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贴：十年贸大，梦圆商务部，我非常知足

我从小没有受到什么良好的艺术教育，也没有家庭经济条件支持，更别谈什么出身背景，十年贸大，能有这样一个结局，我非常知足。

我在贸大那十年

文/王轩

题记：

这是我2010年毕业离校时写下的几篇日志，算来已经又是三年过去。常常回忆那些年那些事，才会更加珍惜现在有的一切，并为没有的继续坚持，继续努力。在我调侃自己的非典型苦逼青春时，希望后来者能从反面获得正能量，不为就业压力哭泣，不因对生活爱情的绝望放弃生命。没有什么，比明天更美好。

一、我去2000年

2000年的夏天，是我在青海十九年中最热的一个夏天。那一年，家中从未装备过电风扇的青海人民把商场里的风扇抢购得脱销了好几回，印证了“七月流火”的字面歪解。

7月9日结束高考的我，住在了西宁的外婆家里。忐忑地回忆我在高考考场上的种种“出格”行为——高考那几天我穿着张楚那样的花格子棉衬衫，背着黄绿色的军用单肩挎包，叼着大大棒，典型的摇滚小青年；考场上别人都在答题的时候，我总会停下来，边看卷子，边掏出巧克力之类的零食，吃一会儿，写一会儿；五门考试有四门我提前交卷；最后一门考试因为监考老师总是在我身边干扰我，我还站起来跟他争吵了几分钟，搞得考场其他人都傻了……想着自己的种种不端行为，我觉得高考我最好的归宿就是青海大学了。于是索性每日和同学在一起玩闹，舅母怕我乱跑，还把她的BP机给了我——那时这可是个稀罕玩意儿。

晚上的时候，西宁时兴夜市，我就帮着外婆在夜市上卖一些小玩具，和荧光棒。卖荧光棒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美丽的女孩儿姚。姚是我在西宁上高中时的同级校友，当时学校的风云人物，在学校我可一句话都没跟她说过；后来高二下学期我转学去了县城，就更没机会跟这种男生天天围着转的女生接触了。没想到，高考结束，家在附近的她闲得无聊，跟我一起，两个人搭伙在民主街街口叫卖起荧光棒来。

跟美女一起每晚在夜市卖荧光棒，数钱，当然是很开心的，不过想到她成绩那么好，今后也许就没机会见了，我就又有些伤感，后悔自己高三不努力，每天中午踢球不说，晚上还爬起来场场不落地看完了欧洲杯。提心吊胆地过了好些天，晚上仍在卖荧光棒，姚跑过来说，可以打电话查分数和名次了。我问她考了多少，她不说，说等着先听我的，于是我战战兢兢地拨通了电话：

青海省文科第6名。

姚很高兴，说我们可以一起去北京了——她考了青海省理科第11名。

接下来卖荧光棒的日子就很轻松了，我想去北大，她想去清华，虽然不是一个学校，但是听说离得很近，我们到了北京还能在一起玩。

过了几天，我回到县城学校填报志愿，北大老师打电话给我，说文科前面几名报了北大的法学、经济学，到我，只有中文了。我觉得我人生的前十几年就是太文了，天天就喜欢看书，诗词、小说，把自己搞得那么感性，连个女朋友都没有，所以坚定信心不学文。我要重塑我的性格，变得开朗外向一些，于是，我放弃了北大，更没有考虑人大、复旦之类的学校，填报了这个根本闻所未闻的提前批的又“对外”、又“经济”、又“贸易”的生意买卖大学，我想让自己变得现实一些，赚多点钱，少搞点文学。因此选专业的时候，没有选择往年最高分的国贸、金融（其实我都不知道往年最高分是什么专业），稀里糊涂报了这个又“国际”、又“经济”、又“法律”的专业，进校后还被沈四宝的“培养三会人才”的口号忽悠得满心希望，此是后话。

交了志愿回到西宁外婆家，找不到姚了。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天，竟然都没有相互留电话——其实留了也没用，我们家没电话，我身上只有舅母给的那个BP机。

2000年9月3日，我独自一人，带着三箱行李，坐了36个小时的硬座，从青海的穷山僻壤来到了北京。——当然，相声里那只羊宝是虚构的，青海人其实不骑羊，也不骑狼。

9月6日，在北京的姑父姑妈领着我到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对于我这个土鳖来说，贸大就是花园啊，到处都是草，到处都是漂亮的女生，甚至进诚信楼我都感叹这楼太牛了，这么漂亮。还特意去坐了坐电梯——前十九年我从来没有做过电梯。

新同学，新环境，让我眼花缭乱。我相信，我的未来无限光明。

我们2000级比较特殊，刚入校没有军训，所以在那段时间，我就天天在校园和学校附近转悠。看了话剧团的话剧《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觉得真牛；在大活看见军乐团的一个美女师姐吹长笛，觉得真牛；看学生会那些师兄师姐，觉得真牛……于是招新结束，我参加了军乐团、话剧团、爱乐协会、校会、院会、勤工助学中心等一大堆社团组织。由于从小学过书法，在所有社团和组织里我的工作基本都是一致的：画海报。曾经有一次，食堂前面的海报栏贴满了我画的海报——不是刷屏，是我为各个组织画的海报凑巧在同一天都张贴了出来。可惜当时没有相机，不能记录一下我当时的成果。

有一天，我正在诚信11层出法学院的海报，我跪在地上一笔一笔地写，发现有人站在旁边看，挡住了本来就微弱的光线。我很不爽地抬头一看，一个胖胖的扎着马尾的男人看着我笑，我说：麻烦您让一下，您挡着我的光线了。那人就进了办公室。我觉得他很眼熟，仔细一想，刘欢啊！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电视上的名人，当时竟然也没有想象中的那种激动和兴奋。几年后在刘欢老师家跟他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他显然不记得了，不过也笑了。

大学的课程我发现我完全不感冒，我对法律一点兴趣都没有，觉得这东西就是一个摆设，是一种工具，如果能挣钱的话，我愿意帮着我的当事人寻找法律的漏洞，利用它。法理学老师生气地说我这种人有个名字叫做“法律杀手”；英语就不用说了，跟别的地方的同学一比，我这个土包子的英语水平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于是逃课成了我的专长；不过我倒是对经济学挺感兴趣，有事儿没事会去旁听别的院系的宏微观，可惜到后来我自己大二大三选修的时候，碰上的老师不好，连着被杀了两回。

期间去了一次北大，看着未名湖，看着那么漂亮的校园，我非常痛苦。早知道差距这么大，还不如就学中文了呢，还省事儿，从小看了那么多古代典籍，不过是复习一下就能应付考试了。回来以后，我开始喜欢上了酒。

我第一次喝酒是进大学没几天，中秋节。我们七个胆怯的新生出去买啤酒，竟然以为宿管不让喝，分批次偷偷地把一箱啤酒卷进衣服里带进了1号楼112室（现在的汇智）。北京的那哥们很猛，一口气就干了一瓶，我觉得我不能给青海人丢脸，第一次喝酒竟然也不含糊地一口气干完了那一瓶，结果，我和他成了最好的兄弟，十年后的今天，他仍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干儿子的亲爹。

从北大回来之后，我开始有事儿没事儿喝酒，每次都要把自己喝醉、喝吐。也许是为自己的选择难过，也许是为再也见不到姚而失落，也许，只是酒鬼。

我的期中作业自传《历程》被敬爱的语文老师孙勇进推荐给了沃野文学社，师兄师姐们看了觉得还行，想拉我进沃野，我当时就是不想搞文学才放弃了北大，这时候怎么能又走回头路呢，于是拒绝了。他们便不在意，有事儿没事儿也邀我一起喝酒，后来我接受他们约稿的时候，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野外的酒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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