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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失独者笛妈:这几年的眼泪,一缸水都装不下

如果你是独生子女,希望你花10分钟读这篇文章。我忘不了75岁的失独者对我说的话:如果你不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的垮台了,你的父母和我一样。我听了,瞬间惶恐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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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独者“笛妈”

“我们这些年,就像在大雨里,雨不停,没太阳,裸露而无助。”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北京报道

57岁的笛妈,说自己四年前就“死”了。

2008年5月,她唯一的孩子,女儿笛尔,在公派美国读博期间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生命永远停在了25岁。

笛妈和丈夫随女儿一起“死”了:“埋葬了女儿,也埋葬了自己。”

他们成为了失独者。

失独者,一般是指失去独生子女的中年父母。他们的年龄大多为50岁以上,几乎失去生育能力,人到中年,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

据专家推算,1975—2010年出生的2.18亿独生子女中,有超过1000万会在25岁之前死亡。这意味着有2000万名父母,在中老年时期失去唯一的子嗣,成为老无所依的失独老人。

笛妈和丈夫的命运,是这2000万失独者命运的缩影。

“永远在一起”

没有女儿的消息,足足有三天了。

自从女儿去美国读博,每一天,不管多晚,母女俩都要聊上几句。听到女儿的声音,笛妈觉得安心。

2008年5月初,女儿的第一个学期刚结束,改好的论文传回了国内,就相约和几个同学去大峡谷玩,放松一下。

电话里,女儿的声音透着一股高兴劲儿:“妈,你也来吧,我带你去,大峡谷可是自然奇观哦。”

笛妈拒绝了。丈夫身体不太好,女儿很快就回国,去一趟美国得费不少钱,笛妈心里这样打算着。

这个决定,让她至今追悔莫及。

第二天,女儿没打电话来。笛妈给女儿老师打电话。老师宽慰她,别想那么多,兴许年轻人玩高兴,忘了呢。

“心慌。”笛妈不知道干什么好。

她记起在首都机场告别时,女儿抱着她,说,妈妈,别担心,以后家里有我呢。

压住打转儿的眼珠儿,笛妈抱着女儿,说,妈等你。

想起这些,笛妈的心,稍稍安稳了些。

电话终于等来了。

美国警方的电话,直接打到了家里。笛妈不敢接电话,丈夫也不敢接。丈夫的表妹接了电话——笛尔遭遇车祸,去世了,需父母来处理后事。

笛妈一下子“掉到了十八层地狱”:“完了。”

丈夫身体不好,笛妈一人去了美国。

大约两周后,笛妈从美国回到了沈阳的家。她“抱回”了女儿:一盒骨灰。

起初,笛妈想把女儿“留”在家里。她怕女儿孤单,怕自己孤单。入土为安的传统,最终让笛妈放弃了这个念头。

北京八达岭陵园,笛妈要把女儿埋在这里。

女儿出国前,笛妈陪女儿来北京,正是来八达岭陵园看姥爷。女儿打小儿跟姥爷亲,在姥爷碑前,女儿轻轻地说,姥爷啊,我要出国了,去美国读博士,您外孙女争气吧,等我回来再来看您。

从女儿的墓,走到姥爷的墓,只需要十多分钟。

“八达岭,寓意四通八达,不管从哪个方向回家,都方便,她会喜欢。”笛妈抽泣起来。

女儿离姥爷近了,可是离家远了。

这个位于北京延庆的公墓,距离沈阳约有700公里,开车的话需要约8个小时,坐火车需要4小时44分,最快的是坐飞机,也需要1小时25分钟。

笛妈没有车,坐不起飞机,每次来看女儿,选择的都是火车。

第一次来看女儿,她拼命记住一路的地名、站名和公交路线。到墓前,她把这些一个不落地说给女儿,生怕落了一点儿。

“女儿聪明,回家的路肯定记住了。”她望着墓碑说。

这是一块没有照片的墓碑。

黑色大理石泛着冷光,从左到右,并排着丈夫、女儿和笛妈三个人的名字,右上角有一行小字:“永远在一起。”

丈夫和自己的名字,是笛妈要执意刻上去的。她甚至坚持要把三个人的名字,都描上金字——在北方风俗里,这意味着一个人真正地告别世界。

她没能如愿。

“那就一定得在碑上刻上‘永远在一起’。”她如愿了。

两年前,她和丈夫卖掉房子,搬离了居住了几十年的沈阳,去到一个陌生的辽东半岛西北部小城。

搬家两三天后,笛妈就坐火车赶到北京,奔到女儿墓碑前。

她说,女儿,我和你爸搬家了,我来告诉你一声啊……你别找不到回家的路啊,我们把咱们家里的家具什么的,都搬过去了,你的床也搬过去了,怕你不习惯,就是位置朝向改了,因为房子格局变了,你别怪妈啊……

“概率中的一个”

女儿是笛妈和丈夫唯一的人生寄托。

笛妈和丈夫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学历是小学四年级,只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他们希望孩子能多读点书。

1983年,他们的女儿出生。

三年前,这个国家以公开信的形式,“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时代的序幕由此拉开。

生完女儿10个月后,笛妈必须向工厂交一份已经在体内装上节育环的医院证明,否则就不能上班。一旦发现怀孕,会有人陪着去医院,强制堕胎。

在计划生育最严格的时候,一旦违规即被开除公职,而那个时候,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国家的。

生第二个孩子,在当时的笛妈看来“不可能出现”。准生证、出生证明、户口……违规的孩子,什么证也办不下,“没有证就不许你生。”

“就是偷摸生了,你这么长时间不工作,你去哪里了?不给你发工资,不给你涨工资,你怎么活?”笛妈自问自答,“不能活!”

厂里的书记,有一个女儿,女儿被开水烫了胳膊,并不严重,书记去开了一张伤残证明,得以再生一胎,男孩。笛妈当时不理解:书记怎么能这样呢?不响应计划生育政策,怎么不求上进呢?

“人家就是高,要不然怎么当书记呢!”现在,笛妈懂了。

笛妈从年轻时,就一直尽量理解国家。她还记得,当时有专家说计划生育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

“不计划生育,对国家有害,对民族有害;计划生育,对一部分家庭有害,”笛妈抬起了双手,像一个天枰的两端,上下浮动,“它是有风险的,一个千分之五点四的风险,说不定就落在谁的身上,可这个概率是存在的。”

笛妈的双手陡然垂下,“我就是概率中的一个。”

笛妈眼中的女儿,“内向,早熟。”

女儿小学毕业时,班里的同学都买了纪念册,互相留言。有一天,女儿回家说,妈妈,老师今天批评全班同学了,把全班同学的纪念册都收上去了,怕影响学习。

你的也被没收了吧,笛妈问。

“我没有(纪念册)。”

“哎,你怎么能没有?”笛妈不解。

“小学毕业的同学,我们还小,互相之间印象不那么深刻,再过几年,我们大了,可能就不认识了,起码得到高中吧,那时候纪念册才有意义。”

笛妈愣了。女儿是班里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怎么能想这么多呢?”

女儿上高中之前,笛妈和丈夫都在本溪工作,为了让女儿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他们就把女儿放到沈阳,让爷爷奶奶照顾。这样一来,他们只能两个星期见一次女儿。

女儿问他们,为什么别的小孩都住在父母家,我要住在爷爷奶奶家?笛妈说,跟着爸爸妈妈只能上职工子弟学校,学习就会落后。

笛妈和丈夫回沈阳,女儿就特别高兴,走的时候,女儿特别难受,可从来不说。后来,笛妈在女儿的日记里,看到女儿这样写:“爸爸妈妈每次走的时候,越走越远,最后成了一个小黑点,看不到了。我特别想他们。”

2001年,女儿考入了大连理工大学,数学专业。

女儿和笛妈聊自己的专业,说,妈,数学是严谨的学科,是基础也是尖端,前人留下来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学好不容易。

“嗯,得好好学。”笛妈有一搭没一搭地回话。

“本科四年就是一入门,根本不能算学数学,妈,我要读博士。”

笛妈的声调提高了一些:“这才是我女儿!”

小学,中学,高中,每一次升学考试,女儿都是想考哪个就考哪个。可是笛妈的脸上几乎不会流露出任何的兴奋,“压着,哪怕是孩子考上大连理工,怕孩子骄傲。”

她想等女儿学成博士归来,把这么多年攒着的表扬一下倒出来。

她再也没有机会了。

没了脊梁骨

笛妈和丈夫的生活,被完全摧毁了。

笛妈不敢跟邻居说话。下楼前,先悄悄打开房门,竖起耳朵仔细听楼道里有没有人,没动静时,飞一样跑到楼下,买完菜,再赶紧跑回来,像做贼一样。

大街上,遇到一个年轻时同一工厂的工友,对方热切地和笛妈拉家常。聊到孩子,笛妈一下子就懵了,胡乱嘟囔了几声,甩开工友,掉头就走。

超市里,遇到一熟人带着女儿,人家远远地冲她打招呼。笛妈看到了熟人扬起的手,没等手放下,笛妈转过身去,逃开了。

“没了孩子,就没了脊梁骨,”笛妈惧怕接触原来生活里的一切人,“我现在看人不敢看别人脸,只看别人下半截。”

她换了家里电话号码,换了手机号码,几乎切断了之前所有认识人的联系。

她觉得自己已经“死”了,跟孩子一起死了,没有了灵魂,“现在是一个行尸走肉。生活是孤立无援的,心态是苟且偷生。”

2010年,笛妈和丈夫以一种决绝的姿态,与过去告别——卖掉房子,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

她感觉别人看自己的眼光不一样,究竟哪里不一样,笛妈说不出。

有时,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心态“不健康”,可她确信这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保护”。

上海一个失独者的团队相约一起吃年夜饭,去酒店订桌,老板知道了他们的情况,拒绝了这群抱团取暖的人,“触霉头,断子绝孙的人,影响生意。”

这几个字,像刀子一样扎进笛妈的心里,血流出来,生疼,她却不能喊出一字一句。

“死了算了。”笛妈不止一次地想要死。

坐在屋子里,看着熟悉的家具,她想起女儿。到女儿睡过的床上,躺一会儿,她想起女儿。偶尔看电视,不小心碰上一个娱乐节目,她在心里骂自己:你怎么能看娱乐节目呢?能么能看招笑的节目呢?你应该去死!

“说死就死。”她站起来,冲到阳台,推开窗户,头探了出去。六层楼高,并不能给她多大的恐惧感,可她还是缩回了头。

“懦弱!贪生!”她骂自己。

一次,她去银行存钱。柜台姑娘扔出一单子,笛妈抓过来就填,有一栏是个人工作,最后一个选项是“其他”。笛妈直接在上面划了勾。

“不行。”柜台姑娘说。“怎么不行了?我就是没有工作啊。”笛妈解释。

“不行就是不行。”姑娘继续说。笛妈的火腾一下就上来了,近乎歇斯底里:“怎么不行了?我没工作就是没工作!”

姑娘被吓傻了。保安冲了过来。

笛妈的脑袋里涌出了奇怪的念头:“这是银行,保安有枪,使劲闹,保安一枪崩了我?嗯,一枪崩了我得了!”

她更加“疯了”。

枪没响。

弟弟冲了进来,和保安一起把笛妈架了出去。

“我才出去三分钟,怎么就闹成这样!”弟弟恼了。

哇的一声,笛妈哭出来。

一水缸都装不下

“我差点死了。”电话里,丈夫哭出声来。

笛妈去美国处理女儿后事时,接到了丈夫从沈阳家里打来的电话。

一天,独自在家的丈夫突然就晕过去了,不知什么时候醒了,全身都是汗。他挪到沙发上,躺下,又昏过去了。醒过来,丈夫发觉浑身上下水拉拉的,“不知道是尿了还是怎么了。”丈夫去卫生间,想擦洗一下,再次昏倒了。丈夫这次昏过去的时间更长,再醒来,已经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

笛妈一下子觉得特别恐惧:“无助,一个是老无所依,精神上的,还有一个是生活上的,人得活啊。”

丈夫以前很少做家务。现在,笛妈有意地让丈夫买菜、做饭、洗衣服。她得预备着那一天,防着那一天冷不丁地到来。

“你在今天,不知来的是明天,还是无常,”她往后捋了一下滑下来的头发,露出一额头的白色发根。

自从女儿去世,笛妈的头发有四分之三已经变白了。丈夫的头发,已经全白。

她放不下丈夫。丈夫的身子弱一些,笛妈生怕自己走得早,留下丈夫一人。

每次说到这儿,丈夫就梗起头来:“你死了,一分钟之内,我也死!”

她觉得自己比丈夫坚强,有责任照顾好丈夫。丈夫曾经对她说:“这几年,我们俩的眼泪,能用缸装了,一水缸都装不下。”

她听说过,有些失独者家庭,母亲丧失了生育能力,丈夫不想无后,就撇下了妻子,组建了新的家庭。

“我们永远在一起。”笛妈说。

自女儿走后,过年时,笛妈和丈夫从不吃饺子,炒个大头菜或者大白菜就过去了。

第一个春节,笛妈在美国处理女儿的后事,丈夫一个人在沈阳,两人忘了还有过年这回事儿。第二个春节,临近年关,鞭炮声渐渐多起来,笛妈听着鞭炮声,“像炸自己的心一样”,看着别人家欢天喜地,“真的要疯了”。

仿佛是被鞭炮惊着了的动物,她和丈夫需要一个地方躲来。

他们去了城郊一个小山沟,山沟里只剩下两家营业的温泉农户,顾不得主人疑惑的目光,他们一呆就是几乎一个正月。

“鞭炮少,”她一边感谢农户的“收留”,一边忍不住咒骂,“我们恨这个年啊,节啊,怎么现在节越来越多了?”

没有希望的愿望

经别人介绍,笛妈知道了有这样一个QQ群,都是和自己遭遇一样的家长。

死亡,是这个群里并不避讳的话题。

“不怕死,”一个75岁的失独者,怕的是死不痛快,“生病让人伺候,没人啊!我祈求和儿子得一样的病,一下没了。”35岁的儿子在他70岁那年因为心脏病猝然离世。响应国家晚婚晚育政策的他,35岁才有了唯一的儿子。

笛妈则想把自己饿死在床上。

“失独家庭的问题,就像身体长的瘤子,越掩盖,越腐烂,你要给它治疗,开刀手术,”笛妈担心自杀对国家形象影响不好,“它落一个疤,但是它不会侵害到你别的健康肌体。”

在《计划生育法》第四章第二十七条里,写着:“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这条法律,自2002年9月1日正式施行。

笛妈几乎脱口而出二十七条的具体内容。“‘帮助’不是责任和义务,可以帮也可以不帮,帮你是人情,不帮你是道理。”

她又提高了声调:“政府不帮我们,谁帮我们?”

包括笛妈在内的失独者,最怕的是老无所养。

笛妈每个月有2000多的养老金,丈夫还没退休,一个月有四五百块钱的收入,钱加起来,能够维持两个人在那个辽北小城的基本生活。

不过,笛妈说,失去了一个孩子,就等于失去了一群孩子,他们的养老成本要比普通人高。“女儿在,她就会有工作单位的同事,有同学,以后她还会找对象,结婚,她给我们带来的人脉资源,会给我们带来帮助,”笛妈说,“看个病,只有钱不认识人也不行啊!”

在失独者QQ群里,有家长说,全国的独生子女家庭都在走钢丝,就看谁掉下来,我们就是从钢丝上掉下来的人。

此话一出,活络的群聊,顿时静下来。

他们通过网络商议,进京上访,希望得到来自国家的补偿和保障。

最近一次的上访是在6月5日,全国各地的失独者,从各省市联合来京,向国家计生委申请补偿。

两天一夜的等待,换来包括笛妈在内的5名父母代表与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的一次不公开座谈。计生委承诺,三四个月内,研究出一个“制度框架”。

在这个机构,笛妈从来不会没有得到过实质性的答复,他们的愿望,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丝真切的希望。

“希望国家为我们建一个统一的养老院,我们拿出工资和退休金的80%作为经费,剩下20%零花。”;
“国家要把‘常回家看看’列入法律,可是对于失独老人来说,‘谁回家看看’是政府的责任,我们不能被当做空气一样”;
“作为公民,我们对国家问心无愧,做到了国家要求做的一切,我们建议建廉租房,也是替政府着想,住在一起我们可以互相帮助,不给政府添麻烦”;
“最主要的,我们希望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法规,明确管理失独群体的机构,让我们知道出了问题该去找谁,我们没了孩子,不能让我们再成为没有妈妈的孩子……”

在跟计生委领导座谈时,一个年纪最大的失独者父亲说:“我71岁时就来找你们谈过这个问题,你们没有解决;现在我又来谈,我不想三年后这个事情还是没解决,到那时候我可能就是一张相片了……”

一些人显然等不到那天了。哈尔滨一对夫妻,妻子住在医院普通病房,丈夫住在传染病医院;重庆一名失独母亲的生命已进入了倒计时,生病的老公自顾不暇……

“要是女儿在,该有多好啊!”每次听到这些消息,她总忍不住这样想。

笛妈很少梦到女儿,四年多时间里,“梦到过三四次”。

一次是2010年5月22日,第二天,她就要和全国各地的失独者代表去国家计生委。梦里,女儿还是高中时的模样,参加体操比赛拿了冠军。女儿一手举着奖牌,一手握拳,冲她喊“妈妈,加油!”

她一下子就醒了,黑暗里,瞪着眼睛,泪淌下来。

7月10这天傍晚,北京的天,泼下了大雨,砸在地上,激起一阵水烟儿。赶去和失独者朋友聚会的笛妈,撑一把白底蓝花的伞,一个人立在马路边上。

一辆,两辆,三辆,四辆……一个多小时里,二十多辆出租车呼啸而过,笛妈的手,抬起,又落下。雨水几乎打湿了整条裤子。她一手举着雨伞,半蹲着,挽起裤腿,一阵风带着雨,直接浇到了她的半边身子上。

她不放弃这次聚会,继续在雨里等车:“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我才会感到快乐。”

一辆出租车再次呼啸而过。“我们这些年,就像在大雨里,车不停,雨不停,没太阳,”笛妈的话,盖过了雨声,“裸露又无助。”(文章见于《中国周刊》2012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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