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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只进杯酒,不言过往

吃了这顿海底捞,我就可以把刘纪伟的号码从手机里删掉了。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永远不会再回来。生活亦如疾驰的列车,坐在两辆并行而过的车里的人,无论如何使劲地挥手凝望,列车也不会为你而停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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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进杯酒,不言过往

文/王路

突然接到刘纪伟电话,他来北京出差。我问他怎么有我的号码,他说:“阿纯给的。”我说:“你认识吴纯?她可是大美女,我们高中有不少人对她动过心思呢。”刘纪伟说:“噢是么,她现在是我的助理。”我惊讶:“你什么时候开始当老板了?”他淡定:“没有当老板,只是在张延手底下混口饭吃。”

我们在海底捞见面。他递给我一支烟,我摆摆手说我不抽。他问我在北京过得好吗,我说还可以。知道了我的月收入之后,他闷着头喝干了杯子里的酒,对我说:“就凭你刚才不接我递的烟这一点,就能断定你在北京混得不好。”我默然。他又说:“回咱县吧,跟着张延干,一年至少能赚这个数。”然后伸出三个手指。

有意思。在他的词汇里,表示钱的单位已不再是“十百千万亿”,而是手指头加上“这个数”。三万,就伸出三个手指,三百万,也是伸出三个手指。其间的区分要看说话的语速,三万是“这个数”,三百万是“这、个、数”,三亿就是“这,个,数”。三个仄声字吐出来就像刀砍在菜板上,掷地有声。

刘纪伟全然没注意我已经走神,仍然自顾自地说:“人生一世图什么,不就是吃吃喝喝自在快活吗!在家要啥有啥,何必在北京受这份儿罪!”我说在北京习惯了,回去不适应。他干笑两声摇摇头说,你跟当年一样,还是太倔。

小学二年级时,电视上播《三国演义》,我和刘纪伟、张延模仿刘关张结义金兰。老师说,刘纪伟为人实在讲义气,但太老实,将来要受人欺负;王路性子太倔,做学术能成气候,混社会不免受阻;张延太聪明,但一肚子歪点子不能用到正道儿上。

当时流行“抓小偷”的游戏,一个人当“眼儿”抓其他人,被抓到的人成为新的“眼儿”。张延个子小,又胖,跑不快,但很少被人抓住,因为他有个绝招——每次都往人多的地方跑,快被抓住时,就先抓一个旁边的人,对眼儿说:“我帮你抓住他了,你别抓我。”人家骂他是“汉奸”,他不怒反喜。不过他也有原则,从不抓我和刘纪伟。

一天放学后,我们在班里打牌,教导主任路过,我们忙躲到桌子底下。钻出来时,我不小心把张延的文具盒碰掉地上,摔瘪了。张延让我赔他10块钱,我没零花钱,又不敢向家里要。我说和他换文具盒,他不肯;我说先欠着,等攒够了再给,他还是不肯。我说看在大家是兄弟的份上,我把每天发的蛋糕给你,这学期的都给你,他依然不肯。我大怒,说张延从今以后我不认识你!刘纪伟掏了掏兜,翻出来6块钱,说看在是兄弟的份上,6块钱算了,别伤了和气。后来我攒够钱拿给刘纪伟,他说都啥时候的事儿了,算了。

我初中去了一中,张延和刘纪伟在二中。有天,张延托刘纪伟向我道歉,说挺珍惜我们的友谊,后悔当初不该那样。我很感动,给他写了一封信表示重修旧好,让刘纪伟带给他。不过没有回音,我也没有见到他,读高中后,连刘纪伟都没见过面了。

再见到刘纪伟是2009年春天。我已经大学毕业一年了,刚以无业游民的身份考上研究生。刘纪伟高中复读过一年,当时大四。我打电话问他找到工作没,他说还没,我说要不一起去郑州摆地摊儿吧。我不知他有没有想过我纯粹是玩票,只图刺激,无论能否挣到钱,几个月之后就会拍屁股去读研,拉上他是怕一个人太寂寞,而他绝无退路,毕业了就得卷铺盖走人,还要踌躇以后的工作。他大概没考虑那么多,一口答应了,然后就从西安跑到郑州了。

我们在古玩城倒弄了一批旧杂志,去火车站卖。《特别关注》进一块卖一块五,《读者》、《青年文摘》进六毛卖一块。我之前非常讨厌火车站,那里肮脏、噪杂,时刻充满危险,但当我抱着杂志吆喝“读者一块,读者一块”的时候,那里顿时宁静和谐、井然有序了——绝不会有小偷再打我的主意,卖切糕和石头的小青年也对我视而不见了,连探头探脑打量过往旅客是不是有需要的大妈们也知趣地避开了我。

有些买主用奇怪的目光打量我,大概觉得牛仔裤白T恤圆框眼镜的造型和卖二手杂志的身份并不搭,或者以为我是迫不得已流落到此等境地,于是带着同情和疑虑买了一本。尽管如此,一上午也只卖了十几本,赚了不到五块钱。

刘纪伟在火车站旁边进了一批手机挂链,看起来非常漂亮,而且不贵,才两块五。我们兜去城郊的学校卖,被保安撵了两次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出摊儿的地方,这时发现旁边的摊上有同样的挂链,只卖两块。

一个月后,淋成落汤鸡的我和刘纪伟坐在前往火车站的985路公交上,凄惶地看着郑州城的夜色在雨洗过的车窗上一幕幕流转,像上演着没有开头也不会剧终的电影,而主人公从来不曾出现在屏幕上。在雨窗里映出西大街海底捞的时候,刘纪伟嘀咕了一句:“不知咱啥时候也能搁这儿吃。”我摸摸干瘪的兜,心想如果把两个人的火车票卖了,大概够进去饱餐一顿。

研究生毕业后,我来到北京工作。过年回家,我和我爸下乡走亲戚,路过移动营业厅,我爸进去给手机充话费,车停在路边。我爸刚出来,一个交警走过来要往车上贴条。我爸给他递烟,说就停了两分钟,请他松下眼皮放过,交警不肯。

我下车看,发现是刘纪伟。他见是我,忙转头对我爸说:“叔,真是不好意思,自己人自己人!我和王路是小学同学,不知道是俺叔,不好意思。”我爸塞给他一包烟,他硬是不收,只留了一根,我问他要手机号,他说:“先别留了,回头再说,你们快走吧,被别的交警看见不好。”我们就匆忙上车走了。

我爸说:“真没想到你同学混成这样。在咱县当交警,一个月才600块钱,每天在外面风吹日晒。时代真是不一样了,年轻人差距越来越大。我二十几岁时,混得好的去机关,一月五六十块,混得不好的看仓库,一月也有二三十。现在,你看看差距多大,人家老板张三千,不到三十岁,西边新城区的楼盘都是他搞的,不知道有多少家产。”

那个春节,高中同学聚会,我和吴纯聊起过往,聊到我是在五小读的小学时,她就问你们那一届有个张延,你认识吗。我说张延是我同学,你怎么知道他。她说在正阳县,不知道县长是谁的人多,不知道张延是谁的人少。然后掏出手机,给我看她和张延的短信往来,她毫不介意让我看那些嗲言嗲语的信息。我看到短信里,“三千哥哥”长“三千哥哥”短的,就问为何这么称呼。她说张延喜欢别人叫他张三千,“三千”的意思是一顿饭至少是三千的标准。

我突然想到有个表舅人称杨百万,那是二十年前的称呼了。当时杨百万是县里做生意数得着的人。可今天,谁再称呼他杨百万,他会和那人翻脸。他后来经商失败穷困潦倒,再叫他杨百万就不是尊重而是侮辱了。更何况今天在小县城的蜚短流长里,津津乐道的早已从家产多少变成一顿饭的花销多少了。

春节假期过后,离开家回北京时,我对我爸说,如果你在街上再碰见我那个当交警的同学,就把我的手机号告诉他吧。我们县城很小,街上碰见熟人是稀松平常的事情。我想如果刘纪伟今后来北京找工作,我能稍微照应一下。我爸说,难道你没看出来吗,他当时不给你留手机号,是嫌自己混得不好,不好意思跟你来往。

两年来,我一直想,刘纪伟如果什么时候来北京,我要请他吃顿海底捞,算是感谢他当年放弃了找工作陪我在郑州漂泊,虽然这种感谢微不足道。

现在他来了,就坐在我对面。我们面前是热气蒸腾的火锅,隔窗是夜色中熙来攘往的街衢。一辆辆公交缓缓驶过,里面挤着如同当年一样凄惶的我们。我们谁都没有提当年的话头,也不知他是不是早已忘记了。只是在吃饭结束的时候,他问我要不要夜里一起去玩玩,有人负责买单,我没问他去玩玩是什么意思,只说不了,明天还要上班,然后消失在神情木然地涌向地铁的一大波僵尸中。

时过境迁,刘纪伟已不再是刘纪伟,我也不再是我。早年的交情已经散落成尘,了不可得,俨然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了。也许从张延的文具盒被我摔瘪时,我们三人就再也没有聚在一起的可能。好在这次见面,刘纪伟和我都没有旧事重提的意思。我们虽然再也找不到共同语言,却至少在这一点达到了默契——只进杯酒,不言过往。吃了这顿海底捞,我就可以把刘纪伟的号码从手机里删掉了。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永远不会再回来。

生活亦如疾驰的列车,坐在两辆并行而过的车里的人,无论如何使劲地挥手凝望,列车也不会为你而停留下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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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评论 火速盖楼»

  1. 有些友谊是用来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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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时过境迁,我们再也找不回当初的那份豪情。过去的时光回不来,只是那份情谊会一直留在心中,管他山高水长,放在心中的才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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