一切地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虚道人、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别的国家中也都有。

“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六十年代时就写在书中了。任我行因掌握大权而腐化,那是人性的普遍现象……因为想写的是一些普遍性格,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所以本书没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

——《笑傲江湖》后记

1967年8月24日,香港商业电台主持人林彬,在上班途中遭两名伪装成修路工人的暴徒伏击,被烧成重伤,送院后不治。

这是香港六七暴动的一大标志,直至今日仍时常被人提起。这场从1967年5月6日发动的暴动,于当年年底方告平息。当时,香港左派在大陆“文革”影响下,展开“反英抗暴”行动,矛头直指港英政府。最初,行动以罢工、游行示威为主,不久后便演变为暗杀、炸弹袭击甚至枪战,先后造成52人死亡。

各种暴力行为引来香港市民的极大反感,未被左派控制的传媒,纷纷谴责暴力行径,支持政府维持社会秩序,林彬便是其一。

暴动使香港左派声望大跌,在民众口中一度成为“暴力”代名词。暴动期间的罢工罢市、纵火劫掠,也使大量港人变卖家产离港,一轮移民潮就此开启。当然,暴动也促使港英政府审视自身政策,开始改善民生,进行行政、教育、医疗、廉政等多方面改革。

据说当时左派有暗杀名单,排第一的是林彬,排第二的叫“豺狼镛”。这位“豺狼镛”在感受到危险后,选择赴国外暂避,同年开始创作小说《笑傲江湖》。

没错,“豺狼镛”就是查良镛,也就是金庸。

意识形态成为江湖准则

六七暴动期间,金庸执掌的《明报》,从一开始便坚决反对左派的过激行动,其社论和报道中有这样的文字——

“他们(指左派)把‘爱国’这一名词窃为己有,成了他们的‘专利品’;凡拥护他们的,就叫做‘爱国’,反对他们的,就叫做‘卖国’,这是滑天下之大稽!”

他们“烧巴士、烧电车、杀警察、打巴士电车司机、烧贝夫人健康院、炸邮政局、用定时炸弹爆炸大埔乡事局、攻打茶楼、大石投掷行人和汽车、向警察投掷鱼炮、爆炸水管、烧报馆车辆……”

非黑即白与暴力是一对兄弟,它们的父亲叫极端。这极端同时在《笑傲江湖》的两个舞台上演,一个舞台叫名门正派,一个舞台叫日月神教。

《笑傲江湖》的故事从“灭门”开始,为了《辟邪剑谱》,号称名门正派的青城派,将福威镖局杀了个鸡犬不留,只走脱了林平之,暴力手段与暴戾之气,就从这里开始贯穿全书。要留意的是,青城派对福威镖局的图谋酝酿已久,绝非突然起意,华山派岳不群派弟子到福州开小酒馆,显然也有预谋。

随之而来的第二场灭门事件,同样发生在名门正派,衡山派刘正风准备金盆洗手,可嵩山派众人携五岳剑派盟主令旗到来,指其勾结魔教长老曲洋,在刘正风拒不屈服的情况下将之灭门。

五岳剑派之所以结成同盟,主要是为了抱团对抗日月神教,左冷禅大力推行五岳并派,同样以此作为一大施政目标。因此,五岳剑派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正邪不两立”,强调二元对立。刘正风的灭门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五岳剑派主流话语体系认为,名门正派与魔教之间没有“纯洁友谊”,哪怕只玩玩音乐也不行。

又如华山内部的气宗与剑宗之争,本是技术领域之争,结果却成了“正邪分歧”,岳不群在阐释剑气之争时,更是对岳灵珊那句“最好是气功剑术,两者都是主”大加批判,认为“你这句话如在三十年前说了出来,只怕过不了半天,便已身首异处了”。

至于刘正风的灭门事件,联想“文革”时,足以导致家破人亡的“海外关系”,便可了然。嵩山派对刘正风幼子刘芹的威逼利诱,更是“文革”批斗会的写照——先是陆柏对史登达说:“问这小子求不求饶?若不求饶,先割了他的鼻子,再割耳朵,再挖眼珠,叫他零零碎碎的受苦。”

当刘芹求饶时,陆柏又说:“饶你不难。但你须得向天下英雄指斥刘正风的不是。”软弱的刘芹被迫说父亲该杀,陆柏说:“很好!从今而后,你不是衡山派的人了,也不是刘正风的儿子,我饶了你的性命。”

以生命安全为威胁,逼迫儿子批斗父亲,最后让他们断绝父子关系,这在“文革”中同样屡见不鲜。

金庸写野心家左冷禅,显然有影射左倾之意。这位五岳剑派盟主身上所呈现出的独断、二元对立思维、好大喜功,都有所指。那“非友即敌”、“反对我的就必须打倒”的暴戾之气,在“文革”中同样蔓延。

这种暴力氛围在底层而言,往往是一种洗脑后的狂欢,不具备自觉性。当一个人不享有平等的知情权,也未得到正常教育时,他往往是一个潜在的火药桶,可轻易被人点燃。

当然,还有一些底层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每次站队都是浑水摸鱼的机会,他们可趁机获取利益。掌握话语权的人对一切更是“门清儿”,制造极端对立的背后是利益之争,如嵩山派制造灭门惨案,表面上源于正邪不两立,实际上却是为了其大力推行的五岳并派之举。正如《明报》在六七暴动时的社论所指出的那样,香港左派掀起的暴动,其背后也有着各种政治因素,归根到底是为了权力,为了保住自身地位。

阶级斗争下的集体癫狂

在《笑傲江湖》中,五岳剑派和日月神教竞相搞起了阶级斗争,可各阶级之间真的有对错高下之分吗?未必,所谓立场,很多时候只是站队而已。

因为利益关系,手握权柄者的立场往往不固定,甚至跟喊口号一样,想喊就喊两声,不想喊就闷声发大财,今天可以喊这句,明天可以喊那句。比如嵩山派号称名门正派,但行事风格和人事系统都明显黑道化,又如岳不群在力量单薄时反对五岳并派,意图保住华山一脉(即自己享有的掌门利益),在得到《辟邪剑谱》后,却积极赞成并派并夺得掌门之位。

这种话语体系内总少不了底层的存在,金庸对这些人大加讽刺,他写道,在任我行击杀东方不败,重新坐到教主宝座上时,各堂堂主和香主“赞颂之辞越说越响……更有一干新进,从来不知任我行是何等人,只知努力奉承东方不败和杨莲亭便可升职免祸,料想换了教主仍是如此,是以人人大声颂扬。”

而高高在上的当权者呢?令狐冲心想“我当初只道这些无聊的玩意儿,只是东方不败与杨莲亭所想出来折磨人的手段,但瞧这情形,任教主听着这些谀词,竟也欣然自得,丝毫不觉得肉麻!”

这种氛围必然造成人才集体犬儒化,哪怕内心充满不平,就如令狐冲所想:“即以当世之士而论,向大哥、上官云、贾布、童百熊、孤山梅庄中的江南四友,哪一个不是奇材杰出之士?这样一群豪杰之士,身处威逼之下,每日不得不向一个人跪拜,口中念念有辞,心底暗暗诅咒。言者无耻,受者无礼。”

又因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说假话必然成风,比如“有人说他(指东方不败)见识肤浅,愚蠢糊涂;另有一人说他武功低微,全仗装腔作势吓人,其实没半分真实本领”,甚至还有人说早已自宫的东方不败“荒淫好色,强抢民女,淫辱教众妻女,生下私生子无数”,这些不问事实的攻击,我们见到的还少吗?

这种风气并不因为一把手的更替而有所改观,正如令狐冲所想,“坐在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还是东方不败,却有什么分别?”其实何止是任我行和东方不败,即使宝座上坐的是那个假冒东方不败的傀儡,底层也会匍匐跪地,说着各种假话。甚至,他们中的许多人会产生幻觉,陷入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症状,认为自己的忠心一片赤诚,跪着亲吻教主的脚尖,就是自己毕生的最大荣耀。

也恰恰因为他们只说假话,甚至因造假陷入集体癫狂,所以对于说真话者,他们会自动产生强烈抵触。令狐冲听众人胡乱编排东方不败的劣迹,甚至说已自宫的他“荒淫好色,强抢民女,淫辱教众妻女,生下私生子无数”,忍不住笑出声来,立刻招来全场怒视。“大跃进”期间,若有人在一片喜极而泣的欢呼声中质疑亩产万斤,招来的必然是同样的仇视目光。

不过,底层大多没有真正的立场,逐利是唯一目标,当他们见不到利益时,会迅速投身得势的另一方。所以,得势时的拥趸越多,失势时的敌人可能也就越多,金庸写任我行的“吸星大法”,实则便是影射这一点,就如武当冲虚所说:“这吸星妖法临敌交战,虽然威力奇大,可是与修习者本身却亦大大有害;功行越深,为害越烈。”

令狐冲也说:“那些吸取而来的他人功力,会突然反噬,吸来的功力愈多,反扑之力愈大”。一个人若将民意转化为民粹,并为己所用,实现政治意图,必有被反噬的危险。

个人崇拜与佛像身边的和尚

“杨莲亭笑道:‘教主宝训第三条是甚么?你读来听听!’

童百熊重重‘呸’了一声,并不答话。杨莲亭道:‘童家各人听了,哪一个知道教主宝训第三条的,念出来听听。’

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说道:‘文成武德、仁义英明教主宝训第三条:对敌须狠,斩草除根,男女老幼,不留一人。’

杨莲亭道:‘很好,很好!小娃娃,十条教主宝训,你都背得出吗?’

那男孩道:‘都背得出。一天不读教主宝训,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读了教主宝训,练武有长进,打仗有气力。’

杨莲亭笑道:‘很对,这话是谁教你的?’

那男孩道:‘爸爸教的。’

杨莲亭指着童百熊道:‘他是谁?’

那男孩道:‘是爷爷。’

杨莲亭道:‘你爷爷不读教主宝训,不听教主的话,反而背叛教主,你说怎么样?’

那男孩道:‘爷爷不对。每个人都应该读教主宝训,听教主的话。’”

这是《笑傲江湖》中最为“露骨”的一个场景,读者可轻易将历史代入。东方不败治下的日月神教,个人崇拜已达巅峰,而“葵花宝典”这门邪毒功夫,放着这么多花不用,偏选择向日葵,显然也有深意。

这种极端个人崇拜会衍生些什么?

个人崇拜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在洪秀全留下来的打油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太平天国对个人崇拜的鼓吹,在义和团“一念咒语,刀枪不入”的口号中,我们所看到的除了愚昧外,还有对“大师兄”的个人崇拜。

个人崇拜往往伴随着底层的愚昧,也离不开底层的愚昧。如果底层不再愚昧,个人崇拜就无法维系。所以,这事儿必须“从娃娃抓起”,几岁的孩子也“早请示、晚汇报”,背熟“教主宝训”,这种洗脑无疑是彻底的。

个人崇拜也往往伴随着思想的禁锢、言论的钳制。在说真话就会倒霉的情况下,即使是明眼人,也往往揣着明白装糊涂,以服从姿态行违心之举。如日月神教长老上官云,长期阿谀东方不败,被东山再起的任我行收服后也难改嘴脸,以至于任我行心中嘀咕:“江湖上多说‘雕侠’上官云武功既高,为人又极耿直,怎地说起话来满口谀词,陈词滥调,直似个不知廉耻的小人?”

任盈盈说:“什么‘教主令旨英明,算无遗策’,什么‘属下谨奉令旨,忠心为主,万死不辞’等,都是杨莲亭那厮想出来奉承东方不败的。他越听越喜欢,到得后来,只要有人不这么说,便是大逆不道的罪行,说得稍有不敬,立时便有杀身之祸”,在这种恐怖状态下,连不协同作恶甚至沉默的权利都没有,又怎么奢望硬骨头和独立人格的普遍存在?

个人崇拜还伴随着信息封闭,因为要千方百计维护权威,制造被崇拜者无所不能的假象,就必须制造信息单向化。当任我行重新夺权后,坐上教主宝座,笑着说:“东方不败这厮倒有不少鬼主意,高高在上地坐着,下属和他相距既远,敬畏之心自是油然而生。”让人看不清,便是信息的单向输送。

将个人崇拜推上虚幻顶峰的,往往不是一两个人,而是大多数人。

曾有这样一个比喻:凡夫俗子们拜的是寺庙里的土偶神像,可收香火钱的则是和尚。洪秀全自称天父之子,便是借用“天父”这个神像,想做神像身边的“和尚”,属下们将他捧上神坛,也是希望做他身边的“和尚”,至于被蛊惑者,则是上香的凡夫俗子,可他们的代价往往不是上香这般简单,而是血汗甚至生命。

金庸用最好的方式诠释了这一点,东方不败连续数年躲起来绣花,坐在宝座上的只是一个替身,发号施令的是小丑杨莲亭——他是历朝历代参与党争权斗者的化身,是收香火钱的和尚。

东方不败的名字很有深意,这位“战无不胜”的高手,营造了日月神教史上最大的个人崇拜。走上神坛的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得益者,二者互为依靠,甚至寄生。而蒙在鼓里的愚民们,则在谎言中无法自拔,沦为奴化群体。

知识分子的悲凉

在《笑傲江湖》中,知识分子的遭遇十分悲惨。刘正风与曲洋以音乐结交,希望远离江湖纷争,可“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就来关心你”,在泛政治化的《笑傲江湖》世界中,谁也不能独善其身,更何况,非友即敌的意识形态早已根深蒂固。

所以,代表“名门正派”的费彬说:“如果人人都如你一般,危难之际,临阵脱逃,岂不是便任由魔教横行江湖,为害人间?”所谓“正邪不两立”,看的不是个人的人品,而是看你身处哪个阵营。所以,哪怕刘正风与曲洋只是在艺术上交往相知,也是大逆不道。

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想到那些死于文革的知识分子们,如傅雷、顾圣婴、陈寅恪、老舍、马连良……在他们背负的那些罪名中,“意识形态”是绕不开的四个字,就像刘正风结交曲洋一样,外国亲友的一封信件、民国时代留下的一些物件,都随时会成为他们的罪证。

在西湖隐居的“江南四友”同样视艺术为生命,黄钟公爱音乐、黑白子精围棋、秃笔翁和丹青生分别嗜好书法和绘画。黄钟公曾这样表明心迹:“我四兄弟身入日月神教,本意是在江湖上行侠仗义,好好作一番事业。但任教主性子暴躁,威福自用,我四兄弟早萌退志。东方教主接任之后,宠信奸佞,锄除教中老兄弟。我四人更是心灰意懒,讨此差使,一来得以远离黑木崖,不必与人勾心斗角,二来闲居西湖,琴书遣怀……”

这是几个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学得一身本领,想创出一番事业,结果发现政治阴暗,心灰意懒,只求隐居,寄情艺术,最后却仍成政治牺牲品。

早年的江南四友,是书中为数不多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文武双全,自身素质远高于那些动辄喊打喊杀的底层。可他们的纯粹和理想主义,与底层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更为统治者所不容——因为理想主义可以不为利所动,知识可以洞悉野心与邪恶。

江南四友是幸运的,他们躲过了日月神教政治生态最为黑暗的十二年,但他们也是不幸的,作为误入政治歧途的知识分子,他们最终还是逃不过政治斗争。

1980年5月,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后记中写道:“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不顾一切地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

但他也写出了令狐冲这样一个不计名利、随心所欲的隐士型主角,以示世间仍有高洁。我则想用“文革”中的一件小事作为结尾,这是一个让我每每感怀至眼眶湿润的故事——

傅雷夫妇自杀后,按当时惯例,此类“自绝于人民”者不能保留骨灰。与傅家素不相识的文学青年江小燕,自称傅雷的干女儿,冒着巨大危险索回骨灰保管,并给中央写信为傅雷鸣冤,结果吃尽苦头。后来,成名的傅聪找到她意欲报答,江小燕只接受了一张傅聪音乐会的门票,音乐会结束后翩然而去。

没错,“不顾一切地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但也有那么一些人,不顾一切维护着世间美好,哪怕他们身处最黑暗的年代,就如令狐冲那样,经历阶级斗争,却真正笑傲江湖。(来源:《国家人文历史》专刊“金庸的历史世界”2013年2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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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1 个评论 火速盖楼»

  1. 原来金老的小说还可以这样解读,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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