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利的欧美国家，竟然有渴望染上艾滋病的“追毒者”群体！能翻墙的读者可以观看The Gift (Bug Chasing Documentary)追毒者纪录片《礼物》，感受下不可思议的世界。
“我没想过我会变成这样……发生得那么快……没人告诉过我。”
这是关于“追毒者(bug-chaser)”现象的纪录片《礼物》当中的片段，已患上艾滋病的年轻人戴利·卡姆在镜头前几度哽咽。
“追毒者”现象，是指一些人主动追求艾滋病病毒，视病毒为“礼物”(the gift)的社会现象。他们把传播病毒者称为“赠礼人”(gift-giver)，在相关聚会的网站上十分活跃。
这种现象最早出现在20世纪末的美国。而据英国《镜报》不久前报道，尽管这是小众行为，但美国一个促成“追毒者”和“赠礼人”聚会的网站已有5000名会员，英国一个关于此行为的脸谱小组也被上千人点了“赞”。
很多人谈之色变的艾滋病，缘何成了他们的最爱？变态追逐背后，又反映了怎样的颓废现实？
谁在追逐艾滋病
“这有点像国外一些相约自杀的网站。他们的心态是类似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银河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这样评价。她认为，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人有两种本能，一种是生本能，一种是死本能，而死本能在这些“追毒者”身上好像特别突出。“他们对于生命的态度激烈，非常极端。他们是那种宁肯涉险，不愿存在的人。”
这些人成为“追毒者”的理由各不相同。许多人确实是为追求刺激，认为“追毒”过程中与象征死神的艾滋病亲密接触，大大提升了性快感。“当他(赠礼人)把致命病毒传给我……我想不出比那更性感的瞬间了。”2003年《滚石》杂志采访的一位追毒者如是说。
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追毒”是寻求所谓群体认同的最快途径。无论是曾轰动一时又饱受争议的纪录片《礼物》，还是今年新出品的同题材纪录短片《追逐者》，其中都有那样一个郁郁寡欢的少年：他长期被排斥在社交圈之外，希望通过获得艾滋病迅速融入一个牢不可破的群体。
李银河说，之所以西方报道的这些“追毒者”中很多人来自同性恋圈，“跟他们夸张地争取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有关”。这些人不一定都是主动追求艾滋病，但确实有人抱着一种无所谓的心态，进行不安全的性行为，“主要是因为他们太压抑了”。
艾滋病在西方刚被发现的时候，很多都是在同性恋群体内传播，致死率也很高，所有人都对于这种病谈之色变。
“他们有的人天天都参加葬礼，身边有许多朋友、亲人都得了这个病而死，特别压抑，就会有一种反弹，特别生气，破罐子破摔，觉得就是故意(要得艾滋病)，就是要不戴安全套。”李银河解析说。
这种“反弹”也被许多研究该现象的学者称为“幸存者负罪感”，指经历创伤后成为幸存者，从而感觉自身做错了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有时会使人做出一些反常的行为。
艾滋病会带来好生活？
但并不是每一个“追毒者”都是幸存的“负罪者”，自称尼克的英国“追毒者”就表示，自己的生活质量在获得艾滋病后得到了提高，这也是他对艾滋病并不讳言的原因。事实上，在英国有不少“追毒者”持有和尼克相同的观点，认为艾滋帮助他们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我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在药物治疗的过程中，我感到充满了能量。”尼克在脸谱上这样宣称。他还不无得意地说，自己每三个月做一次肝功能测试，经常测胆固醇以及各种常规检查，要是有什么潜在病症第一时间自己就会知道，反而对身体状况更加放心。让他觉得更爽的是，医保(NHS)能够承担所有的检查及治疗费用。
没错，尼克所描述的“更好的生活”的场景确实是真的，而这主要与英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和艾滋病治疗模式相关。
英国的医疗保障体系称为“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简称NHS)。它建立于1948年，是英国社会福利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2012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1200名护士的集体表演，就显现了英国人对NHS的看重和自豪。
在NHS制度下，艾滋病患者能获得“悉心照顾”，并过上“更好的生活”。从费用的角度来说，艾滋病人可以接受免费治疗。这不仅针对其本国的居民，所有在英国境内的外国人(包括游客)也都可以享受这种待遇。同时，英国政府规定，因艾滋病而无法正常工作的员工，可申请获得每周86.7英镑的病假工资，该工资最长可达28周。
另外，从具体实行的角度来看，英国的艾滋病治疗体现出“无微不至”的关怀。如果确定已被感染，服务中心将对其进行周期性的血液检测。除了正式的药物治疗外，艾滋病人还可以从这些机构得到安抚情感的心理咨询服务、健康饮食以及常规锻炼的安排，甚至患有艾滋病的孕妇还可以得到更多的照顾措施以阻止母婴传染。
也许正是上述这些细致的照顾、服务以及费用方面的支持，才让像尼克这样的“追毒者”认为感染艾滋让自己“过上了更好的生活”，甚至“充满了能量”。
可怕的“逆现象”
“追毒者”对艾滋病无所谓的态度，还在于他们不少人认为，艾滋病已非那么致命。《追逐者》的导演就说，艾滋病病毒已不再等同于死刑判决书，不少人开始认为它是一种“可控的”疾病。
“在与艾滋病恐慌抗争的几十年，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消除随艾滋病而来的负面印象。”写过艾滋病题材的戏剧的编剧、演员哈维·费斯特恩在评论《礼物》时说。
确实，随着医学的进步，人类对艾滋病的控制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是，艾滋病并非只是普通的疾病。
让人担忧的是，在消除艾滋歧视的努力中，出现了一种“逆现象”：大量艾滋病的反歧视广告以及治疗药物的广告通常都会宣称，艾滋病患者将过上与常人无异的生活，从而抹去艾滋病的痛苦的一面，于是给人一种“你会没事的”的幻觉。
而在日常生活中，出于恐惧、羞耻，甚至有时出于一种反歧视的善意，一些人开始避免谈论那些突然出现的疱疹，愈发松弛的皮肤，时常遭遇的呕吐和腹泻，以及那种渐渐失去健康身体的无力感。这样的结果，就造成了“艾滋病其实可控”的幻想，从而让许多人丧失了对艾滋病的警惕。
对于很多“追毒者”来说，正如《礼物》当中的男孩所说的那样，当真正患上艾滋病后，他才知道了艾滋病的真相，这一点此前“没人告诉过我”。但一切，已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