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的“补丁衣服”及其解读

三、“补丁衣服”的成本

缝“补丁衣服”要花多少钱？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回忆录中从来不谈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不难发现其用度巨大。

先来看看缝补“补丁衣服”的都是些什么人。

1949年以前，毛泽东的衣服破了多是由卫士或其他女同志缝补，如后来成为李银桥妻子的韩桂馨就补过毛泽东的毛衣。1949年以后，卫士李家骥也为毛泽东补过毛裤，据说被接到丰泽园里养起来的江青姐姐李云露经常帮着干点缝缝补补的活儿，但尚无证据表明她帮毛泽东补过衣服。

另一方面，毛泽东进了城，接触到专门从事裁缝工作的“名剪”，特别是北京、上海的著名服装大师，帮他缝衣服的人也就有了变化。根据笔者所见的资料，起码有总后服装研究所的刘奎元师傅、上海的周庆祥师傅、吴兴扬师傅以及北京针织厂不知名的师傅们。

缝补木薯棉睡衣的刘奎元师傅——1950年代初王子清师傅为毛泽东所做的木薯棉睡衣，毛泽东春秋两季都穿它。60 年代初，睡衣的肘部、领部、袖口都有了破洞，工作人员送到总后被服厂刘奎元师傅那儿补，刘师傅找了同颜色的布料精心缝补，不仔细看竟看不出补丁来（《毛泽东遗物事典•补了 73 个补丁的木薯棉睡衣》）。

1972年，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从外地捎回北京一件破睡衣，请总后勤部的服装研究所给补一补。内务人员解释了原因：要补得不露痕迹（参见路来谦、王松山《我给毛泽东做内勤》，载广州《老人报》2007年9月19日第20版）。这件睡衣显然不是1950 年代初王子清师傅为毛泽东所做的木薯棉睡衣，因为它在1971年就“退役”了。但刘奎元师傅一直在以“不露痕迹”的高超标准缝补衣服，则是个不争的事实。

上海服装六厂的车间主任周庆祥师傅——他回忆说，1957年夏，中央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开会结束后，毛泽东搬到太原路汾阳路一幢法国式小洋楼里，周也到哪里去为毛缝制衣服，和两位助手“白天做衣，晚上睡觉，先后住了一个月”，为毛泽东缝制了4套衣服。

周缝制衣服的工作效率如何？据他自己说，毛泽东选定衣料后，他连夜裁衣、缝制，第二天上午毛起床后就去为他“试身”。我们把时间算得充裕点，就算两天缝制一套衣服吧，为什么周庆祥一个月的时间才缝制了4套？原来周还有另一项任务，为毛缝补包括上衣、裤子、衬衣等一大堆旧衣服（参见《毛泽东在上海》第242页），缝补它们甚至比做新衣服还要费时间。

上海的吴兴扬师傅——“从1937年，吴兴扬十二岁到上海学徒开始，他为租界内的外国人服务。解放后，他又为国家领导人服务，直到退休，他的手艺才为普通人所了解。”“吴兴扬曾经为毛泽东织补衣服……三十年前，吴兴扬就被称为‘织补大王’……清朝末年，织补这项技术因获巴拿马金奖而闻名世界。

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他夫人的一件丝巾意外损坏，吴兴扬的手艺使这条纱巾完好如初，他的技艺使美国总统夫人感到震惊。这件纱巾被送到了美国一家博物馆（《“织补大王—吴兴扬》，央视国际www.cctv.com2007年07月25日22：10分《人物》栏目播出）。

据孟进鸿将军讲：“有一次我到上海为主席做衣服，捎去36双袜子补后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一些事情——原国防大学基本二系主任孟进鸿将军回忆毛泽东往事》）。这些破袜子大概就是吴师傅织补的。

还有一些我们不知名的北京、上海的师傅们。如《毛泽东遗物事典》说“毛泽东爱出汗，一天要换几次衣服，因而同一型号的往往准备几套。棉毛衣裤缩水性强，衣服小了，而毛泽东又舍不得扔掉，只好请人接长、拼大，有时把两件普通的棉毛裤改为一件，三件棉毛衫改为两件，继续穿用着。这种接长、拼大或改制的任务，一般是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出面，找北京针织厂，由他们承担（见该书之《轻、薄、软的内衣内裤》）。

毛泽东穿毛衣，常把领口拽变形，扯出大口子故要派工作人员专程去上海用当时全国唯一的服装业高压蒸汽机将其蒸烫，恢复原型。惟北京针织厂和上海蒸烫毛衣的师傅，我们无从得知姓名。

再来看看缝补“补丁衣服”的工艺。

缝补毛泽东的“补丁衣服”主要有两种办法，一是缝补，如刘奎元师傅，心细，选用布料得当，不仔细看确实看不出有补丁。二是织补。“织补就是用与破损衣物相同的丝线，按照衣物原本的花纹来回编织。这项神秘的技艺其实只不过需要人高度的注意力和创造力”。“天衣无缝是这种手艺的最高要求”（《“织补大王—吴兴扬》，央视国际www.cctv.com2007年07月25日22：10分《人物》栏目播出）。北京王府井的中央领导人服务处的师傅们也能织补，但更多的时间是去上海请吴兴扬施展这种“正在消失的手艺”。

最后，看看缝补“补丁衣服”的程序。

一种是在做衣服时，顺便将破衣服送去缝补（或织补），如孟进鸿将军到上海为毛泽东做衣服，同时捎去36双袜子补后跟。另一种是专程缝补（或织补），如对某件特殊的睡衣，把一些内衣接长、拼大，或者把扯出长口子的毛衣领子恢复原状等。

为毛泽东缝补衣服的这些各有绝艺的服装大师们，其劳动成本在毛泽东时代是无从统计的。但我们可以举一些参考资料：1949年以前，在广州、上海、青岛这些港口城市里普通裁缝的工资，“一般学徒出师之后，每月师傅大约会给10块钱左右的工钱，而到这些外国兵船上给士兵做西服，每月能有四五十元的收入”。上海“北四川路主要集中了中档的‘五工师傅’，做一套西服需花费5个小时。而南京路上一般是‘七工师傅’，做一套西服要7个小时。

南京路上最考究的培罗蒙西服店，缝制一件西服经过面料熨烫、复衬熨烫，辅料经过热缩、冷缩使衬头不会走样，光是一件西服上装就需要花费60个小时”。“50年代，上海鸿翔时装公司依然是潮流中心，很多女顾客会去鸿翔看了款式，再要求相熟的师傅仿制。去鸿翔做一件大衣需要18元，而在外面找师傅只需6元加工费。那时候很多人一个月工资也就十多元”（《红帮家族：领导人当裁缝》，载《新周刊》第351期）。

如果把为毛泽东做衣服的王子清、田阿桐、王庭森、周庆祥、吴兴扬这些顶级服装大师比照为鸿翔时装公司普通裁缝（按理他们的收费恐怕会比这些裁缝高上10倍，甚至更多），按做一套衣服7个小时（就算是用一天时间，8个小时吧），每月工作24天计算，一个月也应当收入432元。

1956年秋，中央办公厅从上海招收12名服装技师，成立“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核和体格检查，专为中南海里的中央首长们制装。“这个‘特别加工部’，其实就是由这12名服装技师组成的制装小组。这12名服装技师，皆出于上海红帮门派——旧指为‘红毛’(洋人)缝制洋服的裁缝。包括田阿桐、王庭森等名师。

而他们进了中南海后才明白，原来，‘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在当时成立的真正目的和首要任务，就是为毛泽东研制合体的着装，包括让毛泽东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1956年中共‘八大’的主席台上。”“12人进入半军事化封闭状态的工作中：吃住都在中央办公厅一个小院的集体宿舍里；上午9点准时上班，下午5点下班；周日可上街购物，但须递交假条，按时回来再销假。遇领导人紧急制装任务，一连数周加班加点，甚至通宵不归家。这些红帮技师们上岗前一律被要求学习保密手则，即使是日常通信也被严格要求保守秘密。遇亲人朋友‘不能说太多工作上的事’，以免暴露首长们的隐私，对外统称‘中南海工作人员’。每月，他们都按时在中办领取几块钱的工资”(张沉《红都服装 从专为领导人服务到大众品牌》)。

这些服装大师在今天的出场费已是天文数字，一篇有关今日红都公司的文章清楚地介绍了国家领导人服装制作的流程和价格：“凡有领导人的制装任务，一般都交给红都首席设计师，首席设计师随公司领导进中南海给领袖量裁完毕后，交由下面的徒弟们做，质量由首席设计师把关负责”。

“现在，数次变身后的红都公司对外业务包工包料的价格总计为：一套西服在3100～23000元之间，中山装则在3500～23500元左右，特殊体型另外加20%费用。在红都公司大堂内，放置与胡锦涛阅兵时穿的用料、做工一模一样的中山装，标价为7800元一套。从价格和布料上看，这并不算红都的顶级制装”（《神秘“第6车间”：中共领导人制装特供解密》）。

笔者就以这套并非顶级的胡锦涛阅兵服为例，其价格已接近2009年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10倍（参见《关于调整北京市2008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京劳社资发[2008]129号）。也就是说一名拿着每月800元最低标准工资的清洁工要不吃不喝将近10个月，才穿得起这件衣服，而且还是徒弟做的，非师傅亲手缝制。

毛泽东衣服的档次自然不会比这件低，又是服装大师亲手缝制的，价格只能更高。顺便提一句，去上海为毛泽东缝制衣服，用专门的机器烫好常被扯出大口子的羊毛衫，修补破袜子，其中人员往来的交通、住宿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四、毛泽东为什么穿“补丁衣服”？

提出这个问题，多数人都会觉得纯属多此一问。因为从小听“补丁衣服”的故事时，讲故事的人就已经给出了答案：毛泽东是亿万中国穷人的领袖，他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穿补丁衣服就是以身作则。

但是如果把至今保存在韶山纪念馆里的20多条睡衣、200多件内衣裤的事实与之对照起来看，问题就来了：从1949年起，毛泽东平均每一年多的时间就缝制一条睡衣，一年的时间里缝制七、八件内衣裤，衣服之多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恐怕无人可比。从因果逻辑上看，一边不停地做新衣服，一边又喜欢穿打了补丁的旧衣服，不是很矛盾吗？从经济效益上看，在穿衣服这一件事上，既要花做新衣服的钱，又要花补旧衣服的钱，用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解释得通吗？

毛泽东做了新衣服却不爱穿，是怎么想的，笔者无从揣测。这里只是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分析一下他喜欢穿补丁衣服的主要原因。

一是多年养成的节俭习惯。

毛泽东出身湖南农家，韶山冲属于穷乡僻壤之地，毛家经济虽然稍微富裕些，但在吃穿的问题上也谈不上讲究。事实上，当时中国大多数中小地主都如同欧洲的清教徒一样，靠省吃俭用买地建房。美国记者斯诺所写《西行漫记》一书，曾记载了毛泽东年轻时的尶魀：我穿得比别人都寒酸。我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

战争年代，物质供应匮乏，在衣着问题上能将就便将就。有了多年艰苦生活的经历，自然形成节俭的习惯。他平时给身边工作人员讲艰苦朴素的道理，就像长辈告诉儿女孙辈不能浪费一样，是源自人生数十年的经验。但说了不等于做了，要求别人不等于同样要求自己。就像父辈告诫子女要节俭，自己却并不能完全抑止享受的冲动一样，既无可厚非，也不必掩饰。

据笔者考察，毛泽东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把掉在桌子上的饭粒拣起来吃了，说农民种粮食不易，同时也不拒绝肉、鸡、鱼类丰富的家乡味菜品上桌（只有在1960 年10月至1961年4月间因政治原因宣布“不吃肉”）；1949年底去苏联访问时，周恩来指示为毛主席做了4套中山装礼服（即公务装）。毛主席连声说：“做的新衣服太多了，花钱不少啊！我毛泽东也开始浪费了！你们记住今后不能再做衣服了，这些衣服够我穿一辈子的了。”（李地耕《从国庆大典毛主席的衣着说起》）

实际上，礼服依然在做，著名的毛式中山装就是在此期间创制的，至1976年，起码达到35套（件）（参见卸甲一书生《“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服吗”？》）；同时也在不停地做睡衣和内衣裤。28年间起码做衣服250多件（套），平均每年缝制9.1件。在住房问题上，他于1950年代末要求湖南省委负责人在家乡韶山盖了松山一号和滴水洞住所；文革期间，因原来住的鸡颈坑住所被柬埔寨首相宾努住过了，要另盖南湖住所。看来“没有条件讲究也就不讲究了，这个不难做到；有了条件仍能坚持不讲究”，这个确实难，即使对毛泽东本人也是一样。

二是老年人的恋旧心理。

据李银桥介绍，毛泽东很“恋旧”，对使用的东西包括穿过的衣服很有感情，从来舍不得扔或更换新的。比如一件旧衣实在破得不能穿了，补也没法补了，毛泽东会告诉你那是开瓦窑堡会议时穿过的，并建议把它改做补继续发挥作用，留在他的身边。但他的仓库里堆满了延安时代的大棉袄、毛巾被，未必是为了穿和用，而是“恋旧心理”在起作用。这也是他们那一代领导人的共同情结。

王子清师傅的徒弟丁奎英曾回忆说，自己为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人缝补过4套胳膊肘磨破的土布上衣（张沉《红都服装 从专为领导人服务到大众品牌》），但这几位一次都没有穿过。原因是“有感情，摆在那里看也舒服”。毛泽东本人从不掩饰过自己的恋旧情结。他经常带在身边的两件睡衣打了不少补丁。有一次，身边工作人员趁毛泽东休息之机，给他换了件新睡衣，他发现了很不高兴，一再追问。工作人员只好把旧睡衣拿出来，毛泽东接过睡衣，边穿边说：“习惯了，还是这件补丁叠补丁的睡衣好穿。”（《毛泽东遗物事典•补了 73 个补丁的木薯棉睡衣》）

三是对舒适度的追求。

老年人生活讲求舒适，衣着讲求宽松，旧衣物不愿扔，补一补穿着舒服，这个要求不过分。毛泽东喜欢穿“补丁衣服”，穿旧鞋，自己的解释就是“舒服”。

曾经担任毛泽东机要员的谢静宜回忆1961年在广州鸡颈坑住所时，见到毛泽东那件打补丁的线衣，“我问：‘主席，衣服烂成这样，为什么不换新的？’主席抬头看看我，笑了，说：‘这衣服好啊！软乎，穿着舒服，是我不让换的。’”（谢静宜《主席的衣服》，载《在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从来不穿新鞋。一双新鞋拿来，总是先叫警卫人员或是卫士代他穿一段时间。旧了，他就要回来自己穿。……有人喜欢穿新，衣帽鞋子鲜亮是一种美。毛泽东不喜欢。他保持了农民讲求实际。实用的习惯，对于衣着以穿起来舒服为第一标准。‘你们年青人穿新的精神，我岁数大了穿旧的舒服。’毛泽东将新鞋交给战士，将旧鞋要回来穿在自己脚上，‘我们各取所好’。”（《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毛泽东很土吗？》）

在一次舞会上，舞伴说：“主席，你这双皮鞋这么旧了，还不换一双？”“换什么？这皮鞋穿起来舒服！”主席兴趣很高，抬起脚，扬了扬那双连鞋带都没有系的皮鞋，乐哈哈地笑着说（《毛泽东遗物事典•情有独钟的棕色皮鞋》）。

无论是布鞋还是皮鞋，新的板脚，旧的柔软、舒服，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记得当年批判“四人帮”时，江青身边工作人员曾揭发她每次穿新鞋，都是让内勤替她穿旧了再穿的“罪行”，说江青太讲究享受。我们不能在同一件事上搞两个标准，似乎毛泽东让战士穿新鞋就天经地义，他老婆让内勤穿新鞋就是资产阶级享乐主义、腐朽的封建思想严重。

穿“补丁衣服”的情况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世界各国领袖中并不多见，尤其是拥有几亿人口的大国领袖，确实难能可贵。只是不要在这个问题再添油加醋，编造故事，把本来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