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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金庸小说的男子:金庸的男人世界丰富之极

小序 男主角的两种类型

文/金庸

吴小姐在《金庸小说的女子》中说,「金庸的女子大多数不是完整的人物,起码就绝大部分金庸女子而言,她们的生活集中于一个片面:爱情。『爱情是男人的生命一部分,但却是女人的生命的全部』──这句话想必是某位男士说的,而金庸的女子似乎极力在印证这句话,她们的生命,除了爱情之外,没有甚么别的东西。」

这段话大致上不错。

现代社会中女子的生活多姿多采,和男子相差不多。但中国古代的女子,生活中除了爱情之外,实在很少甚么别的东西。我的小说既然写的都是古代的人,很难设想中国古代女子的生活不是以爱情作为单一的主题。中国历史上,除了吕后、武则天等寥寥几个政治女子之外,极少有甚么名女人的生活不是以爱情为中心。爱情当然不是只指男女的性爱。对父母之爱,对子女之爱都是爱情。木兰(未必真有其人)从军,出于对父亲之爱而不是为了杀敌报国;孟母、岳母的感情集中于爱护儿子。

古代外国女子的生活中除了爱情之外,往往另有一分强烈的宗教感情。但即使是宗教感情,她们也混入了世俗的爱情,修女进入修道院,仪式中表明是嫁给了教会,成为基督的新娘。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女子才有选举权。伊丽莎白一世、凯塞琳女皇这种政治人物,不论中外都是罕有的例外。

男子的生活可丰富得多了。在武侠世界中,男子的责任和感情是「仁义为先」。仁是对大众的疾苦怨屈充分关怀,义是竭尽全力做份所当为之事。引伸出去便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儒家与墨家,两者都教人尽力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西洋骑士小说的精神或为体现上帝的意旨而奋斗,或为保护弱女子而反抗强暴,和中国武侠小说大为不同。

汉唐之后佛法和道家思想盛行,中国人的思想也为之一变,佛道的出世和儒墨的入世并行。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年轻时积极关心世务和大众,以天下为已任,当在现实环境中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有的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有的不免趋于遁世与消极;当然,也有不少人向现存秩序投降屈服,以换取权势、名利。

我在三十岁稍过后开始写武侠小说,所描写的男主角为数众多,个性和遭遇颇为繁复。但写到最后,男主角的结局通常不出于两途: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飘然而去,遁世隐居。大概由于我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而少年时代的颠沛流离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觉之间,我笔下郭靖、乔峰、康熙一类的人物写得较少,多数以另一类的归宿为结局。

从《书剑》的陈家洛、《碧血剑》的袁承志,以至《射雕》的王重阳、《倚天》的张无忌、《神雕》的杨过、《笑傲》的令狐冲、《天龙》的虚竹、段誉(他虽然做了大理国的皇帝,后来还是出家为僧),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记》仍是如此。韦小宝贵为公爵,深得皇帝宠幸,还是选择了逃避隐居。

结局如何,主要是根据人物的基本个性而发展出来。重视责任和社会规范之人大致走的是第一条路;追求个性解放之人多半会走第二条路。其间外界环境也介入而发生重大影响。但人的性格中不仅有合理化、「该当如此」的一面,也有混乱、荒谬、决不合情合理的一面。

近代心理学家认为后者是反映了下意识的活动,容格(Jung)甚至认为其中有大量种族性、文化传统、远代遗传的因素,很难作简单的解释。吴小姐读哲学,研究法律,思想上喜欢条理分明,合于逻辑推理。可惜人性中错综复杂,荒唐模糊的因素太多,现代艺术之成为古典艺术的反动,当为主要原因之一。所以,不能说性格如此,结局一定如彼,只能大致上可以看出一个趋向而已。

我几部篇幅较短小说男主角的结局并不明确。从个性来分析,《雪山》与《飞狐外传》中的胡斐是第一类的热肠人,《连城诀》中的狄云、《侠客行》中的石破天是第二类的退隐者。

从社会观点来看,置身事外未免是逃避责任。但即令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也主张「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以兼善天下为目标的是我小说中的第一类男主角,第二类男主角则在努力一番之后遭到挫败感意兴阑珊,就独善其身了。「且自逍遥没人管」(《天龙八部》的一句回目)是道家的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洒脱,似乎另有一番积极意义。儒家的「独善其身」则有较强的道德内涵。

楔子

金庸小说的女子虽然多姿多采,但是在他的著作中的主要作用只是点缀及引入爱情成分,爱情与美貌就是金庸女子的唯一事业,在大男人的世界里,男子爱女子的因素,也不过是她长得美丽及对他温柔,但男子的角色则完全不同,他要有事业、有道德生命、追寻人生目标,他要面对如何在现实世界里安身立命,在这个过程中,他做出一些行动,对社会造成若干后果,而这些后果,又使他的发展受到某些影响。在真实世界,是个人与社会之间互相影响,在小说世界,就是人物带动情节。

作者与他笔下的人物,自然而然有若干程度的认同,不是百分之一百认同,但是看金庸笔下的人物,特别是他笔下的男主角的发展,或多或少可以看到一个对人生、社会问题上的思想发展过程。

我们可以以郭靖作为一个起点,虽然《射雕英雄传》不是金庸的第一本小说。郭靖是个传统社会的英雄人民,忠良之后,在刻苦环境长大,坚忍刚毅,为国为民,成为一代大侠。郭靖的价值取向十分清楚,在道德没有甚么严重冲突,他是一个成功的人物,但却不是一个可以仿效的人物,因为金庸,及无数金庸读者,不能像郭靖那样不但在价值取向上单纯,而且在情感上也同样单纯专一。

《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的第一本武侠小说,主角陈家洛是个比郭靖复杂得多的人物,他又要做读书人,又要做革命首领,又要做政冶家,既是富家公子,亦是草莽英雄,又重事业,又重爱情,即使在感情问题上,受姊姊还是爱妹妹也纠缠不清。陈家洛不是一个成功的人物,但是他反映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理想、抱负、幻想、幻灭;反映了他们的天真心态,可取之处与弱点。

《碧血剑》的袁承志、《倚天屠龙记》的张无忌都是同一个典型的例证,但是这类人物,或者说,这个处理人生目标的方向,似乎没有突出,这三位男主角,都是在大展拳脚一番、带领一群人壮烈牺牲之后,悄然引退至回疆、海外等地,以脱离本来的社会终场。

经过陈家洛、袁承志及张无忌三个书生型男主角之后,金庸在《天龙八部》里再回到郭靖这个大侠典型上来,创造了乔峰。乔峰比郭靖高了许多个层次,比郭靖复杂丰富得多,他有陈家洛等书生剑士型的细腻情感及敏捷思想,而没有他们的优柔寡断及幼稚天真,在他身上,金庸把传统英雄的典型推至接近完美的巅峰。但是乔峰,或者应说是萧峰,下场比他之前的任何一个金庸男主角更惨,他是失去一切,无处可去,自杀而死的。大侠乔峰,原来是个悲剧英雄的典型。

「大侠」走至穷途末路,那么金庸又有甚么出路可以提供呢?他提供了三条路线:令狐冲的出世、韦小宝的玩世及康熙的以天下为己任。

《笑傲江湖》的前驱是《神雕侠侣》;或者应反过来说,表面上《神雕》上承《射雕》,下接《倚天》,但在思想方面,《神雕》的主题跟这两本小说完全不同。《神雕》探讨的是「情」,是私人道德,具体落实于对爱情的坚贞,而不是社会公义。杨过与小龙女都是社会责任意念薄弱的人。杨过尚且摇摆不定,因为仍有郭靖,为国为民还有意义,到了《笑傲江湖》,社会完全崩溃,「正」「邪」皆是虚幌,政冶活动由东方不败、任我行等人的所作所为代表,稍为正直的人也不能忍受,任盈盈不愿做「圣姑」,令狐冲无论怎样努力恳求师门接受,结果也不得不退出江湖,在个人生活中寻找真善美。

《笑傲江湖》在大陆文革时期写成,金庸对政冶斗争感到痛恨烦厌,可以想见,但显然他并不认为令狐冲是最理想或最后的答案。在《鹿鼎记》中,他从另一个角度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两条相反的路。韦小宝这个「反英雄」得到激烈反应及广泛讨论,可见多么成功。但我认为《鹿鼎记》真正的主角、乔峰大侠典型的真正对手,是康熙这个雄才伟略的英明君主典型。

从《书剑恩仇录》的「不要相信皇帝」到《鹿鼎记》的康熙,发展过程是有踪迹可寻的,但到了康熙,「为国为民」已不是大侠一己可以担当的事,而是必须靠一个开明的当权者,指挥一个有组织的政府去推行。《鹿鼎记》最接近金庸其他小说的侠士的人物是陈近南──天地会的总舵主,然而陈近南与康熙比较、天地会与康熙的亲信比较,谁更能办事,那是十分清楚的。至此,金庸的武侠小说便写不下去了,他对人说,今后,若写小说,也只能写历史小说,相信道理就在于此。

以上所述,是主要脉络。此外,金庸还透过其他的角色人物作旁支或局部的探讨,例如段誉是以仁爱之心看万物,无论别人怎样,也一视同仁,他是个富贵闲人,高贵得起;虚竹是以赤子之心,对外来的事物自然反应,自小出家,所以自然而然接受清规戒律,但美女入怀,亦自然有爱欲的反应。段誉、虚竹与乔峰处世的态度各异,这三个人物之间的比较,其实也是三种处世方针的比较。

金庸透过一些人物,对某些心态及行为作出讽刺及批评,例如在《笑傲江湖》之中,东方不败、任我行、左冷禅及岳不群都是有野心的政冶人物,他们的人生目标是权力,未把握到权力的人暗里筹谋,既得权力的人处心积虑防人夺权,未得到权力的人洞悉当权者喜听奉承的弱点,但一旦得到权力,自己却不知不觉地重蹈覆辙。

金庸男子的范围更阔,种类更多,甚至光怪陆离,有些纯为插科打诨,有些本来是点缀。但出乎意料地变成有自己的生命。金庸的男主角未免经过美化,但是即使这样,他们也有一些地方很有真实感,不是主角的人物就益发是这样。

金庸不是说教,不是以批评判断为目标,他是钩画了千千百百个不同的人物,以他们表现出许许多多不同的思想及人生观,供读者参考、感叹、娱乐。

金庸的男人世界。可说是丰富之极。

后记

「金庸小说的男子」在明报连载,快要刊完的时候,偶然问起一位前辈报人的意见,他很诚恳地告诉我,我太注重写人物的遭遇及个性分析、太少透露自己私人的一面。我想了一想,觉得他说得很对。读者爱多知道一点关于作者本人的事,固然是因为好奇,但主要还是基于希望透过文字,跟作者建立比较亲切的关系。专栏作者太过「大公无私」,未免使人觉得索然无味。

这个缺点,看来还是要归咎到我的西化教育,对于公开大谈自己的私事,老是感到不大适合。但其实这些所谓「评论」的金庸人物漫谈,完全是些主观的东西,主要是金庸小说引起的一些感想。《金庸小说的女子》,主要是透过谈金庸小说的女性人物,抒发我个人对爱情、对古今女性处境的一些感触;《金庸小说的男子》范围比较广阔,包括了我对工作、处世及社会现象的一些看法和感受。或者我的表达方法过于隐晦,令人觉得不够痛快明确,但在我来说,已是十分露骨、不能再露骨的了。这就是个性及习惯之所限。

有些人物被包括在内,纯粹是因为我认为他们有趣,或者因为这些人物家传户晓,每人对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也想加入发表自己的体会,又或者我认为这些人物在塑造方面,有值得一谈之处。

这个专栏,毕竟是在工余娱己娱人之作,散漫是自然现象,组织反而是事出偶然,至于贯彻全辑的选材原则,那更加没有。

金庸为我的《女子》、《男子》作序,使我既而感谢,亦复感动。金庸小说是陪伴着我长大的读物,骗去了我不少的眼泪和梦想;查良镛先生是明报社长,是我的老板,我在他手下办事接近五年。我对金庸小说议论滔滔,在明报办事,发表意见亦是肆无忌惮,从来只有得到鼓励和优待,我的「洋脾气」怎样不符合中国人传统的习惯,查先生也从来没有表露过丝毫不满。我很怕他,但要我对他说不由衷之言,我绝对做不到,因为他令我深感佩服的地方,实在太多大多。我知道我会永远怀念在明报办事的日子,而这些金庸小说的随想,由于金庸所写的字,就是最愉快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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