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庭出身不好，连钢琴也不认识的小女孩最终如何成为一个全国家喻户晓的歌唱家？一个被寄予厚望的学生，又是如何进入中南海？而她与丈夫习近平的相处，又是如何朴实和家常？答案尽在这篇文章。
名“媛”之路
文/胡佳恒
在家里，习近平叫她“虎妞”。她理解为，丈夫爱惜自己心性太直。
她也不介意与好友分享这个“秘密”，比如春晚首席化妆师徐晶。从她在1980年代第一次上春晚之后，徐晶就一直用手中的化妆笔，精确掌控她的妆容——起初，徐晶的名气比她大，撒切尔夫人、老布什访华时，都是徐晶化的妆。但她成名之初标志性的浓眉、大眼、大嘴，徐晶看得满意，她家里的两个男人，总免不了一边看着春晚，一边说，嘴画得太大。
这两个男人，是她的父亲，还有丈夫。
每到此时，她都接话反驳：“你们懂什么呀，不懂。”时间一长，倒是开始认真考虑家里两个男人的非专业意见。她不敢对徐晶说，因为在她眼里，徐晶是大腕。一直到1990年代，她才代为表达了这个家庭意见。徐晶嗔怪她怎么不早说，“行，为了让你们家那俩男人心里舒服，给你画小一点儿。”
她尊敬自己的化妆师，舞台下看不清的他人心计，也让两个女人不得不交流更多的悄悄话——她会偷偷告诉徐晶，今年的春晚想穿什么样的衣服，好让徐晶按这身行头准备合适的装扮。必须悄悄说。之前彩排，穿好演出礼服走完一遍场，隔天再彩排，就被其他演员“山寨”了去。她不好公开表示不满，又不想让这个亏吃得太结实，索性彩排时穿一套春晚那天绝不穿的备用服装。
后来她成了比徐晶大得多的腕儿。但有人轻慢徐晶，她的“虎妞”劲儿上来了。一场在广州举办的个人音乐会前，她哭平了脸，将音乐会的广告撕得粉碎。伤心的触发点是，广告没有打上化妆师徐晶的名字。徐晶觉得不重要，她不这么认为。要重新印，不然没法开演。
她爱美，并与那些呵护她完美舞台形象的朋友，保持着亲密的个人交情，无论职位。徐晶说，当年央视有位资深灯光师，每次录她的节目时，总能收到她送来的礼物。这位灯光师也为她设计出了独特的灯光布置，一次在四合院拍摄，她出场时，头发一直逆光，就像仙女一样漂亮。
家乡艺考
当没有唱歌给更多人听的时候，她是不漂亮的——小时候，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她身形瘦小，头发发黄。
1977年的9月是美丽的分割线。她曾经耗了接近半天的时间，靠在山东济宁师专的一棵大树下，从早上8点多钟，到11点40分左右。那天身上穿的是花格棉袄，套一件褂子。她自己也觉得土。被艺考老师的轻慢，让人更感到难过。
几天前，她收到了来自山东“五七”艺术学校（后更名为山东艺术学院）的信件，通知当时还未满15岁，正在读高中的她参加艺考。
这是一次曲折的尝试。
在老家山东郓城，县城梆子剧团的存在，既见证了她父母的相遇与婚姻，也给予了她5岁就能登台的天赋与机会，使她很早就体验了“大篷车”式的演出生活。如果1970年代的世界继续“当前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下去，县里的剧团，很有可能为她提供余生的一切。
身为剧团党支部书记的父亲，被视作“当权派”被批斗多年，母亲也一度被赶下舞台。家中还有海外关系，一个舅舅在台湾，这加重了她家遭遇不公待遇的程度。最现实的问题是，三个孩子要养活，而她是老大。这一年，县城剧团已经给了她一份工作，可以做个说琴书，或者唱坠子的演员。
正在郓城驻点的山东省文艺演出团老师杨松山，比她的家人更确信，她的天赋完全可以弥补家庭出身上的不足。杨松山对这个时常跑来客串演出的小姑娘印象深刻，并认为她只应该唱歌——当时，她主要是跳舞，比如边跳边唱《洗衣歌》。她对自己能不能唱歌有些犹豫，杨松山试图打消她的疑虑，想招她到山东省歌舞团，省文化局领导的答复是：年龄太小，不如先推荐去考艺校。
她接到通知时已经迟了。弟弟生着病，父母走不开，父亲塞给她在郓城一中的音乐老师10块钱，请他带着孩子去赶考。又花4块钱买了两条烟，递给县物资局的一个拉煤车司机，好让孩子和老师在去济宁考点的路上，都能有个座。83公里的路，她在发动机铁壳上坐了好几个小时。
住的是济宁的郓城汽车转运站，一个老鼠满地蹿的地方。令人满意的是，开水管够。出门前母亲说，只要每天都能喝上开水，凭她的嗓子，肯定能考上。她很听话，每天喝三壶开水。考试这天早上，她7点起床，吃了一张头天买好的大饼，用开水泡着吃。然后走了2公里的路去考点。然后被艺考老师一再挡在门外，让其他考生先考，一直等到11点40分左右。
艺考老师开始出来吆喝，还有没有没考的学生？她从大树旁走进了教室。大家都已准备收摊，许多人闲坐聊天。有人问，你唱什么歌？她说《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艺考老师告诉谈钢琴的人，给她起个调。又问，起什么调？
她没见过钢琴。在郓城，只有手风琴和脚踏风琴。她也不认识简谱。她不知道起什么调。
艺考老师示意随便起个调。面向钢琴的方向，她唱了起来。
就像童话里的故事一样，当她唱够几句之后，一个老师说，你停下来，站过来给我们唱。人们停止了聊天。一首歌唱完，她又被要求唱了一首《南泥湾》，跳了一段舞，还朗诵了一段毛泽东诗词《水调歌头》。“加演”结束之后，她得到了一句肯定：明天来复试吧。接着，她成为整个考点录取的四五个人之一。
因为家庭出身，拿到录取通知书的过程注定让人紧张，但杨松山的判断还是对了。1978年，她有了一个新身份——山东“五七”艺术学校中专部学生。两年后，杨松山带着她到北京，出现在全国民族民间唱法会演的现场。对于18岁的她来说，这次北京之旅的最大收获，是一位前辈来要人。
“让小彭到我们团来吧。”郭兰英对杨松山说。
郭兰英所领导的中国歌剧舞剧院，当时几乎是所有歌唱演员心中的麦加，现在也是。杨松山虽然是发现她的伯乐，但也依然要面临许多竞争对手，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很早就与她接触，毕业前夕，她被前卫歌舞团借调随团出国赴北欧访问，回国之后，很快就办理了入伍手续。
她记得非常清楚，给她发下来的军装，是四个兜的。只有干部成分才能穿这个。“政治上的解脱，沉重的包袱就卸掉了。”后来，她的弟弟也参了军。1985年，他们都出现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线。她是被部队首长点名去的。
老山慰问
抵达老山之前，她在开往前线的吉普车后座没完没了的睡。司机提醒她别睡了，万一翻车会有危险。盘山路走了两天一夜，路上好几次突然就急刹车，整个车转向。爬上老山主峰一处指挥所的时候，正是中秋节的中午。真正的战场不可能举办大规模的集中劳军演出，她给战士们分发从北京带来的烟、糖，对着报话机唱歌，曲目是《十五的月亮》，士兵们躲在猫耳洞里，围着听筒听。她对着摆着几块点心的烈士墓哭泣。大多数死去的士兵，都与她弟弟的年龄相仿。
当时是济南军区轮战，到处都是山东兵。小老乡们请她在各自的胳膊、后背、军帽上留下名字，她都一一满足。前线十天，摄影机寸步不离，央视电视屏幕上，一年后播出了她在前线慰问的军事专题片。
她上前线就是新闻。因为她已迅速成为全中国最炙手可热的超级明星。
老干部给她写信，“我与妻子都是参加革命几十年的干部，我们以及孩子们，还有我的不少同志和朋友都极爱听你的歌，爱看你的演唱……你的表情、表演也是很纯朴的……我写这些不是为了吹捧你……”
文学青年将她写进诗歌里——“使红裙子披肩发上的/曲线变得流畅了，使懊热的目光变得精神/而凉爽了，使彭丽媛的歌声自电器商店里/飘出/变得格外动情”。
上千万中国人在1982年的春晚文艺晚会（春晚的前身）上，看到了一位青年歌手向著名青年歌手的努力；又在1984年的春晚节目中，见证了这位著名青年歌手如何蜕变为“著名青年歌唱家”。
她再次当回学生。简单来说，就是在广州的演出旅程中，与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李凌相遇，李凌邀请她到学校进修3年。而在学校里，金铁林对她进行的系统训练，使得她得以正式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开始一段7年（5年本科，提前一年毕业；3年硕士研究生）的求学经历。
更高级别的部队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将她从山东调到了北京。
进中南海
她与政治也越来越近。
1983年金正日访华期间，中方为朝鲜客人准备了一台晚会，作为重头节目，她在晚会上用朝语唱起了《卖花姑娘》。这支歌是金正日最喜欢的曲目之一。台下金正日端坐聆听，金正日的左手边，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一同观看，他是习近平的父亲。
1984年国庆前后，三千日本青年访华。首都体育馆挤满了参加中日青年大联欢的人们。日本歌唱演员芹洋子与她共同登台演唱一曲日本民歌《四季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观看了演出。他喜欢这首歌，专门派人送给随同芹洋子访华的女儿一件中式棉袄。芹洋子记得，送来礼物的是当时的全国青联主席胡锦涛。演出时胡锦涛同样在台下，习仲勋也在。
1985年五一前夕，未满23岁的她，将演出场地扩展到了中南海怀仁堂。350多名演员在这里为中顾委举办了一场音乐会。
1986年，意大利歌唱家帕瓦罗蒂访华，胡耀邦在中南海宴请帕瓦罗蒂，也邀请来她，以及另一位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年轻歌剧演员共进午餐。
整个1980年代，她至少参加了4次对台广播，主要的广播受众设定为“一水之隔的金门同胞和国民党官兵”——多是举办完一场联欢会的现场演出之后，由大陆电台向台湾转播。有时，演唱曲目是台湾听众事先写信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点播。
但到1990年完成硕士答辩之前，她依然要遵守学校纪律，享受校园才能带来的各种乐趣与烦心事。舞台幕布将演员与观众明晰的隔开，她常常被舞台下的领导人赞扬，过后，普通学生的生活还要继续。
这是一个频道被快速拧动的过程。
早上从十几个人挤在一起，被称为寝室的平房起床，然后在防震棚里上一上午的课；在琢磨如何准备英国前首相希思欢迎节目的同时，还必须跟器乐系的同学李树萍“打上一架”，才能抢到琴房练琴；受邀到中南海吃饭，但自己在学校的伙食标准是5分钱一顿：为了贴补家用，每月发的52块工资要匀出40块寄回山东，剩下12块过一个月；老家有老师来北京出差，顺道看她，她也是拿个大茶缸子在食堂打饭，一人分一半坐在寝室边吃边聊；准备拍摄影片《中国革命之歌》的时候，不能忘记把作业带到后台，抽空写上几笔。
与习近平
1986年底，也就是24岁这年，通过朋友介绍，她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大9岁的男人，习近平。此前他们的生活并无交集——
1977年，她正坐在发动机铁壳上去尝试改变自己的命运时，他在两年前结束了知青插队经历，返回北京在清华大学读书。
1982年，她第一次出现在央视画面中时，他是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现役）。转过年来，他去了河北一个小县城，准备开始他骑着自行车下乡，驮着自行车过滹沱河的县委书记生活。
1985年，她在老山前线给猫耳洞的战士们唱歌的时候，他刚调到福建担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近4个月。
1987年9月，他们结婚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观众更容易从电视上认出她，而不是她的丈夫。有一次，她带着妹妹和弟弟站在央视的镜头前，合唱了《沂蒙山小调》，一曲终了，镜头摇向观众席，他鼓掌大笑。
后来他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一场晚会结束，照例领导上台与演员握手合影。当他与她的手握在一起时，身边的演员会心一笑。
他们常年两地分居。最初是48个小时火车的距离，再后来2003年SARS爆发，她要返回北京到小汤山慰问部队的医护兵，也坐过不到10个人的冷清航班。
短暂的团聚时刻里，和同事一起吃饭时，她喝不了酒，他代喝；他老家来人，也在家吃饭——他和司机下厨炒菜，有时候喝台湾高粱酒。她给所有人盛汤。
她会趁演出机会，给他从香港带回来一箱方便面，旁人不解。她说丈夫常常忙工作，顾不上吃饭就吃方便面，想给他吃点质量好的。有时候一下春晚现场，她就在后台给保姆打电话，请保姆准备好牛肉馅半斤，面条一斤，以及各种配料：她要给他和家人做炸酱面。
南方没暖气，丈夫个头高，卖的棉被盖不住脚，她请母亲在山东弹了6斤的棉絮，又去布店扯了被面，一针一线的缝成被子。背着被子去见丈夫前，有演出任务，她就把被子背着。飞机上有乘客看到了说，这人真像彭丽媛。另一个反问，彭丽媛能背着被子到外地演出吗？
她很乐意表达对丈夫主政地区的喜爱。2005年她在新浪网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有人说她是浙江人的骄傲。她跟着解释，“你们可能还没明白，因为我还有一个家在浙江，我两个家，北京一个家，我的女儿和父母都跟着我爱人在杭州，因为我爱人在杭州工作。”
对于丈夫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她也保持着热情。习近平在福建宁德做过地委书记。2003年她到宁德演出时，已是丈夫调职离开这里接近13年了。原本计划中的演唱曲目是两首歌，但唱完《父老乡亲》，她又连唱两首。她说她在这里生活过，也是宁德人，有感情。“好不容易回一次宁德……我就再唱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老歌——《我爱你，塞北的雪》……”
母校校庆
2001年10月20日晚，她唱完同样一首歌，从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上海厅快速乘坐电梯下楼，钻进了汽车。
当天晚上有两个大型活动撞了日期。对于中央政府，以及上海这座城市来说，正在召开的APEC会议需要一位重量级的明星献唱，多年压轴春晚的她是最恰当人选之一。而在浙江，当晚开幕的杭州西湖国际博览会，也承担着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期待。两地相隔近180公里，浙江方面相信，他们用最好的司机就可以缩短这个距离。于是，1小时29分后，杭州黄龙体育馆像变魔术般出现了她的身影。
从1980年代至今，类似的情节，许多明星都会经历，而且不仅一次。她完全不讳言自己事业上的野心。在山东读中专时，有位同学送给她一个笔记本，扉页上就写着“事业上的野心是至高无上的，是攀登一切艺术高峰的基础。”她一直记得。
现在，野心已经让她这个当年想象好日子就是“每天都吃荷包蛋”的小姑娘，获得属于自己的价值——至少从1991年开始，她就开始申报个税。她是在河北邢台演出时，要求邢台剧场申报缴纳的，一时成为新闻。当时许多人连“纳税人”这三个字都不解其意。
1996年，她在安徽淮南市参加演出，告诉活动的组织者“不见税票不演出”。税务干部从她的助手手中收取了1600元税金，开出了当地第一张税票。这是当地有演出以来，开出的第一张明星税票。
1997年，她到海淀区地税局自行申报纳税，也再次成为新闻。
她很早就给家乡带来了荣耀，并且介意别人在介绍她本人时，将她的从艺经历戏剧化——比如将郓城介绍成一座偏僻的小城。她制止这样的叫法，然后说县长、县委书记会不高兴的。
1995年郓城一中校庆45周年，作为21级5班毕业的学生，她用捐赠弥补了一项自己儿时的缺憾——两架钢琴。一架送给学校，一架送给当年的音乐老师。这样，学生们再去艺考时，不至于不认识这样乐器。
在这所走出许多军人的学校，校庆开幕式节目编排以特型演员出演的《开国大典》片段为开篇，她的演唱压轴。候场时，她就站在舞台左侧，不停的用手揉左眼，音乐一起就走出，裙摆绷得直挺。
小孩爬上树，大人们鸡心领毛衣套西装，一起围绕着她。略显松弛的现场，好像民国乡间演社戏。这似乎完全没有妨碍她的演出情绪。她一连唱了很多首。唱到最后一首的最后一个字，全场消声。当地领导上台来合影祝贺，她笑说停电了，当地领导说，是被你的热情打动了。（来源：壹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