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独生子女，希望你花10分钟读这篇文章。我忘不了75岁的失独者对我说的话：如果你不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的垮台了，你的父母和我一样。我听了，瞬间惶恐不已。
失独者“笛妈”
“我们这些年，就像在大雨里，雨不停，没太阳，裸露而无助。”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北京报道
57岁的笛妈，说自己四年前就“死”了。
2008年5月，她唯一的孩子，女儿笛尔，在公派美国读博期间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生命永远停在了25岁。
笛妈和丈夫随女儿一起“死”了：“埋葬了女儿，也埋葬了自己。”
他们成为了失独者。
失独者，一般是指失去独生子女的中年父母。他们的年龄大多为50岁以上，几乎失去生育能力，人到中年，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
据专家推算，1975—2010年出生的2.18亿独生子女中，有超过1000万会在25岁之前死亡。这意味着有2000万名父母，在中老年时期失去唯一的子嗣，成为老无所依的失独老人。
笛妈和丈夫的命运，是这2000万失独者命运的缩影。
“永远在一起”
没有女儿的消息，足足有三天了。
自从女儿去美国读博，每一天，不管多晚，母女俩都要聊上几句。听到女儿的声音，笛妈觉得安心。
2008年5月初，女儿的第一个学期刚结束，改好的论文传回了国内，就相约和几个同学去大峡谷玩，放松一下。
电话里，女儿的声音透着一股高兴劲儿：“妈，你也来吧，我带你去，大峡谷可是自然奇观哦。”
笛妈拒绝了。丈夫身体不太好，女儿很快就回国，去一趟美国得费不少钱，笛妈心里这样打算着。
这个决定，让她至今追悔莫及。
第二天，女儿没打电话来。笛妈给女儿老师打电话。老师宽慰她，别想那么多，兴许年轻人玩高兴，忘了呢。
“心慌。”笛妈不知道干什么好。
她记起在首都机场告别时，女儿抱着她，说，妈妈，别担心，以后家里有我呢。
压住打转儿的眼珠儿，笛妈抱着女儿，说，妈等你。
想起这些，笛妈的心，稍稍安稳了些。
电话终于等来了。
美国警方的电话，直接打到了家里。笛妈不敢接电话，丈夫也不敢接。丈夫的表妹接了电话——笛尔遭遇车祸，去世了，需父母来处理后事。
笛妈一下子“掉到了十八层地狱”：“完了。”
丈夫身体不好，笛妈一人去了美国。
大约两周后，笛妈从美国回到了沈阳的家。她“抱回”了女儿：一盒骨灰。
起初，笛妈想把女儿“留”在家里。她怕女儿孤单，怕自己孤单。入土为安的传统，最终让笛妈放弃了这个念头。
北京八达岭陵园，笛妈要把女儿埋在这里。
女儿出国前，笛妈陪女儿来北京，正是来八达岭陵园看姥爷。女儿打小儿跟姥爷亲，在姥爷碑前，女儿轻轻地说，姥爷啊，我要出国了，去美国读博士，您外孙女争气吧，等我回来再来看您。
从女儿的墓，走到姥爷的墓，只需要十多分钟。
“八达岭，寓意四通八达，不管从哪个方向回家，都方便，她会喜欢。”笛妈抽泣起来。
女儿离姥爷近了，可是离家远了。
这个位于北京延庆的公墓，距离沈阳约有700公里，开车的话需要约8个小时，坐火车需要4小时44分，最快的是坐飞机，也需要1小时25分钟。
笛妈没有车，坐不起飞机，每次来看女儿，选择的都是火车。
第一次来看女儿，她拼命记住一路的地名、站名和公交路线。到墓前，她把这些一个不落地说给女儿，生怕落了一点儿。
“女儿聪明，回家的路肯定记住了。”她望着墓碑说。
这是一块没有照片的墓碑。
黑色大理石泛着冷光，从左到右，并排着丈夫、女儿和笛妈三个人的名字，右上角有一行小字：“永远在一起。”
丈夫和自己的名字，是笛妈要执意刻上去的。她甚至坚持要把三个人的名字，都描上金字——在北方风俗里，这意味着一个人真正地告别世界。
她没能如愿。
“那就一定得在碑上刻上‘永远在一起’。”她如愿了。
两年前，她和丈夫卖掉房子，搬离了居住了几十年的沈阳，去到一个陌生的辽东半岛西北部小城。
搬家两三天后，笛妈就坐火车赶到北京，奔到女儿墓碑前。
她说，女儿，我和你爸搬家了，我来告诉你一声啊……你别找不到回家的路啊，我们把咱们家里的家具什么的，都搬过去了，你的床也搬过去了，怕你不习惯，就是位置朝向改了，因为房子格局变了，你别怪妈啊……
“概率中的一个”
女儿是笛妈和丈夫唯一的人生寄托。
笛妈和丈夫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学历是小学四年级，只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他们希望孩子能多读点书。
1983年，他们的女儿出生。
三年前，这个国家以公开信的形式，“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时代的序幕由此拉开。
生完女儿10个月后，笛妈必须向工厂交一份已经在体内装上节育环的医院证明，否则就不能上班。一旦发现怀孕，会有人陪着去医院，强制堕胎。
在计划生育最严格的时候，一旦违规即被开除公职，而那个时候，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国家的。
生第二个孩子，在当时的笛妈看来“不可能出现”。准生证、出生证明、户口……违规的孩子，什么证也办不下，“没有证就不许你生。”
“就是偷摸生了，你这么长时间不工作，你去哪里了？不给你发工资，不给你涨工资，你怎么活？”笛妈自问自答，“不能活！”
厂里的书记，有一个女儿，女儿被开水烫了胳膊，并不严重，书记去开了一张伤残证明，得以再生一胎，男孩。笛妈当时不理解：书记怎么能这样呢？不响应计划生育政策，怎么不求上进呢？
“人家就是高，要不然怎么当书记呢！”现在，笛妈懂了。
笛妈从年轻时，就一直尽量理解国家。她还记得，当时有专家说计划生育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
“不计划生育，对国家有害，对民族有害；计划生育，对一部分家庭有害，”笛妈抬起了双手，像一个天枰的两端，上下浮动，“它是有风险的，一个千分之五点四的风险，说不定就落在谁的身上，可这个概率是存在的。”
笛妈的双手陡然垂下，“我就是概率中的一个。”
笛妈眼中的女儿，“内向，早熟。”
女儿小学毕业时，班里的同学都买了纪念册，互相留言。有一天，女儿回家说，妈妈，老师今天批评全班同学了，把全班同学的纪念册都收上去了，怕影响学习。
你的也被没收了吧，笛妈问。
“我没有（纪念册）。”
“哎，你怎么能没有？”笛妈不解。
“小学毕业的同学，我们还小，互相之间印象不那么深刻，再过几年，我们大了，可能就不认识了，起码得到高中吧，那时候纪念册才有意义。”
笛妈愣了。女儿是班里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怎么能想这么多呢？”
女儿上高中之前，笛妈和丈夫都在本溪工作，为了让女儿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他们就把女儿放到沈阳，让爷爷奶奶照顾。这样一来，他们只能两个星期见一次女儿。
女儿问他们，为什么别的小孩都住在父母家，我要住在爷爷奶奶家？笛妈说，跟着爸爸妈妈只能上职工子弟学校，学习就会落后。
笛妈和丈夫回沈阳，女儿就特别高兴，走的时候，女儿特别难受，可从来不说。后来，笛妈在女儿的日记里，看到女儿这样写：“爸爸妈妈每次走的时候，越走越远，最后成了一个小黑点，看不到了。我特别想他们。”
2001年，女儿考入了大连理工大学，数学专业。
女儿和笛妈聊自己的专业，说，妈，数学是严谨的学科，是基础也是尖端，前人留下来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学好不容易。
“嗯，得好好学。”笛妈有一搭没一搭地回话。
“本科四年就是一入门，根本不能算学数学，妈，我要读博士。”
笛妈的声调提高了一些：“这才是我女儿！”
小学，中学，高中，每一次升学考试，女儿都是想考哪个就考哪个。可是笛妈的脸上几乎不会流露出任何的兴奋，“压着，哪怕是孩子考上大连理工，怕孩子骄傲。”
她想等女儿学成博士归来，把这么多年攒着的表扬一下倒出来。
她再也没有机会了。
没了脊梁骨
笛妈和丈夫的生活，被完全摧毁了。
笛妈不敢跟邻居说话。下楼前，先悄悄打开房门，竖起耳朵仔细听楼道里有没有人，没动静时，飞一样跑到楼下，买完菜，再赶紧跑回来，像做贼一样。
大街上，遇到一个年轻时同一工厂的工友，对方热切地和笛妈拉家常。聊到孩子，笛妈一下子就懵了，胡乱嘟囔了几声，甩开工友，掉头就走。
超市里，遇到一熟人带着女儿，人家远远地冲她打招呼。笛妈看到了熟人扬起的手，没等手放下，笛妈转过身去，逃开了。
“没了孩子，就没了脊梁骨，”笛妈惧怕接触原来生活里的一切人，“我现在看人不敢看别人脸，只看别人下半截。”
她换了家里电话号码，换了手机号码，几乎切断了之前所有认识人的联系。
她觉得自己已经“死”了，跟孩子一起死了，没有了灵魂，“现在是一个行尸走肉。生活是孤立无援的，心态是苟且偷生。”
2010年，笛妈和丈夫以一种决绝的姿态，与过去告别——卖掉房子，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
她感觉别人看自己的眼光不一样，究竟哪里不一样，笛妈说不出。
有时，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心态“不健康”，可她确信这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保护”。
上海一个失独者的团队相约一起吃年夜饭，去酒店订桌，老板知道了他们的情况，拒绝了这群抱团取暖的人，“触霉头，断子绝孙的人，影响生意。”
这几个字，像刀子一样扎进笛妈的心里，血流出来，生疼，她却不能喊出一字一句。
“死了算了。”笛妈不止一次地想要死。
坐在屋子里，看着熟悉的家具，她想起女儿。到女儿睡过的床上，躺一会儿，她想起女儿。偶尔看电视，不小心碰上一个娱乐节目，她在心里骂自己：你怎么能看娱乐节目呢？能么能看招笑的节目呢？你应该去死！
“说死就死。”她站起来，冲到阳台，推开窗户，头探了出去。六层楼高，并不能给她多大的恐惧感，可她还是缩回了头。
“懦弱！贪生！”她骂自己。
一次，她去银行存钱。柜台姑娘扔出一单子，笛妈抓过来就填，有一栏是个人工作，最后一个选项是“其他”。笛妈直接在上面划了勾。
“不行。”柜台姑娘说。“怎么不行了？我就是没有工作啊。”笛妈解释。
“不行就是不行。”姑娘继续说。笛妈的火腾一下就上来了，近乎歇斯底里：“怎么不行了？我没工作就是没工作！”
姑娘被吓傻了。保安冲了过来。
笛妈的脑袋里涌出了奇怪的念头：“这是银行，保安有枪，使劲闹，保安一枪崩了我？嗯，一枪崩了我得了！”
她更加“疯了”。
枪没响。
弟弟冲了进来，和保安一起把笛妈架了出去。
“我才出去三分钟，怎么就闹成这样！”弟弟恼了。
哇的一声，笛妈哭出来。
一水缸都装不下
“我差点死了。”电话里，丈夫哭出声来。
笛妈去美国处理女儿后事时，接到了丈夫从沈阳家里打来的电话。
一天，独自在家的丈夫突然就晕过去了，不知什么时候醒了，全身都是汗。他挪到沙发上，躺下，又昏过去了。醒过来，丈夫发觉浑身上下水拉拉的，“不知道是尿了还是怎么了。”丈夫去卫生间，想擦洗一下，再次昏倒了。丈夫这次昏过去的时间更长，再醒来，已经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
笛妈一下子觉得特别恐惧：“无助，一个是老无所依，精神上的，还有一个是生活上的，人得活啊。”
丈夫以前很少做家务。现在，笛妈有意地让丈夫买菜、做饭、洗衣服。她得预备着那一天，防着那一天冷不丁地到来。
“你在今天，不知来的是明天，还是无常，”她往后捋了一下滑下来的头发，露出一额头的白色发根。
自从女儿去世，笛妈的头发有四分之三已经变白了。丈夫的头发，已经全白。
她放不下丈夫。丈夫的身子弱一些，笛妈生怕自己走得早，留下丈夫一人。
每次说到这儿，丈夫就梗起头来：“你死了，一分钟之内，我也死！”
她觉得自己比丈夫坚强，有责任照顾好丈夫。丈夫曾经对她说：“这几年，我们俩的眼泪，能用缸装了，一水缸都装不下。”
她听说过，有些失独者家庭，母亲丧失了生育能力，丈夫不想无后，就撇下了妻子，组建了新的家庭。
“我们永远在一起。”笛妈说。
自女儿走后，过年时，笛妈和丈夫从不吃饺子，炒个大头菜或者大白菜就过去了。
第一个春节，笛妈在美国处理女儿的后事，丈夫一个人在沈阳，两人忘了还有过年这回事儿。第二个春节，临近年关，鞭炮声渐渐多起来，笛妈听着鞭炮声，“像炸自己的心一样”，看着别人家欢天喜地，“真的要疯了”。
仿佛是被鞭炮惊着了的动物，她和丈夫需要一个地方躲来。
他们去了城郊一个小山沟，山沟里只剩下两家营业的温泉农户，顾不得主人疑惑的目光，他们一呆就是几乎一个正月。
“鞭炮少，”她一边感谢农户的“收留”，一边忍不住咒骂，“我们恨这个年啊，节啊，怎么现在节越来越多了？”
没有希望的愿望
经别人介绍，笛妈知道了有这样一个QQ群，都是和自己遭遇一样的家长。
死亡，是这个群里并不避讳的话题。
“不怕死，”一个75岁的失独者，怕的是死不痛快，“生病让人伺候，没人啊！我祈求和儿子得一样的病，一下没了。”35岁的儿子在他70岁那年因为心脏病猝然离世。响应国家晚婚晚育政策的他，35岁才有了唯一的儿子。
笛妈则想把自己饿死在床上。
“失独家庭的问题，就像身体长的瘤子，越掩盖，越腐烂，你要给它治疗，开刀手术，”笛妈担心自杀对国家形象影响不好，“它落一个疤，但是它不会侵害到你别的健康肌体。”
在《计划生育法》第四章第二十七条里，写着：“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这条法律，自2002年9月1日正式施行。
笛妈几乎脱口而出二十七条的具体内容。“‘帮助’不是责任和义务，可以帮也可以不帮，帮你是人情，不帮你是道理。”
她又提高了声调：“政府不帮我们，谁帮我们？”
包括笛妈在内的失独者，最怕的是老无所养。
笛妈每个月有2000多的养老金，丈夫还没退休，一个月有四五百块钱的收入，钱加起来，能够维持两个人在那个辽北小城的基本生活。
不过，笛妈说，失去了一个孩子，就等于失去了一群孩子，他们的养老成本要比普通人高。“女儿在，她就会有工作单位的同事，有同学，以后她还会找对象，结婚，她给我们带来的人脉资源，会给我们带来帮助，”笛妈说，“看个病，只有钱不认识人也不行啊！”
在失独者QQ群里，有家长说，全国的独生子女家庭都在走钢丝，就看谁掉下来，我们就是从钢丝上掉下来的人。
此话一出，活络的群聊，顿时静下来。
他们通过网络商议，进京上访，希望得到来自国家的补偿和保障。
最近一次的上访是在6月5日，全国各地的失独者，从各省市联合来京，向国家计生委申请补偿。
两天一夜的等待，换来包括笛妈在内的5名父母代表与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的一次不公开座谈。计生委承诺，三四个月内，研究出一个“制度框架”。
在这个机构，笛妈从来不会没有得到过实质性的答复，他们的愿望，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丝真切的希望。
“希望国家为我们建一个统一的养老院，我们拿出工资和退休金的80%作为经费，剩下20%零花。”；
“国家要把‘常回家看看’列入法律，可是对于失独老人来说，‘谁回家看看’是政府的责任，我们不能被当做空气一样”；
“作为公民，我们对国家问心无愧，做到了国家要求做的一切，我们建议建廉租房，也是替政府着想，住在一起我们可以互相帮助，不给政府添麻烦”；
“最主要的，我们希望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法规，明确管理失独群体的机构，让我们知道出了问题该去找谁，我们没了孩子，不能让我们再成为没有妈妈的孩子……”
在跟计生委领导座谈时，一个年纪最大的失独者父亲说：“我71岁时就来找你们谈过这个问题，你们没有解决；现在我又来谈，我不想三年后这个事情还是没解决，到那时候我可能就是一张相片了……”
一些人显然等不到那天了。哈尔滨一对夫妻，妻子住在医院普通病房，丈夫住在传染病医院；重庆一名失独母亲的生命已进入了倒计时，生病的老公自顾不暇……
“要是女儿在，该有多好啊！”每次听到这些消息，她总忍不住这样想。
笛妈很少梦到女儿，四年多时间里，“梦到过三四次”。
一次是2010年5月22日，第二天，她就要和全国各地的失独者代表去国家计生委。梦里，女儿还是高中时的模样，参加体操比赛拿了冠军。女儿一手举着奖牌，一手握拳，冲她喊“妈妈，加油！”
她一下子就醒了，黑暗里，瞪着眼睛，泪淌下来。
7月10这天傍晚，北京的天，泼下了大雨，砸在地上，激起一阵水烟儿。赶去和失独者朋友聚会的笛妈，撑一把白底蓝花的伞，一个人立在马路边上。
一辆，两辆，三辆，四辆……一个多小时里，二十多辆出租车呼啸而过，笛妈的手，抬起，又落下。雨水几乎打湿了整条裤子。她一手举着雨伞，半蹲着，挽起裤腿，一阵风带着雨，直接浇到了她的半边身子上。
她不放弃这次聚会，继续在雨里等车：“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我才会感到快乐。”
一辆出租车再次呼啸而过。“我们这些年，就像在大雨里，车不停，雨不停，没太阳，”笛妈的话，盖过了雨声，“裸露又无助。”（文章见于《中国周刊》2012年9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