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女议员写给女儿的信：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

能够迅速接受社会改变的，我相信不只是我们一家。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为了经济需要外出工作，许多阿富汗家庭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同样的情况也见于很多其他国家。一旦女性有了经济收入，她们也就获得了解放。我认为，一个国家性别观念的转变不能依赖于外部力量的逼迫，无论这种力量的意图是多么良好。外部力量强迫人们做出改变时，往往只会让他们的脚跟陷得更深。只有从国家内部开始，从家庭开始，改变才会取得真正的成功。我的经历就是个鲜活的例证。

好几个同父异的母哥哥认为我根本不可能赢得选举。我父亲娶的所有妻子中只有一个不是为了政治目的，通过这样的方式，他终于打造了一个地方性的政治联盟关系网。我的几个哥哥们认为，在战争和塔利班的统治下，这一关系网络瓦解得相当厉害，几乎没有人还记得我们库菲家族。我曾经借联合国工作之便到过好几个村庄，知道他们的这一论断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碰到的许多人依然记得父亲的大名，对我们家族的尊敬绝对还在。

此外，我对自己的关系网络也大有信心。和哈米德在法扎巴德生活的4年中，我曾经给妇女团体做过志愿者工作，给400多名学生教过英语，拜访过大量的国内流离失所难民营，建成卫生设施，创办学校。很多人都认识我，知道我做出的成绩。我的朋友当中有文明社会领袖、教师、医生、人权活动分子，这是新时期的阿富汗，我是其中的一员，我完全可以代表。尽管我才29岁，但我先后经历过苏联入侵、内战和塔利班的统治。

我关注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性别和女性问题。男人和女人一样，同样饱受贫穷和文盲之苦。我想推行面向所有人的社会公平和教育，正视贫穷问题，消除贫穷根源。通过这些努力，带领阿富汗走出“中世纪”，使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行动的人，是男是女并不要紧。我是母亲的女儿，她是千千万万个默默隐忍苦难的阿富汗女性的化身；我也是父亲的女儿，他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政治家的典范。我的父母亲在我生命中的影响同等重要，正是他们俩引导我选择了这一崇高的职业。

我回到巴达赫尚省开始竞选。短短几天之内，我参加竞选的消息不胫而走。在法扎巴德市中心，我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当我接到成千上万的人们（有男也有女）给我打的电话，志愿帮我竞选时，我的心情异常激动。青年人想推动改革，他们认准我就是能够给国家带来变化的人，所以就选了我。我的办公室开始洋溢着活力和乐观。

竞选是相当吃力的事。我们时间不充裕，资金缺乏，而要跑的地方却很多很广。每天五点钟我就开始工作了，常常要坐五六个小时的车，行走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赶在日落之前抵达偏僻的山村，第二天回到法扎巴德，第三天又要奔赴另一个小镇。

尽管竞选让我筋疲力尽，但我誓死一搏，我对自己受到的礼遇非常满意。其中一个村，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出来迎接我，唱着歌，敲起了山羊皮铃鼓。他们一边唱歌，一边拍手，向我又是抛花，又是掷糖的。我相信一定能够赢得她们的选票，因为我说的都是与她们紧紧相关的话题：死亡率、教育机会、儿童健康，等等。在巴达赫尚省的一些地方，妇女和男人一样辛苦，在地里从早忙到黑，即便如此，她们依然被剥夺了财产权。假如她们的丈夫死去，房子的继承人是男性亲戚而不是妻子。在我看来，这是毫无道理的。

我了解这里的妇女，也非常崇拜她们。我现在的生活与她们的完全不同。我穿着最新的时尚衣服，有电脑可用，而她们双手肮脏，从来没读过书。可是，我也是在她们这样的生活方式下长大的，我母亲的生活就是如此，所以我能理解她们日常生活中的磨难，也就多了几分尊重，从来没有以傲慢的姿态自居。我也知道，在西方国家，许多人认为她们默默无闻，是阿富汗无名的受害者，可我却不这么认为。事实上，她们是自豪、坚强、聪明、机智的女性。

让选民，尤其是年纪大一些的选民，信服我的观点相对来说更难。在另一个村庄，我要在一个清真寺内做演讲。清真寺是这个地方最大的建筑，也是唯一能够容纳大批人群的场所。那次演讲差点儿没成，因为一些老人不准我进寺。我只好坐在车内，当地支持我竞选的男男女女还为这事讨论不休，最终他们还是同意我进去。演讲开始时，因为紧张，我忘了说“奉真主安拉的名”，这是个很傻的错误。我以为听众一定会对我不客气，但讲着讲着，我发现后排的几个老人竟然在哭。他们满脸皱纹，头发花白，戴着头巾，穿着传统的长条外套，两行眼泪从脸颊上流了下来。演讲完了之后，他们说认识我父亲，听了我的演讲后勾起了他们对我父亲的回忆，当年他的演讲中也充满激情和诚恳。听他们这么说，我都快感动得哭了。

出门竞选演讲，我不穿蒙面长袍，以便用眼神对着观众，好与他们交流。但我确保穿着当地的衣服，得体保守。上身穿长长的蓬松外衣，下身穿宽松裤子。当年，我6岁的哥哥就是在这种衣服的庇护下逃过了杀手们的追杀。

随着竞选活动的深入，我的支持率也越来越高。在一个极端偏僻的名为朱尔姆区，我抵达的时候，发现有70多辆汽车在等候，选民无论年老长幼，手里都挥舞着阿富汗旗帜和我的竞选海报，看了真令我激动。这不是我特别熟悉的选区，也不是我父亲曾经代表的区域，但他们也支持我，因为他们是真的在乎这次选举。他们对民主进程怀有浓厚的兴趣，想通过选举当地的领袖来表达自己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