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爱丽丝
亲爱的爱丽丝，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前天晚上，82岁的你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加拿大第一位获奖的女性，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完全凭借短篇小说写作而获奖的作家。
在得知你获奖的时刻，我无法抑制心中的喜悦和幸福。作为你忠实的读者与崇拜者，作为一个短篇小说的爱好者，并偷偷希望能够一窥这项写作艺术堂奥的年轻女孩，我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为你的光荣而光荣，并因你为这项艺术带来的荣耀，及这荣耀即将印照更多的心灵这一事实，而激动不已。
在你获奖后，我读到了很多文章和访谈，在我的印象中，近十年来没有一次诺奖公布时，引起了如此广大的作家群体如此热烈而令人动容的反应。
今年你82岁了，虽然你一直低调而谦逊，但对于世界各地无数潜心琢磨生活与心灵奥秘的作家来说，你几十年来一直是一种令人敬畏的存在，一种召唤与鼓舞，同时也是一种力量与温暖的源泉——“我们时代的契诃夫”，辛西娅·奥齐克这样说；“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学者型作家A·S·拜厄特给一直以“家庭妇女”形象示人的你如此高的赞誉；一种“小型的喜悦的爆发”，《纽约客》的编辑这样描述朋友圈内竞相传递喜迅的景况。作为你的读者，作为和你一同分享短篇小说这一美妙艺术的普通个人，在这个时刻，大家感到一种被理解、被分享的感动。
和你同样作为加拿大女作家而竞争诺奖、并且甚至比你更具国际声望的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曾经说你是这样一位作家：“不管她会变得多么有名，她都应该更有名。”而发表了你几十篇小说的《纽约客》杂志编辑则说：“门罗是这样一位作家，不管她的书变得多么流行，她仍然是‘我们的’作家。”
我想这里涵盖了两种情感，一种希望你那些震憾心灵的作品能抵达更多人的愿望，以及某种作家与单个读者间的，私人而亲密的情感——这种情感如此本质、直接而强烈，并不会因为它被更多人分享而失却其亲密性、或有所折损。
小镇的普通生活，出身平凡的女孩们，看似平静的家庭生活，加拿大的湖、树林、湖和树林边的房子、甚至有些过分安静的街道、公路和生活所必须的私家汽车、公路边被称为diner的餐馆——这是你故事世界中的主要背景。平凡，在第三世界国家读者的眼中却秩序井然而美丽，看不出会有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发生——但我读到的你所有的故事，却无一例外，都是惊心动魄的。
在你平实、朴素、控制得极好的叙事中，无一例外不展现一种根本性的紧张关系，我想这紧张的根源来自于，你所有的女性角色（是的，你偏爱书写的是女性，并不曾为了证明自己也能写好男性而改变自己的中心，但是，你那些故事中的男性，不一样也真实而可信吗？），都在努力逃离某种对于自己的束缚和限制——虽然很可能，她们往往并不知道这种束缚和限制具体是什么，来自哪里，谁是她们的敌人，什么又是她们的挑战——直到生活带给她们意外和天启，推动她们做出出其不意的选择。
《逃离》是你目前在中国出版的唯一一部小说集的名字，其中的一些故事，我看了很多遍。“逃离”是你小说世界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对你的人物行动一个核心的概括；在你的故事中，“行动”并不多，逃离可以算是其中最激烈、最引人注目的一种，但即使是这一点点局限的行动，也常常是不彻底的——一个感觉不受丈夫尊重、厚待的女孩，一直策划出逃，并终于在年长的邻居太太的鼓励下决定坐车逃往温哥华，开始全新的生活，却在只走了一个小镇后，匆匆折返。逃离改变了一些什么，却又帮助你的人物们探测出，有一些东西无法改变，也不会改变。
说逃离的对象是束缚与限制你笔下女孩和女人们的东西——束缚与限制——对那些没怎么读过你小说的人来说，太抽象了，是么？简单的信息把他们的目光引向那个你成长起来的、只有三千居民的加拿大东南部小镇。
的确，小镇和郊区的生活，无法不成为一种局限，就像过分的安静、空旷也会构成一种局限，而休闲方式稀少、改变生活的可能性匮乏、因社区狭小而无法不接受私人生活必将暴露在他人的检视之下，这些更构成某种令人窒息的局限。还有这环境中某些关系的常规、他人和社会的期待、身份的限定种种可能更不易察觉的东西。
而你的人物，你的那些聪明、灵巧、精力充沛而善感的女孩子们，她们是那样地渴望生活，渴望理解，渴望获得更充分的经历，渴望和他人与世界构建一种更强健也更本质的联系，她们无法不在这样的环境中深受困扰，经受激烈的内心冲突，并最终满怀激情地，做出自己的反抗，哪怕她们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然而该责怪的不是，至少不仅仅是你的小镇，或者世界上大多数的小镇——那样未免就太肤浅也太流于表面了。如今82岁的你，一生中绝大多数的时间，不也安心生活在这样的小镇上，并写出了如此精致而自由的作品吗？
很难想象，一个作家能够不具备内心的自由却有能力写出如此自由的作品。很显然，你并不认为那些意味着更多元、包容、更多机会和可能性的大城市就必然意味着更精彩与丰沛的生活，它们并不必然意味着局限的解除和救赎，因为它们自有它们本身的隔绝和局限的一面。例如，在你的小说《逃离》中，你让一心想要逃往温哥华的女孩卡拉意识到：
“她现在逐渐看出，那个逐渐逼近的未来世界的奇特之处与可怕之处，就在于，她并不能融入其间。她只能在它周边走走，张嘴，说话，干这，干那，却不能真正进入到里面去。可是奇怪的是，她却在干着所有这样的事，乘着大巴希望能寻回自己。”
在希望得到救赎的时候突然顿悟到，很可能，并不存在着什么救赎。大都市的一间昂贵而狭小的公寓可能不构成救赎。或许救赎这个词太重了，不符合你低调而立足于平实人生的世界观，那么，让我们换一个说法，让我们说，“问题的解决”。
是的，问题在变换的环境中依然不能得到解决，正如许多在大都市的公寓中生活的人们所感受到的那样。因为敌人是某种更普遍、更广泛、更本质也更无处不在的东西——你让你的人物意识到了。重要的是找出那些更普遍、更本质的东西是什么，这就是你在你许许多多故事中所做的，你致力于找出那些噬咬着我们的，花样繁多而又层出不穷的困扰，你展现它们出现与袭击我们的形式，并描绘我们与它们作战时的样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希望人们将你看成“小镇作家”，因为这个词太容易引起与视野狭小、平庸这类词有关的联想。事实上，读过你的人都知道，你小说世界中传递的经验是普遍的，甚至是有世界性的，这就是为什么，以宣传高眉文化著称、深谙世界主义精神的《纽约客》杂志会如此钟爱你的小说，将你引为精神知己的原因。
有评论家称，你小说中的女性总是在试图理解自己的生活，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去理解（to make sense）的过程可能没有听上去的那样容易，它要求的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心理与情感状态，要求尝试与更深入的参与（engagement)，而要获得真正的理解，则要求一种开放与坦诚。
于是，阅读你的小说，正是和你的主角们一起，去获得这些理解，进入一个更深入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常进入的，感受与反思的空间。我们也常常随着故事的进程，在一些不经意的时机，接受震动与顿悟，得到了某种启明——似乎解开了我们的生活中某些隐隐困扰我们的谜团。
但随着对更多故事的阅读，我们会发现，一些谜团解开后，永远都有更多的谜团在等待着我们。而现在，作为你的读者的我，则安心地认为，我并不畏惧那些更多的谜团，而是能够与它们安然相处。为此我深深地感谢你。
你的小说世界中充满了热望与激情，但我却感到它被一种隐约的绝望感所笼罩。比如，《逃离》中的卡拉在逃离又回归、与丈夫和好之后，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她像是肺里什么地方扎进去了一根致命的针，浅一些呼吸时可以不感到疼。可是每当她需要深深吸进去一口气时，她便能觉出那根针依然存在。”我想，这是一种艺术选择，也体现了一种对生活的基本洞察，对“真实”的追求让你拒绝为你的人物提供廉价的希望。
或许，你的读者并不需要所谓的希望，而更感激你提醒他们注意那根针，因为，那才更加接近生活本身。和你常常被比较的契诃夫一样，你的小说，也正是生活本身。
你的诚挚的中国读者（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