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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说了什么让毛泽东如此愤怒?

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梁漱溟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这以后,他便从毛泽东的座上宾变成了“反面教员”;也使他与毛泽东长达几十年的交往几近结束。

梁漱溟

文/马勇

梁漱溟1953年秋天莫名其妙向毛泽东要“雅量”,激起了毛泽东极端愤怒。这不仅是梁漱溟政治生涯的结束,而且是共和国成立后最严重的政治事件,是执政党与知识人全面冲突的开始。那么,梁漱溟究竟在那之前说了什么,让毛泽东如此震怒呢?根据相关史料,尝试着略加解释:

1953年9月8日下午,全国政协第十九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总理兼全国政协副主席周恩来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陈云报告“本年财政经济状况及其问题和今后工作要点”,晚八时散会。

周恩来在报告中传达了毛泽东最近一段时间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思考和规范,毛泽东说:“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接着,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作了解释。他说:在过渡时期,要使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要把各种经济都纳入国家的总计划之中,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一天一天地加强,对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要有步聚地进行,以使各个方面都能全面地有配合地向前发展。

周恩来强调:一方面我们反对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遥遥无期、停止前进。现在不动将来就要痛,现在向前将来就会愉快;另一方面,急操冒进,想一步登天,也是错误的。

不难看出,毛泽东理想中的总路线,带有某种急躁情绪,但经过周恩来的解释,明显趋于缓和与可行。周恩来在作完报告后,嘱与会委员分几个小组讨论,然后由小组召集人于次日向大会提出报告。

作为住在北京的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听取了周恩来的报告。在翌日上午的分组会上,梁漱溟在小组召集人章伯钧综合发言后,谈了自己对周恩来总路线报告的体会,其大意是这个总路线本于1949年建国时的《共同纲领》,当然拥护,不成问题。梁漱溟还详细解释道:

这一总路线原是人人意中所有的,章伯钧先生更发挥了周总理所讲的话,我于此深表赞同;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可说。路线既不成问题,那么就看怎样去做了。要把事情做好,全靠人人关心这一事业,发现不论大小问题,随时反映给负责方面,以求减少工作上的错误。例如《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时常有人把他所见到的问题写信提出来,而党报收到来信亦马上能注意检查或交给主管机关部门去检查纠正,这就是最好、最好的。

梁漱溟认为,这样做一面看出人民能关心公家的事情,一面看出党和政府能够随时听取老百姓的意见解决问题。这种精神,在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应该继续发扬。只有自始至终发扬民主,领导党又能听取意见,这建国运动才能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其效就能倍增。

9日下午,继续开常委扩大会,周恩来询问各组的讨论如何,要大家发言。梁漱溟此时与张治中、侯德榜三人共坐一长沙发上,恰近在主席台右手,周恩来目视梁漱溟。于是梁漱溟说,讨论的情况似可由各组召集人作报告,无需乎每个人重复其词。当然,个别人愿意再发言者仍可发言。周恩来点头,表示同意。各组召集人如章伯钧等即分别代表各该组叙述发言情况。周恩来于散会时特致意梁漱溟,希望他明日能够在大会上谈谈自己的想法,梁漱溟欣然答应。

10日上午的小组上,梁漱溟没有发言。下午在怀仁堂举行的大会上,发言者甚多,十分踊跃,有东北各省、上海、天津各市工商联负责人次第起立发言,表示接受和拥护公私合营改造工商业的政策。发言者踊跃相继而来,距离散会时间不远,梁漱溟即写一字条,亲自送交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时间很紧,他可改用书面发言送来,不占用会议时间。

不料周恩来在当天会议结束时宣布,为了让大家都能充分发表意见,会期要延长一天。周恩来在离开会场时又特别关照梁漱溟,务请梁在第二天的大会上也谈谈自己的意见。梁漱溟又高兴地答应下来。

既已应承第二天发言,梁漱溟回到家中便思索准备一番,并邀几位朋友到家里商量明日发言问题。他想,如果把小组会上的发言内容重复一遍,就没有多少意思,况且章伯钧在向大会汇报时已多少概括了自己的意思。同时,小会几乎都是非中共人士,他那天所讲的话主要是就党外情况言的。现在领导党的负责人要他在大会上讲话,他就应该说说对领导党有所贡献的话,因为毕竟是领导党要他讲话。或许他还因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为非中共人士带个好头,以期大家都能对中共有所帮助。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梁漱溟连夜进行准备。到了第二天(11日)下午,梁漱溟根据自己的准备在大会上发言说:连日听报告,知道国家进入计划建设阶段,大家无不兴奋。前后已有多位发言,一致拥护。不过,各位或由于工作岗位不同,或由于历史背景不同而说话各有侧重了。

接着,梁漱溟从自己特殊经历与背景谈了几点意见。他说:

我曾多年梦想在中国能展开一个伟大的建国活动。四十多年前我曾追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时只晓得政治改造,不晓得计划建国。然而我放弃旧民主主义革命已有三十年了。几十年来我一直怀抱计划建国的理想,虽不晓得新民主主义之说,但其理想和目标却大体相同。由于建国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我想除了政府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方面之外,像轻工业、交通运输等等如何相应地发展,亦必有计划,希望也讲给我们听听,此其一。

又由于建国运动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完成我们的计划,就使我想到群众工作问题。在建设工业上,我推想有工会组织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营工商业上,亦有店员工会、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发展农业上,推想或者是要依靠农会。然而农会虽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后似已作用渐微。那么,现在只有依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了。

但据我所闻,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其质量上似乎都不大够。依我的理想,对于乡村的群众,尤其必须多下教育功夫,单单传达政令是不行的。我多年曾有纳社会运动于教育制度之中的想法,这里不及细说,但希望政府注意有更好的安排,此其二。

其三,是我想重点提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农民的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共产党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他们(似应为我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个问题望政府重视。

上述这些只是梁漱溟后来的回忆,但从他所作的准备草稿来看,梁漱溟所讲的远不止这些。他在发言中的第一个问题的语气即以“过来人”的资格教训道:

我个人曾是有这样一梦想的人:开展一大建国运动。虽然四十年前追从旧民主革命,只知政治改造而不知经济改造、社会改造,那是没有计划建国的。但对旧民主放弃已三十年,此因深追革命失败之故而觉悟。各位亦许知我作乡村建设运动,此即不单政治改造,而认经济政治分不开。

改造社会我有这样的想法:中国政治改造一定随经济改造而完成;经济进一步,政治进一步,循环推进。而经济改造呢,亦不是盲目发达生产,等到发现问题,再来推行社会政策或社会主义革命,而应从生产合作化,经济生活社会化,使两面俱进。总起来:经济上社会主义、政治上民主主义同时完成。那时虽不晓得新民主主义,但我们要有计划地建国,不走欧美旧路则是千真万确。

如果梁漱溟的话仅仅说到此似乎还没有多大问题,似乎也不致于惹恼毛泽东。而他向政府索要他所提及的“有计划地建国”的所谓“计划”,便似乎已是从政府外面监督政府,是要求政务公开,这便自然惹恼毛泽东和周恩来。梁漱溟接着说:

由此思想背景,故我对报告有这样的问题:李富春的报告给发展重工业一点消息,周恩来的报告得知私营工商业改造一些方法步骤等等。但除此而外,如‘相应地培养……发展……’那许多亦已经有了计划呢?那么这些计划是不是亦交付讨论呢?同时要配合照应的、结合的、扣合的,那许多方面,属于经济的,或不属于经济的——政治,教育文化,如我设想应当整个一套,全面有系统(如李富春言),因为相互关系……。我推想必有整个计划,方方面面照顾无遗。是否亦给大家来参酌、来协商。

这显然就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的梁漱溟向政府所要计划的事。毛泽东说:“梁先生要求多知道一些计划的内容。我也不赞成。相反,对于梁先生这种人,应当使他少知道一些机密,越少越好。”“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可以让别人多知道一点机密,对你就不行。召集比较小型的民主党派的会议,也用不到你梁漱溟参加。”

关于第三个问题,梁漱溟的回忆与其准备的原稿也存在着相当的差异。其原稿写道:

过去二十年的革命全在于发动农民、依靠农民。依靠农民革命所以成功在此,而农民在革命中亦有成长,但进入城市后,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成长起来的农民亦都随着到了城市。一切较好干部都来作城市工作,此无可奈何者。然而实在……,今建设重点在工业,精神所注更如此。

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人才财力集中都市,虽不说遗弃吧,不说脱节吧,恐多少有点。然而农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农民。对人民照顾不足,教育不足,安顿不好,建国如此?当初革命时农民受日本侵略者,受国民党反动派暴虐,与共产党亲切如一家人,近日已不存在此形势。

这种说法在毛泽东看来,当然是相当“恶毒”的攻击之词。梁漱溟后来也就此问题检讨道:“我就北京见闻所及,提请领导注意,指出城市工人工资生活为乡下农民所歆羡,充当一个临时小工每天工资可得一元乃至一元二角,因而纷纷涌向城市,市政当局又把他们推送回去。说此话时,我引用了某人所说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的话,嫌于破坏工农联盟而不自知。工农联盟正是我们国家政权基础,这个错误非小。当时总理似未觉察,而在他后来向主席报告我的发言之时,主席却注意了。主席见罪,此亦一节。”

梁漱溟的这个解释或许对的,不过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假如梁漱溟发言时毛泽东在场,亲耳听见,情况或许不一样,口耳相传,添油加醋,梁漱溟的这些言论就与其本来的想法不一样了,这也是他后来觉得委屈的原因之一:理论上并没有错,只是错在时机、场合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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