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看那册简牍，松了一口气，道：“你怕是言过了。这部《周书》我看过，用语虽古，但所记之事耸人听闻，和传世的《尚书·周书》出入太大，不太可信，十有八九是后世伪托。”
“伪托？”卫律笑了笑，用一根手指轻叩着几案，悠悠地道，“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伪？你是史官，应该比我更清楚，所谓的‘史实’是怎样打造出来的。拿着史笔的，都是最后的胜利者。商周之交的那段历史，是谁记录的？还不是西周的史官！文王武王，是自古以来被奉为楷模的明君圣主，几乎有如完人。这形象从何而来？食君之禄，自然忠君之事，根据需要取舍材料，抑扬涂饰，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我猛地站起来，忿声道：“并不是所有的史官都像你以为的那样！”
卫律看了我一眼，笑道：“好吧，是在下失言。不过，抛开那些真假难辨的定论，只以一个正常人的常识来判断：赤雀丹书、飞熊入梦、白鱼入舟、火流王屋……这吉兆也太多了吧？到底是天降祥瑞，还是对手实在太强大了，以至必须百般捏造、托言神迹，才能打破民众根深蒂固的恐惧，鼓动起事？武王牧野誓师，列举商纣王三大罪状：听信妇人谗言；不祭祀自己的祖宗；不任用自家兄弟。多么奇怪，讨伐一个不共戴天的敌手，理由竟是对方亏待自己人！设身处地地想想，周武王到底为什么会作出如此异常的宣战誓言？一切事后看来反常的东西，在当时必然有足够的理由使它显得正常。《牧誓》的字里行间，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武王要讨伐的对象，拥有时人心目中不可撼动的正统地位，以致以任何借口向之宣战，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唯有谴责他背弃了自己的宗族和祖先，才能证明征伐的正当！”
“再看那一道道颁行天下的号令文诰，遣词行文中，周也从未否定商的正统地位，举事之前，称受商之命于皇天上帝。灭商之后，说‘皇天上帝，改厥元子’，总之反复强调这不是改朝换代，而是奉天命继承商的大统。”
“武王进入朝歌后，首先做的，不是除恶务尽，斩草除根，而是安抚商的贵族遗老：释放佯狂被囚的箕子，修缮王子比干的坟墓，甚至把殷商遗民都封给了纣的儿子武庚！对一个恶名昭著的旧政权，为什么不能正大光明地取而代之？为什么要这样处处施恩事事示好？就算周王仁义谦退，那些殷民难道没脑子吗？舜避帝位于尧子丹朱，天下人都知道丹朱不肖，不朝丹朱而朝舜，禹避帝位于舜子商均，天下人不朝商均而朝禹。商朝遗民难道不知道他们的前朝旧主何等罪恶滔天？怎么不自发地弃武庚而朝武王？”
“不惟如此，周初甚至还发生了管蔡之乱。管叔、蔡叔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居然宁愿背叛自己的同宗至亲，也要帮助一个前朝王子复辟！武庚成事，带给管、蔡的好处，还能超过西周的？周公为镇压这次叛乱，东征三年，死伤无数，《诗》云：‘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如果殷商真有传说中那般残暴不仁、民心厌弃，何以清除殷商的残余势力，竟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也许，这种种不解之谜的答案，就藏在那些被禁绝的商朝典籍之中。西周千方百计要毁灭商朝典籍，就因为那里面记载了一些周人不想让后世百姓看见的东西！当然，我也不知道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但以常理而论，隐瞒得越严重，真相必然就越惊人！”
卫律缓缓地说着，语调平静自然，然而在我耳中，却不啻响起一个又一个炸雷，震得我心惊胆战。
这是我有生以来所听到过的，在史学上最大胆、最耸人听闻的言论。然而他的每一句话，又似乎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我呆呆地看着卫律，半晌才道：“知道吗？你这人……很危险。”
“危险？”卫律淡淡地一笑，道，“真有意思。我听说太史大人为人正直，治史严谨，素以晋之董狐、齐之太史自勉，想不到连探索这样一个遥远时代的真相，都视为畏途。你难道就没有一丝好奇：真实的商朝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被他说得竟一时呆住了。
卫律合上简牍，站起来对我躬身一揖，道：“多谢大人这段时间给在下的帮助。在下职分卑微，无以为报，给大人一个建议，希望对大人有用：商朝对巫术的偏好，似乎到了不正常的程度。自古未闻以鬼神治天下而能长久者，但殷商却是个例外。从这里下手，也许会有意外的收获。”
说完，卫律向我再施一礼，便向石渠阁外走去了。
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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