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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克拉玛依大火真相,再看,还是想流泪……

1994年12月8日,克拉玛依友谊宾馆,796名来自全市15所中小学的师生(每所学校组织最漂亮的40多名学生歌舞队)全部陷入火海之中,323人死亡,其中有284个未满18岁的孩子;132人烧伤致残……时至今日,令人们气愤的,仍是那句无耻的“让领导先走!”孩子们撤离火灾现场的最关键时刻,就这样被错过……

克拉玛依第八小学在火灾发生前几分钟表演的舞蹈节目《春暖童心》,照片上的孩子除了一个烧伤外,其余全部遇难。在纪录片《克拉玛依》中,一位孩子的母亲向拍摄者展示了这张保存多年的照片。<br /><p class=" width="600" height="338" class="size-full wp-image-25270" /> 克拉玛依第八小学在火灾发生前几分钟表演的舞蹈节目《春暖童心》,照片上的孩子除了一个烧伤外,其余全部遇难。在纪录片《克拉玛依》中,一位孩子的母亲向拍摄者展示了这张保存多年的照片。

在大火中受伤最重的杨柳望着她的妹妹。她曾是闻名克拉玛依的小歌星。可这12年来,她全部的时间都是在医院度过。

在大火中受伤最重的杨柳望着她的妹妹。她曾是闻名克拉玛依的小歌星。可这12年来,她全部的时间都是在医院度过。

杨柳这双曾经在钢琴键上飞舞的手,和妹妹的小手一起轻轻弹拨的情景,催人泪下。

杨柳这双曾经在钢琴键上飞舞的手,和妹妹的小手一起轻轻弹拨的情景,催人泪下。

来自南方周末:一个轮回后的真相——克拉玛依大火(撰写于2006年)

在克拉玛依市区以西8公里的成吉思汗山脚下,小西湖墓地的C区,每一方墓碑上都有一张照片,每一张照片上都有一张稚气未脱的脸,而同样的墓碑的下方镌刻着同样的时间——“一九九四年的十二月八号”。

除了网络,这是惟一一个祭奠他们的地方。

在克拉玛依,1994年12月8日,以及其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场内,火起及逃生

1994年12月8日17点40分左右,时任克拉玛依副市长的赵兰秀,从市政府来到友谊馆。此时,700多名师生已经等了1个多小时。

“我也等了一会,验收团才来。”赵兰秀说。

12月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委“义务教育与扫盲评估验收团”,一行25人到克拉玛依市检查工作。12月8日16时,克拉玛依教委组织15所中、小学15个规范班和教师家长等769人,在友谊馆为检查团进行文艺汇报演出。

一切都是从第二个节目《春暖童心》开始。

一小教师李萍,看到这个节目的指导——八小的老师张艳和八小校长张莉,正在舞台侧面等候她们的学生下场,她清楚地看到舞台纱幕上方一排光柱灯处,有类似花炮般的火花向下飘落,但直到一块如同桌布大小的幕布卷着火团掉下来时,她才意识到,着火了。

教委几个领导上去灭火,为了不致混乱,幕布被拉上。

18时10分左右,毕建国匆匆跑出友谊馆报警,此时他的女儿毕艺娜和她的11个伙伴,正在舞台上表演,一分钟前,毕建国用他的尼康相机,记录下了女儿人生中的最后一次表演。

舞台上的火引燃了挂在后幕作背景的多个呼拉圈,由于幕布的阻挡,迅速消耗的氧气,使舞台区域内形成了一个高压区,幕布膨胀如气球。

初二学生金素敏回忆说,我们那阵都站起来了,一个女的站在领导席前面,拿着话筒说让我们不要乱,坐下来,我们就坐下。而班上平时挺调皮的两个男孩子没听她的溜走了,这是金素敏班上惟一两个全身而退的孩子。

“让领导先走。”尽管赵兰秀面对本报记者,否认有人说过这句话,但是杨柳、金素敏等在场的幸存者都证实,确实有个女领导说过这句话。

“等学生陆续坐下的时候,领导席已经空了。”金素敏说。

当时坐在后排的苏浩(化名)视野开阔清晰,他这样描述千钧一发之际的所见,“当时领导坐在中间的前几排,在让我们坐下别动的时候,我看见他们慢慢地往两边散开,从过道慢慢往后走。”

也就在这个光景,火势迅速蔓延,所有灯光瞬间熄灭。一切都失去控制,没有任何组织,人们在恐惧的驱赶下,凭着本能疯狂地冲向任何一个可能求生的通道。

这场演出的报幕员、当时9岁的女孩周雅静,事后回忆道,“在通道里,一个爷爷用力推开我们往前跑,我认识他,他就是演出前我给他献鲜花的那个爷爷。”

克拉玛依的3名市局领导(石油管理局,与市政府同级)和17名教委成员,除赵兰秀外,都奇迹般地及时脱险。

最初一批逃生的人,成功地由友谊馆后排的卷帘门逃出,但不久,原本开着的卷帘门突然掉落下来,友谊馆顿时变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类似砖窑的火葬场,一个充满哀号和惨叫的死亡之馆。

回忆到这一段,金素敏的声音开始颤抖。

场外,混乱的救援

与此同时,场外的混乱未必好过场内。后来公布的火警接警时间为18时20分,然而,多人证实在18时15分已有多人报警,否则毕建国就是不顾女儿的生死延误时间,张艳也决不会还有时间返回馆内救人。

然而,直到第三辆消防车,才终于带来了破门的消防斧,而此时的人们早已自发动用各种工具,绝望地劈向友谊馆周围10个紧闭的出口。

一些市民用肩头撞铝合金门。友谊馆对面设计院的职工跑到友谊馆左侧,把木门拽掉,指望救学生出来,可木门后面还有防盗铁门。他们抬起门板撞击防盗门。防盗门的下部被撞弯了,他们把一根根钢条扳起,让在回廊和厕所的人钻出来。

孩子们爬在窗上挥手,叫喊。窗户太高,救援人员心急如焚,一部分人抬着门板,另一部分人站在上面,用榔头砸,用钢条撬,砸开铁栅栏,将孩子拉出来。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过去。

在卷帘门落下的时候,李萍正在救她的学生,她被冲击波冲到了卷帘门的门槛上,“我的身下腋下压着六七个孩子,我的头上身上有很多脚踩过去,我只能拼命用双肘撑着减轻孩子们的压力。”

断电后的卷帘门像铡刀一样把他们卡在门下,幸好门外有很多手把他们一个个拉出来。她数了数她的学生,12个,“太好了,都在”。

但等她把学生带到安全地带时,人们发现她又以百米冲刺速度冲了回来。“疼疼,我的疼疼。我的孩子还没出来!”

她是发疯一样地踢门、砸门,但是没有用……

认领,悲伤的记忆

实际上,大火只持续了20分钟。之后,一切都结束了。

认领尸体的场面凄惨而感伤,每个孩子的家人大都是有老有小,非常庞大。当他们按照编号相互搀扶着分批进入停尸房后,老字辈的人大都只哭了几声就晕厥过去,然后被人们七手八脚抬出来。而父亲、母亲则会抱住已经死去的孩子再也不撒手。

事后有人记录下一个从窗口逃生的孩子的经历:我看到一个两米多高的窗口没有铁条,我就拼命往上爬却怎么也爬不上去,就在这时,一双大手卡在我的腋下,把我举起来,我吸进了第一口新鲜空气,我见过他,他是为我们拍照片的叔叔。他把我送出来之后也开始往上爬,但快到窗口时他爬不动了,我眼睁睁地看他僵持了好长时间,然而还是没有撑住。

克市八小的损失最为惨重,这些年龄最小的小学生,坐在离逃生出口最为遥远的前排——领导席的左右两侧,其任务之一是向领导行礼献花,结果100多个孩子大多殒命。校长张莉和教师张艳的尸体被抬出来的时候,怀里都抱着孩子,分都分不开,孩子家长说:“别分了,既然他们生在一起,死也在一起吧……”

刘婉莹始终无法忘记张艳被烧伤的脸,她的声音在采访中第一次哽咽,“大家都为这样一位年轻老师感动,在解剖室,我们帮她整了容,我用自己的口红和粉饼给她化妆。”

八小三年级二班的老师孟翠芬是十佳教师,当时白发苍苍的她已办了退休,是应学校和家长的要求才又登讲台的,“人们在扑灭大火后发现她时,孟老师的头和背已被烧焦。但是,她的两只臂肘下一边护着一名学生,其中一名学生的心脏还在微弱跳动。”

死难学生的家长在为孟翠芬送葬时,对着她的遗像说:“老师,是您没有让孩子的面容和身子被火烧,我们感谢您,老师。孩子在学校交给你,我们放心;在地下,孩子跟你走,我还是放心。”

这场大火中,共有40多位老师在场,其中18人以血肉投火,殒身不恤。

“不是所有领导都逃走了”

在大火之后,赵兰秀和方天录是被判刑的人中级别最高的领导。因玩忽职守罪,她被判刑4年半。

但鲜为人知的是,赵兰秀是极少数当时“没有先走”的领导,最终审判时,法庭也认定她是在破门后被抬出火场的。在灾难面前,和其他人一样,她首先是一个受害者。只是,在那场大火中铸就的极端脸谱化的“领导”形象,让她一直无法洗白。

“我是主管教育的副市长,做了20多年的教育工作,对孩子们太有感情了,怎么可能扔下先走?”今年12月19日,在上海的家中,赵兰秀说到激动处,用十指都没了前半截的双手给本报记者比划,“这12年,我梦里都是给孩子们颁奖的情形,很多死去和受伤的孩子,我都叫得出名字。”

但少有人愿意去做“抚哭叛徒的吊客”。《对外大传播》的主编申宏磊回忆,2003年,女市长协会请她去采访赵兰秀,当时她顾虑重重——一方面,这是人人恨之的一个人,另一方面,赵兰秀的面部被严重烧伤,美学专业出身的申宏磊对此也有心理阴影。

“初见那次,赵兰秀说了一句话,一下子感动了我,她说即便是这个下场,如果命运再给她100次选择的机会,那她100次都还会选择去救孩子。”申宏磊说,说这话的时候,赵兰秀的嘴唇都张不开。

大火前一天,为参加此次活动的她急忙赶回克拉玛依。大火燃起时,赵兰秀就坐在第一排。

赵兰秀站起来大声喊“切断电源”,回头看见毕建国,让他立即报警,然后转身扑向正在着火的舞台,连拉带拖将表演《春暖童心》的学生往下疏散,随即被一股火浪打倒。

“当时只感到脸、手和脚火辣辣地疼,挣扎着爬起来走了两步就失去了知觉。”

醒来的时候,赵兰秀已经躺在医院楼道的水泥地上,此时的她像从地狱中走出来,双手如滴油的蜡烛一样在融化,脸部90%多的部分被烈火碳化,嘴与鼻子好像熔化到了一起。只有凭借缕缕头发和焦糊的藕荷色西装一角,才能辨别出这是一个女人,遑论她的身份。医院中死伤相藉,无法及时救助每一个人,轮到她时别人问,“你是谁”,她艰难地用喉音回答,“我是赵兰秀。”

医生赶紧将她送进急救病房,并叫来了院长。“割开了我的气管,给我吸痰,当时感觉就像在很深的冰窖里头,想爬却爬不上来。”

那些被判刑的领导们

不能说赵兰秀指挥有方,疏散得力。但在大火中,她的确闪现出人性的光辉。

赵兰秀说,事情发生的时候,场面很乱,她只顾着救孩子,“不知道其他人都干嘛了。”关于火灾的原因和“领导”的种种,她是很久以后在法庭上才知道的,“我知道后真是气愤至极。”

1994年底第一次公布的处理人员名单中并没有她。但1995年5月24日,在乌鲁木齐等着赶第二天的航班去上海做手术的赵兰秀,被连夜押回克拉玛依。

当年5月30日,《新闻联播》第二次向全国播出了“12·8”事故的处理结果,逮捕人员由1994年12月15日的13人变为14人,“事过半年后,只增加了我这个残废罪犯。”

“相比于身体的疼痛,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压力更为折磨我。”她说,“诉状上两次提到我逃跑,这是诬蔑,对我这样把名誉看得很重要的人来说,怎么受得了。”

8月18日,连日发烧的赵兰秀被用担架抬上车,用轮椅推进法庭听到了对自己的宣判。

审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赵兰秀始终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她的朋友说她自杀过三次,现在她只承认“曾经绝过食”。

虽然赵兰秀没有坐一天牢,马上就保外就医了,可她心里还是不服:如果逃离火场保全自身的人,和坚守火场救人落个残废之人都同样判罪的话,那给后人的启示是什么呢?

“即便功不抵过,也应该功是功、过是过地评价,但12年来,媒体和舆论都被民意中感性的部分绑架了。”申宏磊说,至少要让人知道,并不是所有的领导都是贪生怕死之辈。

两次到克拉玛依采访的申宏磊,曾经试图和死难者家属开一个座谈会,但一提起赵兰秀,老百姓就疯狂了,好像她在替一个十恶不赦的人翻案。

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说,一个在国徽下受到庄严审判的罪人,替她翻案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位母亲的激愤和赵兰秀的绝望,都如此让人理解,一样的悲情入骨。

多年之后,当年的罪人们都渐渐过上了正常的生活。为了赵兰秀长期在上海的治疗与生活,一家人都搬来了上海。石油管理局把一套100多平米的房子给她“借用”。有克拉玛依的领导曾经给中央上书为赵兰秀平反。但按她的说法,“不可能也不奢求了”。好在待遇恢复了,按照出事前的待遇发工资,现在有2000多元一个月,看病也能报销了。

另一位判刑的同级别的“领导”方天录,到西安工作了一段时间,现已回到克拉玛依,和同案其他一些到了年龄的罪犯一样都退休了。也有一些被安排到外地工作的人,选择不再回克拉玛依。

也有人下海经商了。如市教委的况丽,当上了一家保险公司克拉玛依分公司的总经理,“成了有钱人,我回克拉玛依还请我吃饭,她还重新入了党,高兴得给我打电话。”赵兰秀说。

那些幸存者的人生

除了323个死难者外,“12·8”大火还留下了132个伤残者。其中,烧伤最重的是杨柳。

杨柳全身三度烧伤85%,能活下来已经是个奇迹。12年后,她是唯一还在医院治疗的伤者。

赵兰秀一直记得她,“当时她唱歌是最优秀的,长得也漂亮。”13岁以前,她是一个天才,闻名克拉玛依的小歌星,10岁时就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为特训班学生;13岁时,她是一个英雄,她留下来找到三个小伙伴,带他们离开,结果走在最后的杨柳被热浪扑到;13岁以后,她是一个被逐渐遗忘的人。

不到半年做了25次手术的她,让赵兰秀感慨万千,“我们曾一起在上海九院治疗,当时她全身皮肤溃烂不能穿衣服,就赤身裸体地站起来练习走路。”

重新学走路,重新学写字,重新学会用被烧坏的眼睛看书看报,只有原来的音乐天赋没有被大火夺去。

她从大火中救出的一个女孩是当时准备表演二重唱的伙伴,而今伙伴已经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了,很多人说,无论是长相还是歌喉,杨柳都比她的伙伴强。

然而,杨柳很平静地接受了现实,“我没有什么好怨的,我只希望下次去北京的手术能够成功。”

金素敏则迎来了喜事。就在几个月前,她结婚了。结婚那天,化妆师忙乎了三四个小时,让她的容貌一点都看不出烧伤的痕迹。被截去的一只手,掩藏在另一只手捧着的鲜花中,在结婚照上一点都看不出来。

她曾经考入大连的一所高校,但校方一看是这个情况,很坚决地退档了。之后,金素敏去了新疆大学。刚上大学时,她总是害怕走出宿舍,每次打饭,不是第一个去,就是躲在最后。

办第二代身份证照相时,摄影师要求她把耳朵露出来。金素敏把头发一撩,说,“我耳朵烧掉了,你照啥。”

杨柳和金素敏是幸存者中两个最坚强的孩子,更多的孩子生活在自闭中。“不会有人愿意和我玩。”苏浩说,他现在只是偶尔在网上才能跟人聊聊天。

在如今的克拉玛依,穿过灯火辉煌的街道,猛然间有一座白色的建筑突兀地立在面前。1997年的时候,克拉玛依打算炸掉友谊馆,建“人民广场”。但很多市民提出抗议,后来这个计划稍做改动,把友谊馆的前门整修、刷白之后保留了下来,其他的建筑还是炸毁了。

保留下来的友谊馆二楼,如今是个乒乓球训练基地。放学时间,这里又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一切恍若隔世。

“我一直觉得应该建一个纪念馆,以证明这个城市记住了这些亡灵和他们的伤痛。”刘婉莹说。

“祖国的城市像天上的星河,明亮的星星一颗连着一颗,星河里闪烁着克拉玛依,我爱克拉玛依,克拉玛依爱我……”这首12年前在友谊馆没有机会献唱的歌,12年里杨柳经常唱起。唱歌的时候,那张布满疤痕的脸仍然能漾出微笑。



 

4 个评论 火速盖楼»

  1. 愿生者安好,逝者安眠。

    (1) (0)
  2. 这是心中永远的痛,很多曾经信仰和相信的东西瞬间崩塌,然后在痛苦中,重新从各个角度审视所生长的环境、历史、现实,变得更成熟了,但伤疤仍在,所有知道知道这事的人们,所有中国人都欠这些孩子一句“对不起”

    (9) (0)
  3. 真相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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