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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名人以及睡在名人上铺的名人

名人们的同窗情,好基友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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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壹读iRead 特约撰稿 秦筱

正热映的电影《中国合伙人》,与新东方的创业故事渊源颇深。其中有这么一段:邓超饰演的留美青年孟晓骏,面对黄晓明饰演的成冬青的创业邀约,他喊道:“我留下来跟你混。”

这是真事。

当年新东方初具规模,俞敏洪跑到美国和加拿大,想要拉大学同学徐小平、王强、包凡一回国合伙。为“诱惑”昔日室友们回来,俞敏洪每日非常大方地花美元,想让同学知道在中国也能赚钱。三位同窗果真就放弃了在国外顺风顺水的事业。

不过,三人回国的真实原因,俞敏洪也是事后才知道。“我们回来,就冲着你大学四年为我们打了四年开水。所以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

这个春夏毕业季,因复旦同舍室友投毒事件,“感谢不杀之恩”,成为同窗见面、老同学聚会的必恭之辞;但也依然有在雅安地震中拯救了宿舍室友6台电脑、3架单反相机以及一只小乌龟的黄昱舟同学这样的故事,温暖着又一个渐行渐远的校园时代。

事实上,与毕业时分的依依不舍相比,只有经历过岁月的刻痕之后,你才能真正明白,当初的“好室友”留给你的意义。

上下铺里的“同学”情谊

上课点名代答“到”,已成为而今许多大学同窗表达“相互关爱”的普遍方式。但对于恢复高考后最早的两批大学生:77、78级大学生来说,在经历了十年知识断层后,他们入学时,表达“同学友爱”的方式,可能是代表同学,去申请更多的学习时间。

而今一位中国国家领导人早年在复旦念数学系时,他所在的班级同学白天上课,晚上去自习室和图书馆,回宿舍后还要挑灯夜读。由于寝室10点半熄灯,同学们都觉得太早,这位领导人当年就作为学生代表去和校长协商,最终将熄灯时间延迟半小时。

即使这样,熄灯后,室友们还是会打着手电筒在走廊里,一起背英文。30多年过去,这位领导人和他的同窗室友,都分别成为中国政界、商界、学界的知名人物,也因此被网友称为“复旦史上最牛班级”。

作家、哲学家周国平和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的同学故事,发生在更早时期的北大。上世纪60年代初,他们是共同就读于哲学系的室友。郭世英床头的一本《牛虻》,开启了周国平的文学阅读之路。这类世界名著,如《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路上》,在当时,只是内部发行,并且只有具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才有资格买到。

这些通过父亲郭沫若才拿到手的书,郭世英都很慷慨地与周国平分享。

正是这些阅读,使周国平“对现代西方文学和哲学有了零星模糊的了解”。回忆同学少年岁月,周国平这样说:“我从与郭世英的交往中学到的东西,远比哲学系全部课程所教给我的更多,当然也更本质。如果没有世英,我相信我仍能凭借自己的悟性走上后来走的路,但是,因为青春期播下的种子比较单薄,这条路上的风景会逊色得多。”

而在20世纪上半叶,更为紧迫有限的学习机会,给得以留洋的中国学生,赋予了更多“为国为民”的共同使命。

徐志摩就为此与在美国克拉科大学的四位中国室友设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六时起床,七时朝会(激发耻心),十时半归寝,日间勤学而外,运动跑步阅报。”

时间表上还特意加上了一条“晚唱国歌”。

诗人徐志摩当时的室友之一,即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李济。

室友真的有救命之恩

这是一个在“最阴暗角落里,再度开花”的名人故事。主角是写出“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的高晓松,故事却并没有发生在大学宿舍里。

高晓松因醉驾而入刑时已经42岁了,但在同屋56岁、被判7年徒刑的一位“大哥”眼中,无论年龄还是刑期,他都是“小弟”。牢中伙食清淡,除了馒头,只有清水煮白菜、清水煮茄子、清水煮土豆,毫无滋味,这位大哥把珍藏的一小盒酱豆腐全送给他。“大哥”以“往自己伤口撒盐”的方式每日开导高晓松:“大哥7年都熬得过,你6个月担心个×。”

高晓松后来说,坐牢那半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而今默多克的夫人邓文迪,当年在留学困顿中,也是靠着大学室友的帮助,获得了在美国第一份体面工作。当时邓文迪在耶鲁求学,她刚与第一任丈夫离婚,生活拮据,只能靠在中餐馆打工赚生活费。她的室友陈永妍见状,将其介绍去了自己老公李宁的公司工作,负责推销运动服和健力宝饮料。

当年的胡适,则是由一位江西老表室友领着进了文学大门。这个室友叫钟文恢,因留着一撇小胡子而得外号“钟胡子”。

1904年,在上海新式学校读书期间,胡适被室友钟胡子拉入“竞业学会”,并受邀为鼓吹“振兴教育、提倡民气、改良社会和主张自治”的白话报纸《竞业旬报》写稿。他先后用几十个笔名在这份报纸上发表文章,从小说、传记、诗词曲、札记,到翻译、新闻、时事评论,什么都写,后来还成为《竞业旬报》的主编。

胡适后来在自述中说:“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

同学还曾救过同学的命。杨振宁和邓稼先其实做了多年的“好室友”,从战时的西南联大,听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曲起,同为安徽老乡的两人便每日一起论辩量子物理学,后来又一起赴美留学。

毕业后,邓稼先回国造氢弹、杨振宁留在美国研究量子物理。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访问大陆,提出想见邓稼先。时值“文革”,邓稼先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正在青海做“牛鬼蛇神”被群众批斗。后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邓稼先因此被“放”,回到北京与杨振宁叙旧。

帮追女孩,也帮带小孩

他曾是中山大学校长,也是中华民国国歌的词作者;他曾留学日本,与朝鲜皇族公主相恋;他曾是中共党员,也曾是孙中山的秘书;他在日本和一位室友共同爱上一日本女子,他和这名日本女子生下一子,因怕老婆发现,又将儿子过继给了上述室友。

他是戴季陶,他的好室友叫蒋介石,故事中的“儿子”叫蒋纬国。

而今一位国家领导人在北大念书时,则替当时的老同学,而今著名法学家姜民安做过媒。据《民主与法制》杂志报道,姜明安曾经想找一个法律系同级77级的知音,递了一个条子给人家,被人家退回来了,后来姜明安又认识了同级中文系的一个女生,这次他不敢写条子了,就请同学帮他去“递个话儿”。这位领导人当时还是校学生会主席,同中文系接触较多。他“欣然受命”,并且很快传回了话:“姜明安的事让他自己来说。”

曾经的苏联“老大哥”戈尔巴乔夫也受过大学室友的“成人之美”。

戈尔巴乔夫当年死追赖莎,常邀请“女神”来寝室做客,室友特意为戈尔巴乔夫量身定做了一个“日程表”贴在门上,每周某天有一个固定一小时留给戈尔巴乔夫迎接女友。而在这一个小时时间内,其他室友都必须去别处“忙”。

同时为掩人耳目,日程表上,这一个小时的约会时间,被室友贴心地公示为“打扫卫生时间”。

和室友干过的“蠢事”

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里,柯景腾因为组织了一场格斗比赛,而失去了沈佳宜,这是导演九把刀大学时的亲身经历。

“一个白痴学生,办了一场低能的自由格斗赛”,尽管九把刀这样形容自己干的这件蠢事,尽管三个室友纷纷表示这个比赛根本不可能成功,但他们还是愿意一起干这件蠢事:“下场的只有八个人,其中,有四个人是我室友。”

同样干过傻事的,还有李开复和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室友拉斯。这两个当年因买不起机票而在圣诞节滞留学校的穷学生,为省伙食费,从学校食堂搬回25公斤奶油芝士,他们一口气做了20个蛋糕,连吃一个星期,吃到想吐。

终于,李开复和同学盼到了剩下的蛋糕全部发霉、不可能再吃的一天。为此,两人坐地铁到唐人街最便宜、菜量最大的粤菜馆,叫了六道菜,全部吃光以示庆祝。

胡适留学时与室友一度“玩牌丧志”的故事则更像一个黑色幽默。故事是胡适自己说的:《胡适留学日记》中有关“打牌”的记录累计36次,从1911年2月5日至胡适“誓言”戒牌的9月6日为止,他和室友平均每六天打牌一次。在最频繁的七、八、九月,平均不到3天就打牌一次,可谓“三天两头打一回”。

当然,室友的共同爱好,也会有风雅的。比如少将毛新宇,当年就常与室友下围棋,彻夜聊明史。

死敌与“死党”

作为在北影读书时的上下铺同学,多年后,赵薇和何琳这对好友,毫不介怀地在电视里互爆当年“糗事”。赵薇说何琳曾坐塌她的床还坚持不认错,何琳则称“赵薇同学的床下有无数双臭鞋,经常被我们批斗。”

股神巴菲特也有过被嘲笑的岁月。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时,他常与室友克莱德互相嘲笑。克莱德说巴菲特:“你的球鞋太烂了,你的T恤太土了,你的外裤太长了,你的内裤太臭了。”

巴菲特马上回击:“你的内裤不臭,可是你的考试成绩实在太臭了!”

如此“人身攻击”下,两人的友情维持了一生。这位后来成为巴菲特一生“好基友”的克莱德,其实是在大学第二年才“递补”成为了巴菲特的室友:巴菲特的前任室友非常用功,看到巴菲特日日在眼前闲逛,考试成绩却比他好,最后他实在看不下去了,干脆搬走了事。

只是,按照当今的标准看,他其实也是巴菲特的“好室友”:感谢这位看不惯巴菲特的聪明、愤而搬走的室友,当年对巴菲特的“不杀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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