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石渠阁简牍万千，”卫律道，“上至尧舜，下迄周秦，皆有史料留存，唯独商朝这一段，不但正史匮乏，就连野史逸闻也寥寥可数，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点点头。
我知道，他不是在炫耀自己对商史的熟识，而是实实在在很困惑。
因为这困惑我也曾经有过。
你知道，我这些年在编撰《史记》，而商朝是让我感到最头疼的朝代。
商朝统治六百多年，历经三十余位帝王，除了开国的商汤、亡国的商纣，几乎全是面目模糊、毫无特征。我写史喜欢刻画人物，商朝却时常使我觉得无从下手。摆在我眼前的，只有一个个干巴巴的以天干命名的符号：外丙、小甲、中丁、外壬……我知道他们的世系更迭，却不知道他们的形貌、性情、喜恶、功过。
只是若非以治史为业，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个现象。卫律是来这石渠阁的人中，唯一一个提出这疑问的。我不由得暗赞他眼光敏锐，问道：“足下怎么会想到问这个？”
卫律翻着几案上刚看完的那几册简牍，道：“没什么，就是疑惑。我记得商的先祖契任职司徒，掌管教化百姓；《书》云‘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可见其文教之昌盛。这样一个朝代，历史却几近空白，难道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我点头沉吟道：“不错，商史匮乏，我也感觉到了，我修史之时，也曾为此烦恼过。也许是时日太久，导致史料遗失的缘故吧。”
卫律不置可否地笑笑，道：“还有，商朝文字，最可信的，当是见诸《尚书》的那几篇吧。而就这《尚书》中流传下来的那仅有的几篇商朝文诰，语言都艰涩难明，什么‘卜稽曰其如台’，什么‘猷黜乃心，无傲从康’，几乎无一字能以今义解读。这又是何故？”
我又是一怔。《尚书》文字晦涩，世人皆知，尤其涉及先商的篇章，多少饱学之士穷一生精力钻研此书，也未必能读得懂，却从没人想过问一句：它为什么这么难懂？
我沉思了一会儿，道：“‘尚’者，上也。想来既是上古之书，年深日久，自然晦涩难懂。”
卫律摇头道：“语言文字，总是一脉相承的。商人遣词造句，为什么会和我们现在所用的相差那么大？太史大人，你不觉得，那些文字的怪异艰涩，已经超出了时间久远可能造成的语言的变异？”
我被他说得也有些疑惑起来，道：“你是说……”
“我想，”卫律若有所思地道，“有没有可能，这是周武王故意造成的结果？”
“周武王？”我大感意外，道，“这跟周武王有什么关系？”
卫律道：“武王灭商后，曾借着大封宗亲功臣，将周语作为雅言雅音，在各诸侯国推广。也许，周朝正是要借着这种手段，使得殷商的语言文字逐渐变成无人知晓的死文字，从而断绝殷商文史典籍的传承！”
我心中一惊，隐隐感到此人话里有些令人不安的东西。
我道：“你、你怎么会这样想？周朝为什么要这么做？武王伐纣，是以有道伐无道，何至于对前朝戒惧至此？”
“不错，”卫律耐人寻味地道，“问题就出在这里。一方面，说是民心所向，前徒倒戈，兵不血刃就入了朝歌；另一方面，却对一个声名狼藉的前朝如此戒备防范，连语言文字都要禁绝。恐怕商周鼎革的那段历史，并不像我们通常所知道的那么简单！”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殷商无道，周武王吊民伐罪，世人皆知……”
“世人皆知，世人都看见了吗？不说别的，此书就与这世传的正史多有矛盾。”说着，卫律拿起几案上一册简牍，道，“根据此书的记录，从文王到武王，对到底要不要伐纣这件事，其实一直带有很深的疑虑。文王托言吉梦，宣称‘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如果真是天下苦商久矣，何必挖空心思造这样的舆论？岂有宣告自己继承一个臭名昭著的王权统绪以争取民心的？武王出征之前，做了一个噩梦，便惊恐地对周公说：‘呜呼，谋泄哉！今朕寤，有商惊予。’不是堂堂之鼓，正正之旗吗？怎么听起来好像见不得光的密室阴谋？武王几次与周公交谈，都提到‘天命’一词，言语中既敬又畏，并且是畏的成分居多，以致需要周公多次开导解释，才能把那种深切的恐惧压下去。我很好奇，他到底在恐惧什么？他说的‘天命’究竟是什么？在三分天下已有其二的情况下，难道说还有什么不可测的力量可能使父子两代的努力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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