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符号，宋彬彬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免费关注微信公众号 jiarenorg ，就能天天收到佳人精彩文章了，咱们微信里见！
1月12日，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见面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在道歉的这些学生中，最为人关注的是66届学生宋彬彬。
“作为一个符号，我经历很多……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宋彬彬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
宋彬彬（宋要武）到底是一个什么符号？她的道歉是否意味着红卫兵的历史终于可以终结翻篇了？
●1966：从女中学生宋彬彬到革命小将“宋要武”
事实上，最让宋彬彬为人熟知不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的身份，而是她的另一个名字——宋要武。
正因为这三个字，在很多人看来，她的道歉，意义比此前红卫兵们的道歉来得更重要，更“具有指标意义”。
宋彬彬出生于北京，1960年到1966年曾就读于北京师大女附中。
“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宋彬彬日前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
事实的确如此。因为“宋要武”，这个48年前还不到二十岁的女生戏剧性的成为文革学生领袖的“符号”，宋彬彬也因此成为最著名的红卫兵之一。
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等率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赴天安门，参加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为毛泽东戴上绣著“红卫兵”三字的袖章。毛泽东问她名字，得知她叫宋彬彬后，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宋彬彬答：“是。”毛泽东回道：“要武嘛”，以显示“不要红装要武装”的不分男女的红卫兵战斗精神。
两天后，《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一文。
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此文，文章称：“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
●宋要武：毛泽东“钦点”的红卫兵符号
虽然宋彬彬本人多次否认改名为“宋要武”，但因毛泽东的“钦点”，这三个字注定影响历史。尽管据宋彬彬事后回忆，这篇文章并非她自己所写，但从那以后她在学校收到了许多致“宋要武”的信，也有寄给“宋彬彬”的信。
至此，宋要武闻名天下，成为当时红卫兵的符号。
《经济观察报》曾刊登作者傅靖生的自述文章，在毛泽东“钦点”的第二天：“一列红卫兵闯进电影学院，高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你要是敢说党不好，马上让你见阎王。你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你要是不革命，就罢了你的官！滚你妈的蛋！’”
媒体人周志兴曾在微博回忆，“今天是八一八，45年前的今天，就是此刻，我和几十万的大中小学生一起，守候在天安门广场，等待那一轮红日从天安门城楼升起。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从此之后，‘文化大革命’之火蔓延全国。这是十年浩劫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在这天，毛对一个中学生宋彬彬说：要武嘛！数千万学生就这样冲杀起来。”
卞仲耘遗像及遇害时所穿衣服。王晶尧摄于1966年8月6日（卞遇害第二日）。
●卞仲耘：不能被遗忘的红卫兵运动牺牲品
与“宋要武”这个“十年浩劫”的标志，红卫兵的符号相对的，是一个叫“卞仲耘”的名字。卞仲耘作为“文革”中在北京被中学生打死的第一位校长，今天已经是红卫兵运动牺牲品的符号。
1949年，卞仲耘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由于当时该校没有校长，在文革开始时，卞仲耘实际上就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最高负责人。1966年6月2日中午，三个学生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卞仲耘在内的校领导作了攻击。在这张大字报上署名的学生为“刘进、宋彬彬”。
两个多月后，该校高中一年级的一些学生发起“打黑帮”运动。被打的“黑帮”包括卞仲耘在内的三个副校长和两个教导主任。学生往这五个人的衣服上倒墨汁，强迫他们戴高帽子，给他们脖子上挂牌子，牌子上把他们的名字打了红“×”，强迫他们跪在地上，用带钉子的棒子打他们，用开水烫他们，等等。因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卞仲耘被打得最重。
1966年8月5日，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学生对她进行殴打、辱骂、扔秽物，直至死亡。卞仲耘时年五十岁，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十七年，她当时还是四个孩子的母亲。（据师大女附中1968届高中校友王友琴文章回忆）。
次日，卞的丈夫王晶尧到西单百货，用尽所有积蓄买了部相机，拍下了妻子布满伤痕的遗体。2008年采访他的记者徐星回忆，当问到他为何这样做，王晶尧先生沉默良久，说：“我要记录历史，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暴行。”
据《快乐老人报》2012年6月14日文章《卞仲耘：红卫兵运动第一位殉难者》，王晶尧后来在家里的柜子里为妻子布置了一个灵堂，他把卞的照片贴在柜子的里壁，在照片前放上一枝鲜花，柜子的门随时可以关上，除了家人，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的纪念堂。
文革后，王晶尧向法院起诉，从78年一直告到89年，却没结果。
●一场光天化日下只有受害者没有加害者的犯罪
2004年，王友琴又发表了《卞仲耘之死》一文，直指宋彬彬是导致卞仲耘死亡的红卫兵暴力事件的负责人，证据是在邮电医院为抢救卞仲耘而向医院作保的七人名单，称“这七人中有六人是红卫兵学生。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学生，红卫兵负责人。”但宋彬彬回应，七人名单的首位是老师李松文，宋彬彬的名字则排在最后。
在此次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主题聚会上，宋彬彬的原话是“我要向老师们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道歉，为了40多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为我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校友们造成的影响和伤害道歉”。
事实上，关于卞仲耘的死与宋彬彬的关系，直至今天依然争议不断，一如当年不到二十岁的孩子到底应对文革负有多大责任，没有定论。同情宋彬彬的人认为，当时的历史条件罪责不应该由一个人来背负一生。
网友“楚人老k”评论，“宋彬彬只能算是那场浩劫中随波逐流的小鱼小虾，真正的罪人却从未被钉上耻辱柱。所谓某某帮，没有一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决策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也认为，“在很少忏悔，也很少接受忏悔的国度，这已经很不容易。宋彬彬是批卞校长的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但并无证据表明她直接参与了打人。”
当年不少红卫兵都批斗、殴打过自己的老师和邻居，但公开道歉的却只是少数人，更多的人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则一直保持着沉默。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徐雅兴回顾那段历史时说：“我们清醒，却又糊涂，我们造反，却又盲从……只要是毛泽东说过的，指示过的，甚至暗示过的，我们都会为之肝脑涂地。当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错了时，我们的痛苦比别人深重一百倍……”
●人生和历史一样都曾经历打扮
四十年过去了，自1980年代赴美留学以来，宋彬彬改了名字并低调的在美国生活了27年。据网友“焦振予artist”，“2003年，原北京101中学68届高中毕业生卡玛（美籍）在美国拍摄了文革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宋彬彬接受采访，第一次公开声明，文革中她从未参与过打人、抄家、破四旧等暴力行动。”
媒体报道，2007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原为北师大女附中）在庆祝建校90周年时，将宋彬彬评为90名“荣誉校友”之一。
网上出现的该校《辉煌90年》画册中，将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向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和同年8月5日被该校红卫兵打死的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的照片，对页放置。在当时被网友大量批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卞的丈夫王晶尧当时也对此表示了抗议。
据报道，该校曾在网站上详细列出了宋彬彬入选“知名校友”的资料。一个名叫陈征的人推荐宋彬彬，推荐词如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宋彬彬在校学习时热爱学习，热爱集体，关心同学，尊敬师长，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社会工作，高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后出国求学、工作，研究生学历。”
在“个人简介”中写道：宋彬彬在校学习时热爱学习，热爱集体，关心同学，尊敬师长，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社会工作，高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66年8月18日，主席接见红卫兵时，为主席佩戴上红袖章。在文革中曾受江青等人迫害，后响应国家号召去内蒙插队；十年动乱后，出国求学、工作。
●但历史不会被所有人永久遗忘
“荣誉事件”引起极大争议，宋彬彬撰文澄清并表示：“我终于明白，试图通过一次校庆活动澄清自己的想法，在政治上是多么幼稚；同时也认识到，实验中学的校庆之所以会演化为一个事件，是因为它再次触动了文革受害者心中难以愈合的伤疤。……我逐渐认识到，尽管文革是全国性的运动，但具体到我们学校，这张大字报实际上起的是拉开学校文革序幕的作用。我参与写了，就应当承担责任。”
在昨日的主题聚会后，宋彬彬在接受《新京报》采时也说：“我想的终于有一个机会跟老师道歉了。对这个机会我盼了很久。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今天你们也看到了，老师很多都80多90多了，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
●宋彬彬的道歉能终结红卫兵这段历史吗？
历史走到今天，文革的参与者，都无法逃避一次来自自我和历史的审判。
“其实我们这次站出来的是一个群体。八五事件作为文革中的标志性事件，必须反思。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宋彬彬在昨日的主题聚会上说。
南方都市报微博评论，“尽管久因‘不认账’而遭非议，但这次宋彬彬仍不承认是杀人凶手，其责任仅为未能有效阻止同学施暴。真相到底如何，相信终会大白，而能忏悔已属善莫大焉。”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宋彬彬的道歉依然“辩解很多”，但她走出了个人忏悔的第一步。肇始于民间的检讨文革潮是立足于心灵自省的，其燎原之势或将促进中国人认识罪并从“恶循环”中更新过来。
但红卫兵个人的道歉不应是“文革忏悔潮”的终结，更不应是对文革审判的终结。残害卞仲耘等受害者的凶手为谁至今无果，受害者至今也没有获得赔偿。而宋彬彬本人也谈不上是红卫兵运动的真正责任人。
正如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在微博指出：“终于等到了期待已久的宋彬彬道歉。虽然姗姗来迟，终究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但个人道歉，只是一种社会伦理层面的自我修复。我们更期待的，是来自体制的道歉，因为只有后者，才是文革的发生的真正动因，也是防止文革卷土重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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