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父亲是个流氓

可想而知，当我两个一直对父亲抱有成见的弟弟，从革命者的父亲口里，听到这些严肃而富有亲情的安排时，真是目瞪口呆不敢相信。他们看着父亲那少有的慈祥而真切的眼光，深深地体会到父爱的伟大。我二弟后来多次对我说起他那时的感受，最后总是感慨地说，无论如何还是血浓于水啊。

父亲是八十年代中期从第一线退下来的。那年父亲年已六十有五。当时，中央在反复强调什么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省里领导找父亲谈话时，父亲一再说自己身体还好，可以为党奋斗终生，最后还是同意退居二线。但提了一个要求，就是：“江山是我们这些老家伙打下来的，应该交给我们信得过的人。我们的孩子生活在我们身边，受我们教育多年，是信得过的最可靠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比如我家二小子，就是很有觉悟和政治水平的好青年，应该好好培养。”

据说，省里面的领导非常同意父亲的观点，因为，中央就有相当权威的人，公开说过类似的话。于是，在父亲从书记成为顾问委员会主任的同时，我大弟就从工厂的工程师成为了市团委书记，后来就成为市委组织部长进了常委班子。在顾问委员会完成其历史使命，父亲最后完全退下来时，大弟已是市政府常务副市长了。

事实又一次证明，我父亲的决定是十分正确的。我大弟的确非常具有政治家的天赋。他不仅继承了我父亲敢说敢干、能够面对一切困难的无产者精神，而且在所有的公众场合，他都能将高姨礼貌和给人信任的修养，完整地体现出来，更为重要的，他所受的教育比父亲们能更快地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他在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的同时，还能用许多非常合理的口号，将社会流行的诸如卡拉、桑拿之类披上改革开放的外衣。在他的策划下，我二弟就能从一个工薪人士，迅速地合情合理合法地成为了掌握上千万资产的大老板。

我那很有觉悟和政治水平的大弟，就曾这样对我说过：古时候总是将升官和发财联系在一起说的，共产党的官在表面是不允许个人发财的，只能说为人民服务。但为人民服务，人民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种代价就是交出你作为主人的权利，特别是对社会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及文化资源的支配权。共产党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如果没有实际利益，人们也就没有追求权力的兴趣了。天下熙熙，利之所趋。

但权力这个东西是有时效性的。因此，对权力的继承，从来就是权力掌握者，在权力有效期间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家老爷子尽管没有读过政治学，但事实上也精通此道。你想，如果没有我及他培植的接班人掌握着权力的话，他离休后，最好的情况就是按政策享受那些有限的待遇了，而且要看人家的脸色。

对这点，父亲虽然从不在公开场合加以评论，但有一次我探亲回家同完全闲赋在家的父亲小饮，他在几杯茅台下肚后，看看左右无人轻声地对我说：“妈巴子的，你俩个弟弟比你强，为官的如鱼得水，为财的合理合法。你啊，就会读死书。如果想通了，还是回老家来吧，我叫人给你个职务。这里干点什么都方便。”说完就嘿嘿地笑了起来。

可以看得出，父亲尽管为自己不能亲自再在官场上拼杀感到有一些失落，但为自己的后人有如此造化也感到心满意足了。但我总感到，那充满父爱的笑声，又多么象狡诈的老农骗取了他人财物后的窃笑。

父亲与雪姨的关系还算可以。人们对老夫少妻之间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年少妻子的青春荡漾，如何在已不提当年勇的老爷子那里，得到有效的抑制而不决堤外泄。这些问题在父亲那里应该不是问题。雪姨就曾很神秘地对我的老婆、也就是她那和她年龄相近的儿媳，说起过老爷子那永不满足的欲望。“真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越老越行了，离休之后竟然天天需要。我真的受不了了。他的儿子也是这样吗？如果这方面都遗传的话，做于家的儿媳妇可就惨了。”

我老婆听到这些话，竟脸红得不知如何回答这位长辈的发问。就是在晚上同我恩爱后向我讲述这些话时，我还能感到她脸在发烧。但凭着我们这些年青体壮的于家后代的亲身体会，雪姨这些话，应该有点夸张，或许是在嗔怪中证明自己选择的正确，也可能还有点对自己能很好地开发老年人的性爱潜能感到骄傲。我的这些想法并没有告诉我老婆，我不愿意与自己的女人讨论长辈的那种事，尤其在没有穿衣服的床上。

尽管父亲宝刀未老，但雪姨还是没有同意与父亲生孩子。其理由是父亲家老大和老二，也就是我和大弟高兵的孩子都有几岁了，雪姨再生孩子有点难为情。尽管这也许不是真正的理由，但我们兄弟还是真心感谢雪姨的，我们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叫比他们小得多的父亲的孩子叫叔叔或者阿姨。

雪姨没有为父亲制造革命后代，并不影响父亲对雪姨家事的关照。因为他知道雪姨是为了弟妹们而耽误了婚姻，才将处子身献给他的。所以，无论父亲是否在位，凡是有关雪姨家的事，他都要亲自出面办理。

在父亲的亲自关怀下，雪姨高中毕业的大弟到党校深造后，担任了一个区的副区长，二弟从工厂调到了团市委担任青工部部长，三弟到工会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四弟和五弟都保送上了我们市属大学，六妹初中毕业不愿意上学，就到了公园担任出纳。仅此一点，雪姨也是感激父亲的。

父亲德高望重，且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他心满意足地安度着晚年。但不知为何，当他生命进入倒记时后，他总爱和儿孙们谈论他的父母和几十年没有回过的故乡，有一次在饭后闲谈中，父亲竟然说，他这一生要感谢于朝龙。如果不是于朝龙教他赌博，他可能就会守着那几十亩地而在解放后成为地主。如果不是于朝龙因他拿东西而毒打他，他也不会火烧于朝龙家房子而远走他乡参加革命。如果没有于朝龙包办，他就不会与我妈成亲也就没有我了。

看着父亲那忧郁的老脸，弟弟和部属们就建议他到故土看一看，或请老乡亲们来家坐坐。然而，每当这时，他又总是很豪放地说，革命者四海为家，哪有那么多婆婆妈妈的事情。

但我是知道的，他在心里一定在骂，“妈巴子的，于家人从来就没有当我是人呢。”

五

父亲要死了。

尽管他日益虚胖的身躯，会给人各种错觉。然而，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的五脏已全部发生了不可逆转的病变。

我同许多人守候在病房里，在等待着他死亡。

市委办公室送来了为父亲准备的悼词。这篇由父亲原秘书、现市委书记审定的悼词，对父亲评价很高。文称，父亲出于贫苦人家，青少年时代因反抗地主的压迫而投身革命，历任游击队队员、副队长，解放后任县公安局长、县委书记，地区专员。文化大革命受冲击，文革后任市委书记，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主动退居二线，担任顾委会主任，最终享受副军级待遇。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党卓越的地方领导者，是人民的好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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