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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史铁生:奶奶的星星

那个时代的故事,还有对奶奶的想念。纯朴的文字,深深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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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给我的第一个记忆是:我躺在奶奶怀里,拼命地哭,打着挺儿,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哭得好伤心。窗外的山墙上剥落了一块灰皮,形状象个难看的老头儿。奶奶搂着我,拍着我,“噢——,噢——”地哼着。我倒更觉得委屈起来。“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么……?”我愣愣地听,不哭了,听见了一种美妙的声音,飘飘的、缓缓的……。是鸽哨儿?是秋风?是落叶划过屋檐?或者,只是奶奶在轻轻地哼唱?直到现在我还是说不清。“噢噢——,睡觉吧,麻猴来了我打它……”那是奶奶的催眠曲。屋顶上有一片晃动的光影,是水盆里的水反射的阳光。光影也那么飘飘的、缓缓的,变幻成和平的梦境,我在奶奶怀里安稳地睡熟……

我是奶奶带大的。不知有多少人当着我的面对奶奶说过:“奶奶带起来的,长大了也忘不了奶奶。”那时候我懂些事了,趴在奶奶膝头,用小眼睛瞪那些说话的人,心想:瞧你那讨厌样儿吧!翻译成孩子还不能掌握的语言就是:这话用你说么?

奶奶愈紧地把我搂在怀里,笑笑:“等不到那会儿哟!”仿佛已经满足了的样子。

“等不到哪会儿呀?”我问。

“等不到你孝敬奶奶一把铁蚕豆。”

我笑个没完。我知道她不是真那么想。不过我总想不好,等我挣了钱给她买什么。爸爸、大伯、叔叔给她买什么,她都是说:“用不着花那么多钱买这个。”奶奶最喜欢的是我给她踩腰、踩背。 一到晚上,她常常腰疼、背疼,就叫我站到她身上去,来来回回地踩。她趴在床上“哎哟哎哟”的,还一个劲夸我:“小脚丫踩上去,软软乎乎的,真好受。”我可是最不耐烦干这个,她的腰和背可真是够漫长的。“行了吧?”我问。“再踩两趟。”我大跨步地打了个来回:“行了吧?”“唉,行了。”我赶快下地,穿鞋,逃跑……于是我说:“长大了我还给您踩腰。”“哟,那还不把我踩死?”过了一会我又问:“您干嘛等不到那会儿呀?”

“老了,还不死?”

“死了就怎么了?”

“那你就再也找不着奶奶了。”

我不嚷了,也不问了,老老实实依偎在奶奶怀里。那又是世界给

我的第一个可怕的印象。

一个冬天的下午,一觉醒来,不见了奶奶,我扒着窗台喊她,窗外是风和雪。“奶奶出门儿了,去看姨奶奶。”我不信,奶奶去姨奶奶家总是带着我的;我整整哭喊了一个下午,妈妈、爸爸、邻居们谁也哄不住,直到晚上奶奶出我意料地回来。这事大概没人记得住了,也没人知道我那时想到了什么。小时候,奶奶吓唬我的最好办法,就

是说:“再不听话,奶奶就死了!”

夏夜,满天星斗。奶奶讲的故事与众不同,她不是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熄灭了一颗星星,而是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又多了一个星星。

“怎么呢?”

“人死了,就变成一个星星。”

“干嘛变成星星呀?”

“给走夜道儿的人照个亮儿……”

我们坐在庭院里,草茉莉都开了,各种颜色的小喇叭,掐一朵放在嘴上吹,有时候能吹响。奶奶用大芭蕉扇给我轰蚊子。凉凉的风,蓝蓝的天,闪闪的星星,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那时候我还不懂得问,是不是每个人死了都可以变成星星,都能给活着的人把路照亮。

奶奶已经死了好多年。她带大的孙子忘不了她。尽管我现在想起她讲的故事,知道那是神话,但到夏天的晚上,我却时常还象孩子那样,仰着脸,揣摸哪一颗星星是奶奶的……我慢慢去想奶奶讲的那个神话,我慢慢相信,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支含泪的烛光……

奶奶是小脚儿。奶奶洗脚的时候总避开人。她避不开我,我是“奶奶的影儿”。

一这有什么可看的!快着,先跟你妈玩去。

我蹲在奶奶的脚盆前不走。那双脚真是难看,好像只有一个大脚趾和一个脚后跟。

“您疼吗?”

“疼的时候早过去啦。”

“这会儿还疼吗?”

“一碰着,就疼。”

我本来想摸摸她的脚,这下不敢了。我伸一个指头,拨弄拨弄盆里的水。

“你看受罪不!”

我心疼地点点头。

“赶明儿奶奶一喊你,你就回来,奶奶追不上你。嗯?”

我一个劲点头,看着她那两只脚,心里真害怕。我又看看奶奶的脸,她倒没有疼的样子。

“等我妈老了,脚也这样儿了吧?”

一句话把奶奶问得哭笑不得。妈妈在外屋也忍不住地笑,过来把我拉开了。奶奶还在里屋念叨:“唉,你妈赶上了好时候,你们都赶上了好时候……”

晚上睡在奶奶身旁,我还想着这件事,想象着一个老妖婆(就像《白雪公主》里的那个老妖婆,鼻子有勾,脸是蓝的),用一条又长又结实的布使劲勒奶奶的脚。

“你妈是个老妖婆!”我把头扎在奶奶的脖子下,说。

“该孩子,胡说什么哪?”奶奶一愣,摸摸我的头,怀疑我是在说梦话。

“那她干嘛把您的脚弄成那样儿呀?”

奶奶笑了,叹口气:“我妈那还是为我好呢。”

“好屁!”我说。平时我要是这么说话,奶奶准得生气,这回没有。

“要不能到了你们老史家来?”奶奶又叹气。

“我不姓屎!我姓方!”我喊起来。“方”是奶奶的姓。

奶奶也笑,里屋的妈妈和爸爸也笑。但不知为什么,他们都不像往常那样笑得开心。

“到你们老史家来,跟着背黑锅。我妈还当是到了你们老史家,能享多大福呢……”奶奶总是把“福”读成“斧”的音。

老史家是怎么回事呢?一奶奶干嘛总是那么讨厌老史家呢?反正我不姓屎,我想。

月光照在窗纸上,一个个长方格,还有海棠树的影子。街上传来吆喝声,听不清是卖什么的,总拖着长长的尾音。我看见奶奶一眨不眨地睁着眼睛想事。

“奶奶。”

“嗯?睡吧。”奶奶把手伸给我。

奶奶想什么呢?她说过,她小时候也有一双能蹦能跳的脚。拉着奶奶的手睡觉,总能睡得香甜。我梦见奶奶也梳着两个小“抓髻”,踢踢踏踏地跳皮筋儿,就象我们院里的惠芬三姐,两个“抓髻”,两只大脚片子……

惠芬三姐长得特别好看。我还只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觉得她好看了。她跳皮筋的时候我总蹲在一边看,奶奶叫我也叫不动。但惠芬三姐不怎么受理我。她不太爱理人。只有她们缺一个人抻皮筋的时候,她才想起我。我总盼着她们缺一个人。她也不爱笑,刚跳得有点高兴了,她妈就又喊她去洗菜,去和面,去把她那群弟弟妹妹的衣裳洗洗。她一声不吭地收起皮筋,一声不吭地去干那些活。奶奶总是夸她,夸她的时候,她也还是一声不吭。

惠芬三姐最小的弟弟叫八子,和我同岁。他们家有八个孩子,差不多一个比一个小一岁。他们家住南屋,我们家住西屋。

院子中间,十字砖路隔开四块土地,种了一颗梨树和三颗海棠树。春天,满院子都是白花;花落了,满地都是花瓣。树下也都种的花:西番莲、草茉莉、珍珠梅、美人蕉、夜来香……全院的人都种,也不分你我。也许因为我那时还很小,总记得那些花都很高。我和八子常在花丛里钻来钻去。晚上,那更是捉迷藏的好地方,往茂密的花丛中

一蹲,学猫叫。奶奶总愿意把我们拢到一块,听她说谜语:“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咳,是星星!”奶奶就会那么几个谜语。八子不耐烦了,又去找纸叠“子弹”;我们又钻进花丛。“别崩着眼睛!唉……”奶奶坐在门前喊。“没有,我们崩猫呢!”八子说。有一只外头来的大黑猫,是我们的假想敌。“猫也别崩,好好的猫,你们别害巴它!”奶奶还在喊。我们什么都听不见了,从前院追到后院,又嚷又叫,黑猫蹿上房,逃跑了。

八子特别会玩。弹球儿他总能赢,一赢就是大半兜,好的不多,净是大麻壳、水泡子……。他还会织逮蜻蜓的网,一逮就是一大把,每个手指缝夹两只。他还敢一个人到城墙根去这蛐蛐,或者爬到房顶上去摘海棠。奶奶就又喊:“八子,八子!什么时候见你老实会儿!看别摔了腰!”八子爱到我们家来,悄悄的,不让他妈知道。奶奶总把好吃的分给我们俩——糖,一人两块,或者是 饼干,一人两三块。八子家生活困难,平时吃不到这些东西。八子妈总是抱怨,“有多少东西,也不够我们家那几个‘小饿浪儿’吃的。”我和八子趴在奶奶的床上,把糖嘬得咂咂地响,用红的、蓝的玻璃纸看太阳,看树,看在院里晾衣服的惠芬三姐,我们俩得意地嘻嘻哈哈笑。“八子!别又在那儿闹!”惠芬三姐说话总绷着脸,象个大人。八子嘴里含着糖,不敢搭茬。“没闹,”奶奶说:“八子难得不在房上。”其实奶奶最喜欢八子,说他忠厚。

上小学的时候,我和八子一班。记得我们人队的时候,八子家还给他做不上一件白衬衫,奶奶就把我的两件白衬衫分一件给八子穿。八子高兴得脸都发红,他长那么大,一直是捡哥哥姐姐的旧衣服穿。临去参加入队仪式的早晨,奶奶又把八子叫来,给我们俩每人一块蛋糕和两个鸡蛋。八子妈又给了我们每人一块补花的新手绢,是她自己做的。八子妈没日没夜地做补花,挣点钱贴补家用。

奶奶后来也做补花,是八子妈给介绍的。一开始,八子妈不信奶奶真要做,总拖着。奶奶就总问她。

“八子妈,您给我说了吗?”

“您真要做是怎么的?”八子妈肩上挂着一绺绺各种颜色的丝线。

“真做。”

“行,等我给您去说。”

过了好些日子,八子妈还是没去说。奶奶就又催她。

“您抽空给我说说去呀?”

“您还真要做呀?”

“真做。”

“您可真是的,儿子儿媳妇都工作,一月一百好几十块,总共四

口人,受这份累干么?”

“我不是缺钱用……”奶奶说。

奶奶确实不是为挣那几个钱。奶奶有奶奶的考虑,那时我还不懂。小时候,我一天到晚都是跟着奶奶。妈妈工作的地方很远,尤其是冬天,她要到天挺黑挺黑的时候才能回来。爸爸在里屋看书、看报,把报纸弄得悉悉憟憟的响。奶奶坐在火炉边给妈妈包馄饨。我在一旁跟着添乱,捏一个小面饼贴在炉壁上,什么时候掉下来就熟了。我把

面粉弄得满身全是。

“让你别弄了,看把白面糟踏的!”奶奶掸掸我身上的面粉,给我把袄袖挽上。“那您给我包一个‘小耗子’!”

“这是馄饨,包饺子时候才能包‘小耗子’。”

可奶奶还是擀了一个饺子皮,包了一个“小耗子”。和饺子差不多,只是两边捏出了好多褶儿,不怎么象耗子。

“再包一只‘猫’!”

又包一只“猫”。有两只耳朵,还有点象。

“看到时候煮不到一块儿去,就说是你捣乱。”

“行,就说是我包的!”

奶奶气笑了:“你要会包了,你妈还美。”

“唉——,你们都赶上了好时候,”我拉长声音学着往常奶奶的语调:“看你妈这会儿有多美!”

奶奶常那么说。奶奶最羡慕妈妈的是,有一双大脚,有文化,能出去工作。有时候,来了好几个妈妈的同事,她们“唧唧嘎嘎”地笑,说个没完,说单位里的事。我听不懂。靠在奶奶身上直想睡觉。奶奶也未必听得懂,可奶奶特别爱听,坐在一个不碍事的地方,支楞着耳朵,一声不响。妈妈她们大声笑起来。奶奶脸上也现出迷茫的笑容,并不太清楚她们笑的是什么。“妈,咱们包饺子吧,”妈妈对奶奶说。奶奶吓了一跳,忙出去看火,火差点就要灭了;奶奶听得把什么都忘了。客人们走后,奶奶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了,说:“你们刷碗、添火吧,我累了。”妈妈让奶奶躺会儿。奶奶不躺,坐在那儿发呆。好半天,奶奶又是那句话:“唉,你们都赶上了好时候。”爸爸、妈妈都悄悄的。只有我敢在这时候接奶奶的茬:“看你妈多美,大脚片子,又有文化,单位里一大伙子人,说说笑笑多痛快。”“可不是么。我就是没上过学。我有个表妹……”“知道,知道,”我又把话茬接过去:“你有个表妹,上过学,后来跑出去干了大事。”“可不真的?”奶奶倒象个孩子那样争辩。“您表妹也吃食堂?”我这一问把爸爸、妈妈全逗乐了。奶奶有些尴尬:“六七岁讨人嫌。”奶奶骂我只会这一句。不知为什么,奶奶特别羡慕别人吃食堂,说起她羡慕或崇拜的人来,最后总要说明一句:“人家也吃食堂。”后来,五八年,街道上也办了食堂。奶奶把家里的好多坛坛罐罐都贡献了出去。她愿意早早地到食堂门口去等着开饭。中午,爸爸、妈妈都不回来,她叫我放了学到食堂去找她。卖饭的窗口开了,她第一个递上饭票去:“要一个西红柿,一个……嗯……”她把“一个”咬得特别清楚,但却不自

然;她有些不好意思,但又很骄傲似的。现在回想起来,她大概是觉得自己和那些能出去工作的人相仿了,可她毕竟又没出去工作过。是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些日子,奶奶晚上总去开会,总不让我跟着。“又不是去看戏!”奶奶说,脾气变得很急躁。

我跟着奶奶看过不少老戏。奶奶做补花挣了钱,就请别人看戏,请八子妈,请姨奶奶,也请院里的另一个老太太,自然每次都得请我——她的“影儿”也得占一个座位。奶奶不会看戏,每次看戏之前都得请教那“另一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懂戏,也并非真懂,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个“名人爱好者”。什么梅兰芳、姜妙香、袁世海、张君秋,……奶奶和我都是从她那儿得到启蒙的。我坐在剧场的椅子上睡觉,我是为中间的十五分钟休息来的;休息的时候小卖部卖酸梅汤,我使劲说渴,至少可以喝两瓶。奶奶是说:“我年轻时候什么戏也没看过。”她大约是为补上这一课来的;平时胡同里几个老头、老太太在一块聊天,谁都比奶奶懂戏。奶奶什么事都要强。不过只有一回,奶奶和那个老太太是都看懂了,不是戏,是电影《祝福》。看完了,奶奶直哭,那个老太太也直哭。“那时候可不就是那么样儿,”那个老太太说。“可不就那么样儿,”奶奶说。两个人的眼睛都红红的。

我不声不响地跟在奶奶身后走。最惨的不是祥林嫂最后摔倒在雪地上,而是她捐了门槛,高高兴兴地回来的时候……奶奶后来总爱给别人讲《祝福》,还是把“福”念成“斧”的音。不过她再也不愿意看那个电影了。

一天晚上,奶奶又要去开会,早早地换上了出门的衣服。坐在桌边发愣。

妈妈把我叫过来,轻声对奶奶说:“今天让他跟您去吧,回来道儿挺黑的。小孩儿,没关系。”

我高兴地喊起来:“不就是去我们学校吗?我搀您去,那条路我特熟!”

“嘘——,喊什么!”妈妈给了我一巴掌。妈妈的表情挺严肃。我跑去找八子,我们俩早就想晚上去一回学校了。我们学校原来是一座大庙,八子说,晚上那儿的蛐蛐准少不了。

学校有好几层院子,有好几棵又粗又高的老柏树,院墙上长满了草,红色的灰皮脱落了很多。天还没黑,知了在老柏树上“伏天儿——,伏天儿——”地叫着。奶奶到紧后院去开会,嘱咐我们就在前院玩。这正合我们的心意,好玩的东西全在前院,白天被高年级同学占领的双杠、爬杆、沙坑,这会全空着。

“八子,真是跟你妈说了?”奶奶又问。

“真说了。”

八子冲我笑。他才不用跟他妈说呢,他常常在外面玩到半夜,他妈顾不上管他。我常常为此羡慕八子。

我们先玩爬杆,我爬不过八子。又玩双杠,一人占一头,喊一声“开始!”各自从双杠上蹿过去抓对方,几个来回之后,我总是上气不接下气地被八子抓住。八子身体好,也跑得快。跟八子出去玩,我不用担心挨欺负,八子打架也特别厉害。

八子的功课一般,不象惠芬三姐,惠芬三姐很用功,还是少先队大队委。我也是班里的学习尖子,但我至今记得,一有算术比赛,八子的成绩总比我好。他就是不用功,不按时完成作业,语文总考六十几分。小学毕业时,我考上了一所名牌中学,八子只考上了三流学校。现在想想,八子的天资其实比我强,我纯粹是靠了奶奶的督促,靠爸

爸妈妈总能在课后帮我补习。谁管八子呢?

他晚上不是帮家里干活,就是跑出去疯玩。惠芬三姐是个例外,她不声不响地干活,又不声不响地读书。八子妈嫌她晚上读书费电,她就每天早早地起来在院子里用功。六五年,惠芬三姐考上了大学。那时候她戴上了眼镜,更漂亮了,文质彬彬的,有学问的样子。我真羡慕八有这样一个姐姐。八子却不放在心上,总拿她的“四眼儿”开玩笑。惠芬三姐不屑于理他。八子也不太爱理惠芬三姐。太阳落了。

“嘟——嘟嘟——”,天完全黑下来时,蛐蛐果然不少。“嘟嘟——嘟嘟嘟——”,东边也叫,西边也叫。我们顺着声音找,找到了一处墙根下。八子对准砖缝滋了一泡尿,一会儿,蛐蛐就蹦出来,在月光底下看得很清楚。八子很快就把蛐蛐逮住,看看,又扔了。

“老迷嘴,不开牙,”他说。

我们又找,找到一块大石头旁边,蛐蛐不叫了。八子示意我别出声,我们蹲在石头边静静地等,大气不出。蛐蛐又叫起来,“嘟嘟嘟——”八子笑了。

“哟,我没尿了。”

“我有!”我说,“嘘——,小点声。冲这儿撒,对准了。”

逮到了一只好的。八子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卷成纸筒,把蛐蛐装进去。

月光真亮,透过老柏树浓黑的枝叶,洒在院子里,斑斑点点。那么大的院子里只有我们俩。教室都是原来大庙的殿堂,这会黑森森的,静悄悄的,有点瘆人。星星都出来了。我想起了奶奶。八子逮起蛐蛐来入迷,蹶着屁股扎在草丛里,顺着墙根爬。

我对八子说:“我去看看后院有没有蛐蛐。”紧后院的南房里亮着灯。我悄悄地爬上石阶,扒着窗台往里看。

一排排的课桌前坐的全是老头、老太太。我看见奶奶坐在最后排,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样子就象个小学生。我冲她招招手。没看见,她听得可真用心。我直想笑。奶奶常说,她要是从小就上学,能知道好多事,说不定她早就参加了革命呢!“我说不定就从你们老史家跑出去了呢。我有个表妹,就是从婆家跑出去的,后来进了共产党……”奶奶老是讲她那个表妹,说她就是因为上过学,知道了好些事,早早地放了脚,跑出去干了大事。我又想笑了:奶奶跑起来是什么样呢?还是用脚后跟跑吗?……

讲台上有个人在讲话。讲台两边还坐着好几个人。有个女的老是给他们倒水喝。

我见过奶奶的那个表妹一回,只见过一回,在一个大楼里。奶奶紧拉着我的手,在又宽又长的楼道里走,东问西问后来人家让我们在一间屋子里等着,屋子里有好多沙发,可奶奶不让我坐,她自己也站着。等了老半天,才来了一个女的,奶奶让我管她叫表奶奶……讲台上的那个人讲个没完没了。

我还从来没有这么远远地望着过奶奶。她直了直腰,两只手也没敢离开膝头。这下您知道上学的滋味了吧?我又在心里笑。奶奶每天晚上都抱着那本扫盲课本念,有一课是《国歌》,她老是把“吼声”念成“孔声”。“又是孔声!”连我都能提醒她了。她挺难为情,声音变小,慢慢又大起来,念到“吼声”的时候声音又变小,停好一阵,大概是在心里重复……

就在这时候,我忽然听清了讲台上那个人讲的话:“你们过去都是地主、富农,都是靠剥削农民生活,过的都是好逸恶劳,光包不做的剥削阶级生活……”

什么?!再听。

“……地、富、反、坏、右,你们是占的前两位。今后呢?你们还是要认真改造自己……”

我赶紧离开窗台,站在台阶下不知该干什么,脑袋里“嗡嗡”的。地主?奶奶也是地主?

八子来了。“嘿!看,六个!”

我应了一声,赶紧往前院走。

“后院有吗?你怎么啦?”

“后院没有,咱们还上前院吧。”

“前院都没啦!”

“那,咱们玩爬杆去吧。”我拉着八子往前院走,我怕他也听见……

奶奶拿回来一个白色的卡片。爸爸、妈妈围在奶奶身边看,样子倒象是很高兴。奶奶直擦眼泪。

“这回就行了,您就甭难受了,”爸爸说。

“就是说,您跟大伙都一样了,也有选举权了,”妈妈说。

我趴在床上不说话。这是怎么回事呀?我又不敢问。

“跟了你们老史家,唉……”奶奶又是那句话,说话的声音也有些颤抖:“解放前我也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呀,比老妈子能强多少……“您可不能这么想,”妈妈说:“您过的日子再不舒心,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呀!工人、农民呢?人家过的什么日子?”

奶奶的脸腾地红了,慌忙点头:“我知道,我知道。我就那么一说。人家过得牛马不如,这我都知道。”

过了一会,奶奶又对爸爸说:“你还记得给老史家扛活的刘四吗?后来得肺病死了,剩下刘四媳妇带着仨孩子……那时候我也是自个儿带着你们仨。我就跟你大哥说过,真要是分了家,咱们这份儿由我作主,我就把那一亩多地给了刘四媳妇……”

“您可也别总说这事儿,”妈妈又说:“那是因为您有,不在乎那一亩多。”

奶奶愣了一会,说:“可不也是,让我都给,我准不干。还不是剥削思想?”

“行了,”爸爸弹弹那张白卡片说:“这回您就过舒心日子吧。”奶奶把白卡片用一条新毛巾包起来,说:“打解了放,没什么人告诉我,我也是爱这新社会。我可不想再受你们老史家的气……哟,这孩子八成着凉了吧?我说不带他去……”奶奶才发现我蔫蔫地趴在

床上,忙打住话头,哄我去睡觉。

奶奶摸摸我的头:“不烧。准是玩累了。”

奶奶给我打来洗脚木,又摸摸我的头:“明儿奶奶给你包饺子,扁豆馅的,爱吃吗?”奶奶也好像高兴起来了。

直到半夜我还没睡着。我听见奶奶总翻身,大概也没睡着。我不敢动,我怕奶奶知道我在想什么。窗外,海棠树的叶子轻轻地摇晃,露出几颗星星。奶奶怎么会是地主呢?我想起过去奶奶给我讲《半夜鸡叫》的时候……“周扒皮就靠剥削人过日子。”奶奶说。“什么叫剥削呀?”我问。“就是光吃饭不干活儿。”“那我是吗?”“你不是,你还小。”“那您是吗?”……真的,奶奶那时就不说话了,是爸爸把话接了过去:“奶奶不是做补花吗?奶奶老了,我们工作养活奶奶。”……唉,我心里乱七八糟的,一宿都没有睡安稳。海棠树的叶子不动了,仍然看得见那几颗星星……

有好几年,我心里总象藏着个偷来的赃物。听忆苦报告的时候,我又紧张又羞愧。看小说看到地主欺压农民的时候,我心里一阵阵发慌、发问。我也不再敢唱那只歌——“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过队日时,大家一起合唱,我的声音也小了。我不是不想唱,可我总想起奶奶,一想起奶奶,声音就不由得变小了。奶奶要不是地主多好呵!

我是解放后出生的,但还赶上了一些旧北京的“尾巴”。大人门都说我记事早。那时候,从早到晚,走街串巷做小买卖的和耍手艺的不断。

一清早,就有挎着笸箩卖烧饼果子的,挎着小一点的笸箩卖烂芸豆的,挑着挑儿卖老豆腐的。卖烂糊芸豆的还有一块布,你要是多花一分钱,他就把芸豆包在布里,给你捏成一个小芸豆饼。奶奶有时候给我买一小碗芸豆,但绝不让捏成饼,说他那块布一点都不干净。我就是想要一个芸豆饼,于是哭、闹。奶奶找来一块干净布,自己给我捏。我还是哭、还是闹,说那根本不是芸豆饼,跟卖的一点都不一样。奶奶就说:“再不听话,你长大了也去卖芸豆!那个卖芸豆的老头儿就是从小不听话,长大了没出息,去卖芸豆。”

那时候,我们家住在东直门北小街附近。北小街再往北就出了城,很荒凉,破城墙、护城河边长满了荒草,地坛附近全是乱坟岗子,再走就是农村了。总有些赶大车的、拉排子车的从城外来,从北小街走过。马蹄子踩在地上“咕唧咕唧”的。在我的印象里,北小街永远是满地泥泞、满地马粪。马的鼻子里喷着白气,赶车的人穿得很破、很

脏,“哦——,哦——”地喊着。我心里挺怕。奶奶拉着我的手站在路边,就又对我说:“看你听话不听话,那些赶大车的就是从小不听话,长大了就得去给人家赶大车。”

奶奶总这么说。中午,修理雨伞旱伞的在街上吆喝,我又闹着不睡午觉,我愿意看那个人用猪血把一条条的高丽纸粘到伞上去。一会儿,磨剪子磨刀的又在外面吹喇叭,“呜哇——”,我又想看那个喇叭。奶奶就又是那些话,要么是“不听话就得去磨刀”,要么是“那个修理雨伞的就是因为不听话,才那么没出息”

自从知道了奶奶是地主(后来我又人了队),想起这些事,我心里就对自己说:奶奶可不是看不起劳动人民么?

可是还有另外一些事,让我没法解释。也是我很小很小时候的事。门口来了一个买破烂的女人,敲着一个象瓶子盖似的小鼓儿,背着一个柳条筐,筐里还站着一个比我还小的女孩儿;奶奶拿了几件破衣服交给那个女的。“您要多少?”那女的问,翻来覆去地查看那几件破衣服。“这衣裳可还不算破,”奶奶说。“还不破?”“您瞧这袖子,这肩膀儿!顶多值……”那女的笑笑,说了个价儿。“那可不卖。”奶奶要收回那几件衣服。那女的抓着衣服不撒手:“那您说个价儿。”奶奶又说了个价儿。“唉,您指着它发财哪?行啦,算我亏本儿!”那女的把衣服扔到筐里,然后慢慢地掏钱。奶奶摸摸筐里那个小女孩的脸蛋儿,奶奶就喜欢女孩子。“多大啦?”奶奶问那女的。“两生儿。”“几个?”“仨,仨丫头!”“她爸做什么?”“没了。”那女的把钱递到奶奶手里。奶奶忽然不言声儿了,愣怔地看着那娘儿俩。她们穿的衣服一点不比筐里的衣服好。那女的背起筐来要走,奶奶又把她叫住。奶奶回屋里拿了两件我穿小了的衣服来,给那个女的:“这可不破,我们这孩子穿着小点儿了。”“您要多少?”“不是,”奶奶说:“您要不嫌,就给您这小闺女儿穿吧。”“哟,那敢情……”女的把衣服在小女孩身上比比,笑着:“大妈您瞧,还真挺合适的……”我心里真高兴,又“呱哒呱哒”跑回屋去,把我的好几件衣服都抱来。奶奶的眼圈直发红。那女的已经走了。为这事,奶奶总对爸爸妈妈夸我,说:“这孩子大了心眼儿错不了。”

也许这又象妈妈说的,是因为我们有吧?可是我总觉得,奶奶的心肠绝不象个地主。周扒皮会那样吗?

不过,奶奶还是象个地主。住在北小街的时候,逢年过节,奶奶总把爷爷的旧照片摆在桌上,照片前摆两盘点心。我没有见过爷爷,妈妈说她也没见过。照片上的那个男人穿一身缎子衣服,还戴个瓜皮帽,真象黄世仁,也象穆仁智。我想吃块点心,奶奶不让,说那是给爷爷的。

“这个人长得真难看。”我说。

“咳,不许瞎说!”奶奶把我从照片前拉开我还是远远地望着那照片:“他怎么长得那样儿呀?”

“他是你爷爷。”

“他是我爸爸的爸爸?”

“嗯。”

“他是您的什么呀?”

奶奶又被逗笑了:“去问你妈,你爸爸是你妈的什么。”

我跑去问,回来告诉奶奶:“是爱人。”

奶奶不言语,象是想着别的事……

奶奶那会儿不是在思念“失去的天堂”吧?上四年级的时候,我开始懂得了“阶级敌人总是思念他们那已经失去的天堂”,就这么想。不过自从我上了小学以后,奶奶已经不再供爷爷的照片了。

唉,奶奶是地主,这个念头总折磨着我。睡觉的时候,我不再把头扎在奶奶脖子底下了。奶奶以为我是长大了,不好意思再那样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是为什么。而且我心里也明白:我还是跟奶奶好——这想法更折磨人。星星还是那些星星,在树叶间闪亮。奶奶会死吗?想到这儿,我还是害怕……

经常有个老头儿到我们家里来。奶奶让我管他叫表爷爷。一身农村人的打扮,说是从河北老家来。我很少叫他“表爷爷”,心里只管他叫“馋老头儿”。他一来就盘腿往床上一坐,喝茶、抽烟,满地上吐粘痰。奶奶就得去给他买肉、打酒。有一次爸爸小声对妈妈说话,让我听见了:“要说地主,他才真是地地道道的地主呢。”怪不得他这么讨厌呢,我想。

“馋老头儿”夹一块肉、喝一口酒,谁也不让,好像他就应该到这儿来吃,来喝。

奶奶坐在他对面,陪他说话。

依我看,这“馋老头儿”说的全是反动话。

“老嫂子,您猜怎么着?”他说:“现在难得喝这么口好酒了。有钱你也不敢这么买着喝。”

“是你劳动挣来的钱,你就甭怕。”奶奶说。

“那倒也是。您猜怎么着?村儿里对我还真不错,瞧我这岁数,让我喂牲口。活动活动,身子骨儿倒结实了。”

“你可得好好儿的。”

“那是。再者话说了,你不好好给人家干也得行啊?”他喝得满脸发红,“滋咋”地响。

“给人家干?”奶奶不满意地斜了他一眼:“你这是给自个儿干。过去人家才是给你干哪!”

“说的是,说的是,”那“馋老头儿”连连点头,低头光是吃,不言语了。

“你的帽子摘了吗?”半天,奶奶又问。

“摘了,头年就摘了。”

什么帽子?搞什么帽子?那时我还不懂。

“老嫂子,您猜怎么着?我还真是心服口服。可不是吗?一样爹妈生的,肉长的,凭什么你就光吃不干呢……”他好像再找不出什么词儿来表白了,又说:“我可不象史五爷那么混横儿不说理。”

“史五爷怎么着?”

“还戴着呢。老话儿说了,得人心者得天下,共产党就是得了人心。你史五爷逞能,有你的好儿?”

我越听越糊涂,这家伙到底是不是地主?也许他是装的?可又不象。不过我还是讨厌他,老是满地吐粘痰。还有,一来就吃肉、喝酒,电影里的地主就那样。奶奶还老给他喝。唉,可不是吗?奶奶也是地主呀……

有好几年,对这件事我心里总是惶惶的。我希望那是假的,但愿是那个晚上我听错了。我去想奶奶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一会觉得奶奶真是有点像地主,一会又觉得一点也不像我几次想问妈妈,又怕妈妈真说是。我真想找个人说说。我跟八子说了。八子听了一愣,一然后直笑:“你别瞎说了;奶奶要是地主我死了去!”八子也管我奶奶叫奶奶。“真的,我亲耳听见的,”我说。“准保是你听错了。”“也许是,”我说,心里轻松了许多。八子又说:“解放前才有地主呢,现在哪儿有哇?”我的心又一阵子紧:“说的就是解放前。”“反正我敢说,奶奶不是!”八子又拍拍自己的胸脯:“要是,我死去!”八子说得那么肯定,我觉得周围的空气都明澈了许多。那是个夏天的中午,院子里静悄悄的。海棠已经有红的了,梨还是青的,树荫下好凉快。八子揉着一团儿面筋。我们常用面筋去粘树上落的蜻蜒。把面筋放在竹竿的顶端,把竹竿慢慢升高,接近正在“做梦”的蜻蜓,“扑噜噜”,蜻蜓使劲扇动翅膀,但已经被粘住,跑不了啦。……奶奶不会是地主,奶奶还总让我教她唱《社会主义好》呢。奶奶不会是地主,妈妈从单位里借来一张桌子,奶奶总是把热锅什么的放在我们家自己的桌子上,说“可别把公家的桌子烫坏了”,她怎么会是地主呢……

六六年,我快十六岁了,早已经过了人团的年龄。可我却总入不上。爸爸、妈妈才跟我讲了奶奶的事。

“你知道奶奶的成份是什么吗?”

我心里“轰”地一阵紧张,不吭声。

“你大概已经知道了吧?”

我说不出话来。

奶奶的娘家并不是地主,是个做小买卖的——开一个卖棉花兼而弹棉花的小店,总共一间半门脸儿。奶奶从小长得漂亮,父母指望能靠她发财,立志要把她嫁到富贵人家去。那时代,在一个小县城,要想作成富贵人家的贤妻良母,需要长得漂亮,需要把脚裹得特别小,需要会做各种针线活,需要会看公婆和男人的眼色……唯独不需要念书识字,“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奶奶不能象她的弟弟、妹妹那样去上学,也注定了要有一双小脚儿,要学会恭谦、驯顺、忍气吞声。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奶奶长得好,只是因为她的父母希望攀一门阔亲戚。

父母的愿望竟真实现了。十七岁,奶奶嫁到了“老史家”。史家是全县的首富,全县将近一半的土地都姓史。不过史家要的仅仅是一个漂亮而且贤惠的儿媳妇,奶奶的父母照样开着那一间半门脸儿的小棉花店;奶奶的父母唯有想到女儿是走了运,才觉得多年的希望没有全落空。

奶奶可真是“走了运”,上有公公、婆婆,下有一大群小叔子、小姑子;公婆之上还活着一对老公公、老婆婆。奶奶既是儿媳妇,又是孙子媳妇。侍候了这个侍候那个,给这个磕了头给那个鞠躬,听完了这个的申斥再去给那个赔不是,似乎“老史家”主要是缺一个老妈子,缺一个挨骂的,缺一个出气筒,才把奶奶娶过来的。只有奶奶的婆婆还算通些情理,因为她也是那么熬过来的,而且还没熬完。

“你看过《家》吗?”爸爸问我。

我点点头。

“就是那样。那种大家庭都是那样儿。奶奶的地位比使唤丫头也差不多。”

奶奶病了,但是在那个大家庭,专为孙子媳妇做些可口的饭菜,等于是造反。奶奶的父母给奶奶送来些点心,但是得交到老公公那儿去。老地主还稀罕几块点心?但这是规矩。

我听奶奶说起过这件事,奶奶根本没见到那几块点心,奶奶的婆婆说了一句:“人家娘家送来的,她又病着……”于是也遭了一顿训斥。

“你还记得《家》里瑞珏是怎么死的吗?”

我又点点头。

“奶奶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是那样。老公公、老婆婆不让找大夫,更甭说去医院,他们舍不得花那份钱……”

在伯父前头,我还应该有个姑姑的。我记起来了,奶奶常念叨她那个闺女,“模样儿可俊了,要不是你们‘老史家’,那孩子何至于死呀!”奶奶喜欢女孩子,就是因为她没个闺女。一看见别人的闺女,她就眼热,就想起自己那个死了的女孩子。所以奶奶对妈妈特别好,把妈妈当亲闺女看。

“不是因为别的,因为那是规矩。”爸爸说,“就象你老太爷。出门儿几十里,一泡屎也要憋回来拉到自家的地里。因为那是规矩。那个社会,可笑和可恨的规矩多太了。”奶奶生了三个儿子:伯父、父亲、叔叔。叔叔还不到一岁,爷爷就死了。爷爷一死,奶奶在那个大家庭里就更没有地位了,没有权也没有钱。想给自己做件衣服,还得打着三个儿子的旗号去跟公公要。算计来算计去,要是能从给三个儿子做衣服的钱里省出一点来,自己才能做件汗衫。大概唯因奶奶生了三个儿子,都是史家之后,奶奶才仍然能在“老史家”吃饭吧。奶奶还不如让“老史家”给轰出去呢,我想,那样奶奶现在也就不是地主了。

其实奶奶给他们干的活也足够换来一天三顿饭了。无论什么时候,奶奶总得侍候得公公、婆婆、小叔子、小姑子以及儿子们都吃了饭,她自己才能吃。老妈子也不过如此了,老妈子也是永远吃剩饭。奶奶真想离开那个家。奶奶的表妹就是不堪忍受那种日子,跑出去参加了共产党。可是奶奶的表妹上过学,碰巧知道了有共产党,奶奶知道什么呢?她想跑也不知道往哪儿跑。再说她也不敢跑,连改嫁她都不愿意,她要守节,她受的就是那种教育。奶奶从二十几岁守寡到今天。

她只盼着儿子们都长大。伯父稍大一点,奶奶壮着胆子提出了分家的要求,但立刻遭到公公的痛骂。小姑子、小叔子也旁敲侧击:“嫂子,您要是想改嫁也行,家不能分!”对奶奶来说,这话是最大的侮辱了。奶奶只有自己偷偷地掉眼泪。再说,离开“老史家”,三个儿子怎么上学呢?上不起。也许是受了她那个表妹的影响,奶奶执意要三个儿子都上学,而且都要上到大学。吝啬而且迂腐的老地主,连屎都要拉到自家地里,自然不忍心把钱送到学校去,奶奶豁出去了,吵、闹、骂他们欺负孤儿寡母。奶奶竟然变得那么勇敢!可不是,奶奶还怕什么呢?她全部的心愿就是她的三个儿子。她不愿意三个儿子将来跟自己似的,更不愿意三个儿子将来跟“老史家”的人似的。她只知道上好,她的表妹好,她的表妹之所以好,就是因为上过学。她那时候不知道别的……

我的心一阵阵发疼。我想起奶奶夜里睁着眼睛想事的样子;想起她的叹气声;想起了她的脚;想起她捧着爸爸给她买的扫盲课本,在灯下一字一顿地念,总是把“吼声”念成“孔声”……

“她干嘛算地主?”

“她吃了剥削饭。”

“她给‘老史家’干的活儿就不算啦?”我那时真小。

“那是历史,历史造成的。”爸爸说。

唉,历史!“那现在呢?”

“早就不算地主了。奶奶改造得好,早就摘了地主帽子。再说,奶奶干嘛不爱新社会呢?她这一辈子,真正有了自由,真正过了舒心的日子,倒是在解放后。现在奶奶和大伙都一样了……”

我松了一大口气,在心里骂了一句最难听的话,骂那个“老史家”。奶奶知道爸爸、妈妈把她的事告诉了我,见了我还有些难为情,又说要给我包扁豆馅饺子,小心地注意着我的反应。

我心里又高兴又难过,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说:“包吧。”语气倒象是很勉强。

奶奶转悠过来转悠过去,不说话,偷偷地观察着我的表情。我一看她,她就又把目光躲开。我很想开句玩笑,打破这尴尬的气氛,又想不出逗乐的话。

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又把头扎在奶奶的脖子底下。

“这么大了还……没臊!”奶奶说。

我觉出她也松了一口气。奶奶的观察力实在是末流的,她难道没有注意到,我有好几年没把头扎在她脖子下了吗?

奶奶活了七十三岁,真正舒心的日子只有那么几年,就是从摘了地主帽子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间的那七、八年。那些年,她整天都很忙,整天都很高兴。她要给全家人做饭,要做补花,要负责全院的清洁卫生。奶奶是全院的卫生负责人。我还记得别人把写了她名字的小红纸条贴在院门上时,她是多么不好意思,又是多么掩饰不住地高兴。为这事她得罪了八子妈,八子家的卫生总是搞不好。

奶奶买了一把长把笤帚,扫起院子来不用弯腰。她的腰和背还是老酸疼,早晨,人们纷纷出门上班的时候,奶奶去扫院门前的街道,和所有过往的街坊们打招呼。她愿意被人们看见。说她爱虚荣也行,说她是显摆也对,她把门前扫得很干净。然后她就冲八子和我喊:“可别再糟踏啦,啊?奶奶刚扫完!”确实是喊给别人听的,但那声音中也确实流露着舒心的骄傲。

奶奶坚持做补花。有时候活儿催得紧,她一直要做到半夜去,急得她就象小学生完不成作业那样。全家人谁也帮不上忙,跟着着急。有一次妈妈说:“我看您就辞了这活儿吧。”“赶情你们都有工作!”奶奶喊。奶奶从没有对妈妈喊过,吓得全家都不敢言语。奶奶盼望能进补花厂,但她知道没什么可能,她的岁数太大了,人家不会要。她总埋怨八子爸不让人子妈进补花厂。“趁她还年轻,你就让她去得了。要不赶明儿后悔一辈子!”奶奶对八子爸说。八子爸笑笑:“是我不让她去吗?”“去不了,”八子妈赶紧说:“这几个‘劳神精’谁管?”奶奶又说八子爸:“让你要这么多!”“是我生的吗?”八子爸抽着烟笑。“不要脸!”八子妈骂。

活儿不紧的时候,和八子妈、还有其他几个妇女一块做补花,是奶奶最高兴的时候。她们互相称“老刘”、“老魏”、“老林”。奶奶是“老方”。奶奶非常喜欢这种称呼,在家里也“老刘”、“老魏”地念叨,是因为新奇,更透着自豪和满足。“我们老姐儿几个有说有笑的,也不觉着累,”奶奶说。“老了老了,没曾想还赶上了好时候,”奶奶说,“唉,你们生的是时候呀!我还有几天儿?”奶奶也常流露出遗憾。

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哪一颗星星是奶奶的呢?

我知道,奶奶是真心爱这新社会的。

那些星星都是死去的人变的,为了给活着的人把夜路照亮……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奶奶又戴上了一顶“帽子”,不叫地主,叫“摘帽地主”。其实和地主一样,占黑五类之首。所不同的是,“摘帽地主”更狡猾些;一个地主,竟然能够“摘帽”,显见其伪装是何等的高明,其用心是可等的险恶,对社会主义的威胁是何等的不可低估。而且这也成了“刘邓路线”的罪行之一。

奶奶先是不能再做补花了。社会主义的工作怎么能给一个地主呢?后来,也不能再当院里的卫生负责人了。权力当然更重要。

奶奶倒没有哭,她吓傻了。爸爸、妈妈也吓傻了。好多人都吓傻了。好多吓傻了的人也都在做着傻事,做傻事时的样子也都足以把别人吓傻。

先是惠芬三姐从学校里回来,用了半天时间,把院子里的花全刨了。接着是北屋宋家几个闺女把自己家的硬木大立柜抬到院当中,用斧子给劈了。爸爸也偷偷地烧了几本书。奶奶整天躲在屋子里,掀开一角窗帘往外看;也不怎么做饭,顿顿下挂面。传说垃圾站发现了好几根金条。街道积极分子们怀疑是我们院里的人扔出去的,一是因为我们院离垃圾站近,二是因为我们院里除了八子家成份好,其余的都是黑九类。

惠芬三姐当了“红卫兵”,一身军装,扎一条武装带,长辫子剪了,剪成了短发。说实在的,我觉得她更漂亮了。

我在学校里也想参加红卫兵,可是我出身不是红五类,不行。我跟着几个红五类的同学去抄过一个老教授的家,只是把几个花瓶给摔碎,没别的可抄。后来有个同学提议给老教授把头发剪成羊头。剪没剪我就不知道了,来了几个高中同学,把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全从抄家队伍中清除出去了。我和另几个被清除出来的同学在街上惶然地走着,走进食品店买了几颗话梅吃,然后各自回家。

院里很乱,惠芬三姐带了好几个大学的红卫兵,挨家挨户地搜查。象是全院大扫除,各家的东西都摆到了院子里。我们家里也都空了,爸爸、妈妈和奶奶坐在凳子上低声说着什么,很恐怖、很警觉的样子。

“真是没想到,”妈妈说。

“平时看着可是挺老实的人,”奶奶说。

“您可别再这么说了,老实人会藏这些东西?”

“谁呀?藏了什么?”我问。

原来是惠芬三姐带着人从那个最懂戏的老太太家抄出了两箱子绸缎、一盒子金银首饰、还有一本书,书上有蒋介石的像。

“在哪儿呢?”

“已经送走了,连东西带人都送走了。”

我隔着窗户往外看。又来了几个红卫兵,惠芬三姐正和一个挺高挺魁梧的男的说话,嗓门儿很大。她过去可从来不大声说话的。她还说了一句“X他妈的”,从表情上看好像她并没有那么说。也许是我听错了?我们学校的那些女生也都那么说了。我觉得我们男生那么说说还可以……

妈妈让我回学校去住。我上中学的时候住校。妈妈说:“这一阵子先不要回家,有什么事我去找你。”妈妈给了我三十块钱,六十斤粮票,看来够两个月的伙食费了。

晚上,我蹬上我那辆破自行车回学校。我兜里第一次掖了那么多钱、那么多粮票。路上冷冷清清的。已经是秋天了。自行车轧在于黄的落叶上“嚓嚓”地响。路灯的光线很昏暗,影子从车轮下伸出来,变长,变长,又消失了。我好像一时忘记了奶奶,只想着回到学校里该怎么办。那条路很长,全是落叶……

一天,妈妈到学校来找我,对我说,要是想回家就到她的单位去,她在那儿找了一间房;奶奶已经回老家了。

“什么时候?”

“前天。”

“怎么啦?”

“没怎么。我们怕出事,和你爸爸商量,不如先让奶奶到老家去”。我倒是松了一口气。那些天听说了好几起打死人的事了。不过坦白地说,我松了一口气的原因还有一个:奶奶不在了,别人也许就不会知道我是跟着奶奶长大的了。我生怕班里的红卫兵知道了这一点,算我是地主出身。

“过些时候,我就去看你奶奶,再给她送些东西去。”妈妈说,声音有些抖。

忘记是为了什么了,我又回了一趟家(可能是为了拿一件什么东西)。院里已经面目全非了。花没了;地上刨得乱七八糟的,没人管;每棵树上都钉上了一块语录牌;搬来了好几家新街坊。八子家也搬走了,听说搬到胡同东头的一个大院子里去了。那儿原来住着个资本家,被轰走了,空下来不少好房。我走进屋里,才又想到,奶奶走了。屋

里的东西归置得很整齐,只是落满了灰尘。奶奶不在了。奶奶在的时候从来没有灰尘。那个小线笸箩还在床上,里面是一绺绺彩色的丝线,是奶奶做补花用的。我一直默默地坐着。天黑了。是阴天,没有星星。奶奶这会儿在哪儿呢?干什么呢?屋里没有别人,我哭了。我想起小时候,别人对奶奶说:“奶奶带起来的,长大了也忘不了奶奶。”奶奶笑笑说:“等不到那会儿哟!”……海棠树的叶子落光了,没有星星。世界好像变了个样子。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个严肃的结尾,大约都是突然面对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再不能睡一宿觉就把它忘掉,事后你发现,童年不复存在了。

接着是轰轰烈烈的两三年。我时常想起奶奶。但史无前例的事太多,听也听不来,想也想不过来。不断地把人打倒,人倒不断地明白了许多事情。打人也是为革命,骂人也是为革命,光吃不干也是为革命,横行霸道、仗势欺人、乃至行凶放火也是为革命。只要说是为革命,干什么就都有理。理随即也就不值钱。

接着是上山下乡。抡镢头的为革命而抡镢头,养妾选美的为革命而养妾选美;饥寒交迫的为革命而饥寒交迫,挥霍无度的为革命而无度地挥霍。革命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在延安插队的时候,妈妈来信说奶奶回来了,奶奶岁数太大了,农村里没她干活,公社给了证明,说奶奶改造得好,态度非常老实。奶奶又在北京落下了户口。

七二年我也转回了北京。那年奶奶七十岁,头发全白了。爸爸、妈妈又都到云南干校去了,又剩了我跟奶奶。或者说是,奶奶跟着我。我已经二十出头了。我懂得了什么是历史。很多事情并非是因为人怎么坏,而是因为人类还没有弄明白那些事情为什么是坏。譬如说奶奶,她还不明白地主为什么坏,就注定是地主了。也可以说这是命运,但

革命不正是为了把全人类都从那种厄运中解放出来么?

但那还是一九七二年。

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是半夜。在车站坐了半宿,到家的时候天还不亮。我推推院门,院门开了。我推推屋门,门上有锁。我一愣。院里的人还都没起。很静,谁家屋里传出响亮的鼾声。奶奶这么早上哪儿了呢?还是那四棵树,一棵梨树,三棵海棠,但树叶都被虫子咬得斑斑驳驳的。院里盖起了好几间小厨房,歪七扭八,灰压压的。北屋门一响,宋家老头出来了:“哟,你回来啦?你奶奶这几天净念叨你呢。”

“我奶奶这么早上哪儿了?”

“你没瞧见?就在外头扫街哪。”

我跑出院门。远远的晨雾中,有一个人影,用的是长把笤帚,是奶奶。后来我才知道,奶奶这么早来扫街,是为了躲过人多的时候,怕让人看见。她现在是以一个地主的身份在扫街,在改造,不是象当年那样是卫生负责人。

奶奶见了我可是立刻就哭了。

我把奶奶搀进屋,劝她,安慰她。我才不说“这是群众运动,您应当理解”呢!她怎么会理解呢?多少大人物不是都不理解吗?只是当我说到“群众的眼睛是亮的”的时候,奶奶才不哭了,连连点头,说街坊邻居对她都不错,街道积极分子对她也不错,居委会主任还偷偷劝她别往心里去,扫起街来也得悠着点。奶奶扫街总是超额,甚至加倍。“还记得八子吗?”奶奶问我。“当然。”我早就听说八子这几年在街上很出名,外号叫“八爷”,一般的流氓小偷都服他。八子没有去插队。“可不是吗,唉!可是他见了我,还是管我叫奶奶。”奶奶说。这似乎使她非常感动。奶奶又说:“没人的时候我跟八子说,可得好好的,要不将来后悔一辈子。他倒是低头儿听着。别人说他,他连听都不听呢。”“他进工厂了?”“没有。先前他想进工厂,人家说他不去插队,不给他分配。这会儿人家给他分配了,他又嫌工作不好,不去,等着。他可倒也不缺钱花,又抽烟,又喝酒。他还老跟

我说:象您这么老实管什么用!”

“惠芬三姐呢?”

“咳,还提惠芬呢!分配在外地,二十七八了,还没个对象。他那个对象武斗的时候死了,惠芬总还是想着那个人,时常说点子不着边儿的话,说不是那个人她就不结婚……可那个人都死了好几年啦。这都是八子跟我说的。头些日子,我扫街时候碰上了惠芬,她头儿也不抬。八子说,她不是光不理我,谁她都不理……”

我想起六六年查抄四旧的时候了,在院子里,惠芬三姐和一个男大学生说话,那男的又高又魁梧,“他会不会就是惠芬三姐的对象呢?”唉!“奶奶,咱们包扁豆馅饺子吧!”我说。世上的事都想明白了好像也不符合辩证法。

“行啊!”奶奶高兴起来:“我给你钱,你去买肉馅吧。”妈妈给我写信的时候就说,回了北京好好照顾奶奶,想办法给奶奶弄点好的吃。奶奶一个人老是熬粥、吃馒头、炒白菜什么的;她不愿意去买肉,怕让人看见说她没改造好。

“您管它那些呢!”我说:“肉铺里卖肉就是为让人吃的。革命就是为让所有的人都过好日子!”

“可还有好些人连馒头、炒白菜都吃不上呢。老家的人,好些贫下中农,吃也吃不饱。”奶奶一本正经的神气。

我真得承认:奶奶的觉悟比我高。我开了个玩笑:“您可不能这么说。您说贫下中农现在还吃不饱,那还行?”

奶奶吓坏了,说不出话来、可不?在那些年,这可不是玩笑。最后这几年,奶奶依旧是很忙。天不亮就去扫街。吃了早饭就去参加街道上办的“专政学习班”。下午又去挖防空洞。

“您这么大岁数,挖什么呀?还不够添乱的呢!”我说。

奶奶听了不高兴:“我能帮着往外撮土。”

“要不我替您去吧。我挖一天够您挖十天的。我替您去干一天您就歇十天。”

“那可不行。人家让我去是信任我。你可别外头瞎说去。好不容易人家这才让我去了。”

奶奶还是那么事事要强。

最让奶奶难受的是人家不让她去值班。那时候,无论春夏秋冬,不管刮风下雨,北京所有的小胡同里都有人值班。绝大多数是没有工作的老头、老太太,都是成份好的,站在胡同口,或拿个小板凳坐在墙角里,监视坏人,维护治安。每个人值两个小时,一班接一班。奶奶看人家值班,很眼热,但她的成份不好。

一天,街道积极分子来找奶奶,说是晚十点到十二点这一班没人了,李老头病了,何大妈家里离不开,一时没处找人去,让奶奶值一班。奶奶可忙开了,又找棉袄,又找棉鞋。秋风刮得挺大。

“真要是有坏人,您能管得了什么?他会等着让您给他一拐棍儿?”

“人家这是信任我。”

“就算您用拐棍儿把他的腿勾住了,他也得把您拉个大马趴。”

“我不会喊?”

“我替您去吧。”

“那可不行!”奶奶穿好了棉衣,拿着拐棍儿,提着板凳,掖着手电筒,全副武装地出了门。

我出门去看了看。奶奶正和上一班的一个老头在聊天。还不到十点。两个人聊得挺热火。风挺大,街上没什么人。那老头在抱怨他孙子结婚没有房……

十点刚过,奶奶回来了。

“怎么啦?”奶奶说:“又有人接班了。”脸色挺难看。

“有人了更好。咱们睡觉。”

奶奶不言语,脱棉袄的时候,不小心把手电筒掉地上了,玻璃摔碎了。

“您累了吧?我给您按摩按摩?”

奶奶趴在床上。我给她按摩腰和背。她还是一到晚上就腰酸背疼。我想起小时候给奶奶踩腰,觉得她的腰背是那样漫长。如今她的腰和背却像是山谷和山峰,腰往下塌,背往上凸。

我看见奶奶在擦眼泪。

“算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说。

“赶情你们都没事儿。我妈算是瞎了眼,让我到了你们‘老史家’来……”

海棠树的叶子又落了,树枝在风中摇。星星真不少,在遥远的宇宙间痴痴地望着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

那是一九七五年,奶奶七十三岁。那夜奶奶没有再醒来。我发现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变凉。估计是脑溢血。很可能是脑溢血。给奶奶穿鞋的时候我哭了。那双小脚儿,似乎只有一个大拇趾和一个脚后跟。这双脚走过了多少路呵。这双脚曾经也是能蹦能跳的。如今走到了头。也许她还在走,走进了天国,在宇宙中变成了一颗星星……

现在毕竟不是过去了。现在,在任何场合,我都敢于承认:我是奶奶带大的,我爱她,我忘不了她。而且她实在也是爱这新社会的。一个好的社会,是会被几乎所有的人爱的。奶奶比那些改造好了的国民党战犯更有理由爱这新社会。知道她这一生的人,都不怀疑这一点。当然,最后这几年,她心里一定非常惶惑。我不能原谅自己的是这样一件事:那时每天晚上,奶奶都在灯下念报纸上的社论。在那个“专政学习班”里,奶奶是学的最好的一个。她一字一顿地念,象当年念扫盲课本时那样。我坐在桌子的另一边看书。显然是有些段落她看不大懂,不时看看我,想找机会让我给她讲一讲。我故意装得很忙,不给她这个机会,心想:您就是学得再好再虔诚些,人家又能对您怎么样?那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净是些狗屁不通的社论。奶奶给我倒茶,终于找到了机会。

“你给我讲讲这一段行不?”

“咳,您不懂!”

“你不告诉我,我可不老是不懂。”

“您懂了又怎么样?啊?又怎么样?”

奶奶分明听出了我的话外之音。她默默地坐着,一声不响。第二天晚上,她还是一字一句地自己念报纸,不再问我。我一看她,她的声音就变小,挺难为情似的……

老海棠树还活着、枝叶间,星星在天上。我认定那是奶奶的星星。据说有一种蚁,遇到火就大家抱成一个球,滚过去,总有一些被烧死,也总有一些活过来,继续往前爬。人类的路本来很艰难。前些时候碰上了惠芬三姐,听说因为她文革中做了些错事,弄得她很苦恼,很多事都受到影响。我就又想起了奶奶的星星。历史,要用许多不幸和错误去铺路,人类才变得比那些蚂蚁更聪明。人类浩荡前行,在这条路上,不是靠的恨,而是靠的爱……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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