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女议员写给女儿的信：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

新的开始

1979~1990年

尽管母亲为失去心爱的男人痛苦不已，但父亲的死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母亲的成熟与老练。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母亲就展现出了天生的领导能力。她执掌家中大小事务，组织资源，决定孩子们的命运。正是有了之前辅佐父亲的经历、高效的家庭管理能力和营造大家庭和谐的能力才让她成功地带领我们走出那一段黑暗时期。不让一个孩子走散，确保他们的安全总是她的首要任务。那时也有很多人向她求婚，但是，出于当初不同我父亲离婚的同样目的，她拒绝了所有的追求者，因为她不想冒失去孩子的风险。

在我们的文化里，继父没有义务接纳女方在前一段婚姻中所生的子女。恩内亚特母亲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父亲死后，恩内亚特的母亲依然年轻，再加上有点轻浮，她改嫁给了一个曾经给我父亲牧养过奶牛的英俊男子。那男人去伊朗找过工作，刚从那边回来，带回来一些新奇的消费品，比如磁带录音机之类的玩意儿，这在我们这种乡下地方是根本看不到的。他向她求爱，对她讲了许多自己在伊朗的经历，还送她时尚的小玩意儿，最终俘获了她的芳心。

除了恩内亚特之外，父亲的第七个妻子还给他生了另外三个孩子：一个女儿，名叫娜济；两个儿子，分别是希达亚特和萨菲乌拉。她坚持要带着孩子们改嫁，但新丈夫就是不给孩子们吃穿。我母亲很同情她，于是几个星期之后就去拜访她。我母亲发现，三个孩子都在屋外的院子里哭泣，原来他们的继父不让他们进屋，让他们挨饿，衣服脏了也不给他们洗。母亲见到这番情景马上就带他们回家。

但是，那年轻的女人不肯放弃婴儿萨菲乌拉，于是，母亲只好把他留下，而正是这么一留，令她抱憾终身。几天后，萨菲乌拉发高烧，没人给他吃，也没人安慰、照顾他，就这么孤零零而又凄惨地死去了。后来我们听说他一连哭了好几个小时，小脸蛋上都是苍蝇，而他的继父竟然不允许他母亲去抱。恩内亚特一直没有走出这一悲痛的阴影，为了纪念这个小弟弟，后来把自己的大儿子取名为萨菲乌拉。

和我母亲非常谈得来的哈尔太太幸运多了。她改嫁给了当地的一名领袖，人很善良，没有孩子。他竟然视哈尔的两个孩子如己出，甚至在死后还把财产留给他们，这在阿富汗的文化里真是闻所未闻。

跟我母亲合不来的尼亚兹太太嫁给了一位老师，依旧住在库夫。尽管尼亚兹太太和我母亲有矛盾，但多年后，当我参选议员时，那位老师却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为我安排交通，还在竞选途中一路护送我。这么庞大的家庭结构对西方人来说很难理解，但在我看来这是件好事：这种关系纽带超越了世代，消除了小分歧，跨越了地理隔阂。家毕竟是家。

祖尔迈沙哈，哈利法的孩子，也是我父亲最大的儿子，继承了呼利大宅。后来他遇害，二儿子纳迪尔——五太太（被我父亲休了的老婆之一）的儿子，继承了这所房子。他住在那里一直到现在。

父亲遇害几个星期后，我们甚至都没来得及哀悼，大山之外的世界渐渐向我们逼近，政权迅速瓦解，局势恶化的不良后果很快就要降临到我们头上来。

父亲遇害之后没几天，凶手头目回来找我们。我们跑到饲养奶牛的地里，躲在一块巨石后面，看着他们洗劫房屋，掳走一切能掳的东西：收音机、家具、锅碗瓢盆。

又过了几个星期，一天半夜里，我们正在叔叔的屋顶上睡觉，这帮人又来了。他们用步枪的枪托把我们吵醒，大喊大叫，要求我们把阿卜杜勒·拉赫曼的儿子交出来。我哥哥穆基姆当时才7岁，我们知道，如果这帮人发现了，就会杀死他。我母亲不知怎的，想出了一个办法，把他交给一个住在隔壁的堂姐，堂姐把他藏在裙子底下。与阿富汗其他地方的妇女不同，巴达赫尚省的农村妇女常常里面穿一条宽松的马裤，外罩一条长长的夏尔瓦克米兹裙子。多亏了那条裙子，我哥哥才逃过一劫。

我姐姐马里亚姆和我的一个嫂子，两人都才16岁，游击队员抓住她们一顿暴打，我叔叔试图上前阻止，被他们打退了回去。叛军（游击队员）带着两个女孩离开屋顶，朝呼利大宅走去。叔叔和几个堂哥堂弟大声对他们说，这是违反伊斯兰教义的暴行。根据教义，除了妻子和有亲缘关系的女人外，伊斯兰男人不准去碰任何别的女人。

我们只好在屋顶上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打了这两个女孩一整夜，手枪落到她们身上，步枪枪托砸在她们身上，一遍又一遍地要求她们讲出武器的藏匿位置。两个女孩没有一个屈服，没有一个说知道。我母亲面如白纸，神情凝重，但什么也没说。他们还把刺刀放到我姐姐的胸口，慢慢地压进去，直到胸口开始流血。我们家有一条看门狗，名叫钱伯，被链条锁在呼利大宅的大门边。为了保护家人，它猛拉链条，挣脱束缚，朝那些恶徒奔去，大声狂叫。几个恶徒转身开枪射击，钱伯当场死亡。

那些游击队员一直打到黎明，直到山上响起了祷告召集声，他们这才离去，大概是回去做晨祷了。

两天之后，他们又来了，威胁说要把我们统统杀掉。这次他们胁迫纳迪尔说出藏枪的位置，母亲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上一回女儿和儿媳妇虽然遭到毒打，但依旧没有说出藏枪的处所，当时她也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心里明白，如果枪没了，我们就失去了保护自己的武器。他们已经抢走了我们的一切，下次来就会要我们的命。

村里的男人看到游击队员的暴行后吓坏了，就派人给他们捎信说，如果还敢再来，村民就拿起铁锹、鹤嘴锄、木棒等只要能用来当武器的物件，来保护女人。游击队员答应不再到村中恐吓，但他们想让阿卜杜勒·拉赫曼的家人死，他们的头头下令要除掉我们。在我短暂的生命里，我将第二次直面死亡，但最终我还是幸运地活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