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女议员写给女儿的信：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

黑暗蔓延

1997年

那一晚我几乎没睡，因为担惊受怕，人几乎要疯掉了，脑子飞快地运转，拼命地在想到底谁能帮我出主意。早上，站在镜子前刷牙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我记得有一个朋友曾跟我说，她曾经给一名塔利班官员的妻子教刺绣。我马上穿上蒙面长袍，朝那朋友家奔去。听完哈米德的遭遇之后，她眼睛瞪得大大的，又是震惊又是同情。成不成我们都没有把握，但她答应带我去官员的家中，给我引荐。

我们是走着去的，一度喧嚣的城市道路此刻竟出奇的安静。几辆汽车和出租车经过，总算让人看到了一丝生气。空荡荡的街边小摊和木板隔成的商店里，晨光照了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尘土在飞扬。我看见一个面容沮丧的女人，塌着双肩，穿着蓝色蒙面长袍，我几乎认不出来那就是我自己。原来，我在一家空荡荡的摄影店的玻璃窗前看到了自己的影像。蒙面长袍几乎完全掩饰了我的身份，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我被这样的陌生感吓了一大跳，于是就朝店内张望。摄影店早就废弃了，褪色的照片却还贴在墙壁上。在瀑布背景下，年轻男子摆出了宝莱坞演员般的姿势；婴儿们手中拿着升腾的气球，对着镜头咧嘴在笑，嘴里还没长牙，很显然镜头后面的父母正想尽办法逗他们笑；穿着花边衣服和及踝短袜的小女孩羞涩地笑着；穿着白色婚纱的新娘自豪地站在西装笔挺的丈夫身边。

看着这些照片，我心里在想，这些面带笑容的人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如今安在？自从塔利班上台执政以来，阿富汗的1800万人口有三分之一死于战火，还有另外三分之一流亡海外，只有大约600万人口还留在本土。

照片上的这些人都没了吗？摄影店的老板呢？所有的摄影活动均被塔利班勒令停止，既然这个生计没了，老板就只好关门，另谋出路了。或许他也可以违背塔利班的律法，偷偷地干着老本行；或许他入狱了，和哈米德关在一起。一想到素不相识的摄影店主躺在牢房里的哈米德身旁，我回过神来。朋友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臂，于是我们接着赶路，一直来到一个带大门的公寓大楼，也就是要找的那个塔利布的房子。门外有个小男孩在玩耍，煮羊肉散发的香味扑鼻而来。

塔利布男子和妻子在家。妻子有着一双碧眼，看上去似乎和她丈夫一样对我们的悲惨处境很同情。他们把我们迎进屋，给我们斟上热茶。男人年轻，三十来岁的样子。他表示不一定能帮得了，但一定会尽量帮忙解决。一旦官员的办公室开了，他就会尽早去打听。我有点沮丧，但并非不感激。我惊讶地发现，一个塔利布，随便一个塔利布也都有可能表现出人道主义精神。他跟我素昧平生，但他居然打算帮我，本来他完全没必要这么做，他改变了我对许多塔利班分子的看法。那一刻，我意识到，虽然他的理想和政治观点不能和我一致，但并不等于他是个可怕的人。

许多阿富汗人和塔利班站在一道是因为属于共同的民族，拥有共同的文化，出于共同的地域和经济需要。当时如此，今天也还是这样。在一个没有工作可做的村子里，如果塔利班给人工资，那么一个穷苦人会怎么做？许多阿富汗人，尤其是南部的坎大哈和赫尔曼德等省份，倾向于接受伊斯兰文化中的强硬元素。这与我所信奉的观点相左，但是，我对许多不同的观点、民族、语言、文化怀有深刻的理解和尊敬，因为正是这些不同才构成阿富汗。在西方国家，真正知道阿富汗同时在用三十多种语言的人不多。于我而言，正是这种多样性显示了我们的强大——至少在和平时期是如此。战争时期，民族的多样性却成了阿富汗最大的弱点，也是许多无谓的杀戮的根源。

离开塔利布的家时，他友好地送我们到公寓大楼门口，并再次表明他也没把握能帮上多大的忙。回家的路上，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哈米德被处决或者被随便加个罪名，判处终身监禁。我不愿去想这件事，但知道必须面对很可能发生的坏情况。我尽量不去想哈米德双手被捆绑着拖到监狱的院子里，接受处决。我也不敢去想他躺在肮脏冰冷的牢房里，日渐憔悴，在饥寒交迫之下渐渐发疯。这些想法足以将我逼疯。

到家后我脑子里还全是这些恐怖的想法，突然，从浴室里走出一个熟悉的面孔。

竟然是哈米德，瘦削的脸颊上，水珠子泛着亮光，胡子上还挂着小水滴。

我以为自己在做梦，要不就是眼睛出问题了。

我丈夫站在门厅里，朝我微笑，好像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他朝我走过来，叫了我的名字，瘦弱的双腿蹒跚着。我跑过去，趁他没摔倒前给他一个紧紧的拥抱，他昔日的雄风在狱卒的暴力摧残下所剩无几。他的突然出现是我始料不及的，一时难以承受，所以，我们只是高兴得啜泣，心中的那块石头也终于落了地。哈米德，我的哈米德，我的爱人，终于回家了。

离他被拘捕不到24小时，但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们又把他给放了。我给哈米德煮了几个鸡蛋，泡了甜茶当早餐。吃完后他躺下来休息。心情上的大起大落让我筋疲力尽，可我却没时间休息。既然哈米德回来了，他们肯定会想办法再去找我哥哥。我们得尽快找间房子供他藏匿，时间紧迫。

我想起了一个女人，她很坚强，曾经来听过我的英语课，就住在附近几个街区之外。她有一条腿不好使，走路不方便。自从丈夫死后，她就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女儿。他们不是政治家庭，跟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一样，他们只不过是想在疯狂的喀布尔市苟延残喘。米尔沙卡伊住在他们那里应该不会有人去找，所以我觉得他们家对我哥哥来说最合适了，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把他送到国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