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看中国人：人过了四十岁就变成了一个无赖

林语堂眼中的中国人性格：外圆内方，老奸巨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费关注微信公众号 jiarenorg ，就能天天收到佳人精彩文章了，咱们微信里见！

林语堂眼中的中国人性格

如果是一个完全不了解外面世界的中国人，或者是一个完全不懂中国的外国人，要了解中国都不会那么容易。但是，林语堂不同，他学贯中西，横跨东西方文化，更重要的是，他的生活中有着深厚而丰富的中西方生活背景，作为一个有着中国西方文化背景的中国人，来观察中国与中国人，自然会有比较客观公正的结论。那么中国人的性格在林语堂眼中究竟是怎样的呢？

第一老成温厚。

他说“英语中‘性格’一词，意谓力量、勇气、‘有种’。偶或生气、失望，也只是看上去有些闷闷不乐；而汉语中的‘性格’一词，则使我们联想到一个老成温厚的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安之若素，不仅完全知已，而且完全知彼。”（林语堂著，《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6页。以下引文均出自此书。）

中国人做人处事，圆滑、稳重、内敛，富有耐力，善于察颜观色，迂回曲折，为人老成世故，讲究城府。也就是说非常超脱老猾。中国人为人处事，总体上是比较讲究稳妥稳健的。

这既是中国人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因为“思想上过分的稳健会剪去人们幻想的翅膀，使这个民族失去可能会带来幸福的一时的狂热；心平气和可以变成怯懦；忍耐性又可以带来对罪恶的病态的容忍；因循守旧有时也不过是懈怠与懒惰的代名词；多生多育对民族来讲可能是美德，对个人来讲却又可能是恶习。”（第57页）。

老成温厚，常常意味着用消极、镇静、等待的力量，而不是像年轻人那样，用青春活力与激情浪漫来处事。中国人每每遇到难题的时候，不是积极地追求进取，从根本上去克服困难，而是用一句“退一步海阔天空”来自我麻醉，有时这样的做法也叫“丢一卒而胜全局”。

中国人的这种特质，是与中国的社会文化与政治土壤分不开的。中国人的成熟常常表现在家庭上，而不是表现在对外在事物的兴趣上。一个成熟的中国年轻人，“由于他通常有一个大家庭要扶养，要帮助堂表兄妹在社会上立足，他可不能总做一个教员（如果从事教育的话），他要设法高升，当个校长什么的，于是他就是家庭中受尊敬的成员。在设法飞黄腾达的过程中，他获得了终生难忘的人生与人性的学问。如果一个人不去作这些尝试，人到三十仍是一个眼睛圆圆、单纯无邪、火急火燎的青年，仍醉心于进步与改革，那么他不是一个富有灵感的白痴，就是一个稀里糊涂的天才。”

从林语堂的这个观察与判断来看，中国人在学术上与社会改革上出不了大师，成不了气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个真正做科研与艺术工作的人，常常就是这样一个眼睛圆圆、单纯无邪的人，不仅仅是三十岁以后如此，甚至终身都是如此。在西方那些特别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无不是这样的，在世俗的眼光看来都是怪怪的人物。

第二遇事忍耐。

中国人特别善于忍耐，乃至成为中国人的一大恶习。因为，“中国人已经容忍了许多西方人从来不能容忍的暴政、动荡不安和腐败的统治。”（第59页）。在四川的一些地方，人民能够容忍被征30年以后的赋税，但是，面对这些毫无道理的事情，中国人顶多用不是很清晰的低音，在自己的家里咒骂几句而已，除此之外，再无任何反抗。因为，我们这个民族习惯于屈服于暴政和敲诈勒索。

中国人一向认为，只要你能够承受这些苦难，苦难相对你来说就会减少一些。如果一个人能够承受空穴来风的污辱，那么他也会因此获得美名。因为，“小不忍辱则乱大谋”，因此，活在中国，要学会忍辱负重，学会屈辱而卑微地活着。就像80年代的电影《芙蓉镇》中的主人公所说的那样：“像畜牲一样活下去”，这就是胜利。

在中国生存，要谈尊严与幸福是一种极奢侈的行为。因为，中国人只要面对苦难与屈辱，一味地忍耐就可以了。法国人面对饥饿，他们会发出吼声：“面包、面包、面包，否则就要流血。”但是，中国人面对饥饿，只会选择饿死，即使是守着官家闲在那里的满满的粮仓，也会选择活活被饿死。中国的和平稳定常常是用这个办法取得的。

中国还有一个“百忍成金”的说法。林语堂列举了一个唐代宰相的故事，这个叫张公艺的宰相，曾经有幸九世同堂，为世人所羡慕不已，唐高宗曾问及他成功的秘诀，宰相唤来纸笔，挥毫写下了一百个“忍”字，“忍”字，虽然是“心”字头上一把刀，但是，中国人的忍耐性就是这样强，即使刀割到你的心头肉上了，你也不能够吱声，而越是能够这样做的人，就越是有涵养，越是有道德。相对而言，中国成语中的“唾面自干”的忍耐又算得了什么？

中国的胜利，常常取决于寿命，看谁有耐心有命去等待，如果有两个政敌，一个活60岁，另一个活90岁，无论前者多么厉害，最终还是要败在后面那个老寿星手里。中国人把活着看成人生的最高目的。因此，才有“好死不赖活着”。只要活着，就可以看到你的敌人慢慢死去，然后悄悄改变面貌。

中国自古就有姜太公以80多岁高龄出任宰相的典故，以这个年龄担当政治改革大任，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想像的。他们会感觉奇怪，为什么在这个人四十岁、五十岁的时候，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不出来担当大任，做点有益的事情，而是要等到行将就木之时，反而出来担当大任？这种困惑也许正是中西方不同的分水岭。

第三消极避世。

与遇事忍耐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性格特点，就是中国人非常喜欢消极避世。中国人在得势的时候非常喜欢儒家，因为，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那时的心态就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但是，由于中国人追求的“学而优则仕”，这个游戏，具有高度排他性，说到底是一个零和博弈游戏，因此，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所以，道家的存在是必然的。它为每一个官场失意，赌场失意，情场失意的中国人保留了退路。这就是道家提供的一套说法，也就是消极避世的去处。

这种消极避世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儒家的不足，起到了一种安全阀门的作用，道家几乎收罗了所有的儒家失败者，给他们以一定的出路。“所有的中国人在成功时都是儒家，失败时则是道家。我们中的儒家建设、奋斗；道家旁观、微笑。一个中国人在位时说道论德，闲居时赋诗作词，并往往代表道家思想的诗词。”（第67页）

当一个人从官场上失意之后，就开始了另一种消极避世的生活方式：饮酒、清谈，作诗、填词，披头散发甚至赤身裸体。从此醉心于道家的虚幻境界，炼长生不老丹，遁入山林，融入自然，作点田园诗，与女人寻欢作乐，寻花问柳。进则有孔儒之学，退则有老庄之道。酒能乱性，无酒时则学佛；酒能养生，有酒时则成仙。各有各的妙处。

道家其实就是中国人的鸦片与吗啡，能够产生一种神奇的使人失去知觉的神奇镇定作用，它使中国人减轻头痛病与心脏病。（第67页）前人之勤，后人之用，其实懂得了中国人与中国文化，在中国活得也会很美妙的。

英国的母亲常常教育自己的孩子：抬头挺胸，坦率回答别人的问题。然而，中国的母亲与儿子分别时，常常嘱咐却是：“不要管人家的闲事。”（第60页）或者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明哲保身是非常重要的家教。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家庭教育呢？

因为，英国有宪政法律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而中国人没有。因此，惹火烧身、惹是生非的事情，只有高衙内这样的有着强大势力背景的人才敢去做，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不要说去关注公共事务，就是躲避还唯恐不及。

如果是公共事务，你不去关心，最后虽然吃了亏，但是，因为是公共事务，所以吃亏的又不是你一个人，因此，吃亏也就成了一件可以接纳与忍受的事情了。如果你一个人站出来，输了吃亏的只是你一个人，而赢了呢，受惠的却是大家。因此，在毫无法律保障的情况下，消极避世是最安全的策略，这种策略在中国极有吸引力，但是，在西方却是极难理解的事情。

在邪恶势力的考验下，中国人的最高价值，就是消极避世，就是“活命价值”，“好死不如赖活着”，为公共事务去冒个人风险，是最愚蠢的事情。中国人其实并不天生如此。那些十几岁、二十多岁的年青人，常常也会对公共事务表现出极大的参与热情，但是，常常在25——30岁左右，他们就会一个个变得特别聪明起来，也就是开始“学乖了”，获得了“消极避世”的品德。（第61页）

这些变化，有些人是出于聪颖的天资，有些人是因为有过吃亏的经验教训，在中国“所有的老年人都很稳重，因为所有的老滑头们都学到了消极避世的好处，在一个人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吃一次亏就够呛了。”（第61页）。

那些不消极避世，敢于积极站出来为世道主持正义的人，最后都牺牲了。像当时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并未经审讯就被枪毙的记者邵飘萍和林白水，就是中国人绝好的榜样。因为，在中国，最好的记者就是那些中庸平稳，没有任何自己的思想观点，也不对世人与世事作任何评论的记者，那些成功的报纸常常也不是因为敢于说真话，而是坚持这样的原则：登载国外的事，而非国内的事；处理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久远的事，而不是眼下的事；讨论一般性的问题，而不是具体的问题，比如，大力讨论勤奋的重要性、真理的价值等等；中国人的成功之路，大至离不开这样的处事法则。

因为在没有法治保护的前提下，“我们自我保护的本能告诉我们，消极避世是我们个人自由的最好的宪法保证。”因为，在中国，凡涉及公共事务与公共利益，一个人为大家的利益而受损害，但是，大家并不会为你个人的悲惨命运而呼吁。如果他为大家的利益而死，大家会在他死后用他的鲜血醮馒头治病，并且认为他是一个可怜虫与失败者。

一种处世法则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如果没有大量的环境背景，如果没有大量的事实依据，中国人凭什么要像一只缩头乌龟那样活得谨小慎微，活得不声不响？所谓低调，其实也就是学会做一只缩头乌龟而已，而消极避世就是中国人这只乌龟的“甲壳”，是最好的自卫武器。中国人也会谈点魏晋之事，说到竹林七贤之类，其实，中国人对他们的敬佩“犹如小乌龟敬佩大乌龟厚实的甲壳。”（第63页）

因为中国人所谓品德的高低，其实只是消极避世的大小乌龟甲壳的厚薄而已。要根治这种弊病，“根治的方法很简单，只要给民权以宪法保障即可，然而现在仍旧没有人看到这点的深远意义。没有人渴望这种保障。没有人真心地要求这种保障。”（第64页）离林语堂时代又快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的性格与生存环境有了改变吗？

第四超脱老滑。

超脱老滑与遇事忍耐、消极避世其实也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做一个世故的老滑头是很有必要的。老滑头的为人处世原则就是：丢一卒而胜全局；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好汉不吃眼前亏；退一步海阔天空。当有人要侮辱你、嘲笑你、藐视你、毁谤你、伤害你、嫌恶你、诡谲你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忍受他，依顺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装聋作哑，漠然置之。冷眼观之，看他如何结局。（第65页）

这个时候唯一致胜的武器就是设法长寿，用时间与生命赛跑，以避免自己不幸死在你的敌人之前。这样的事情，台湾的李敖先生就做过。他一次在凤凰卫视上做“李敖有话说”节目，把曾经迫害过他的蒋氏家族一家大小的照片挂出来，圈上红点，被圈红点的人表明已经死了。李敖说，蒋家曾经迫害过他，但是，照片上这些曾经迫害他的人，现在一个都不存在了，都死光了，而他这个被迫害的人还活着，虽然已经七十多岁，有朝一日也会死掉，但是毕竟死在他们之后，他的胜利就是终于用自己的双眼，看到他的敌人抢在他前面死去了。李敖是老顽童外加老滑头。

其实，在中国，无需要学习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每个生养在中国这块古老大地上的人，都是天然的滑头。滑头只有老少之分，而没有“有无”之别。中国的土壤气候决定了，中国，就是一个必须学得滑头才能够活下去的地方。

在中国，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饭碗问题，什么主义都不过是生意，什么事说到底无非是“升官发财”，再没有别的事。不管什么儒家、道家、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睡大觉、睡午觉等等，在中国，都是用来“吃”的。因此，吃儒家饭，吃道家饭，吃佛教，吃基督，吃天主教，这些说法在中国是很流行，很普遍的。对精神信仰麻木不仁及采用世俗功利的态度，是中国人的普遍特色。因此，做和尚与做道士也常常与做官一样，有级别，有肥瘦之分。

一般来说，在中国“人过了四十岁就变成了一个无赖，不过，我们确实是岁数越大越不要脸。20岁姑娘很少为钱而结婚；40岁的女人则很少有不为钱而嫁人的。”“一个人年过40而未变成无赖，那么他不是思想软弱者，就是天才。”（第66页）可惜这样的终身能够保持童心的人，在中国几乎看不见，而常常只出现在国外，而这些人在国外常常就是大师级的人物，是人类的天才，是划时代的人物。

在中国一切都世俗得很。真正的爱情是没有的。娶妻为了生子，嫁人是为了吃饭。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现实功利得很。中国人的所谓爱情，都只是在一些神话想像之中，在现实中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中国人的家庭本身就是生产单位，就是放高利贷的地方，中国人以“孝道”理念，维系着一个类似共产主义的家庭模式，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一切都是有功利目的的。出来混是要还的。

“中国人在本性是道家，在文化上是儒家，然而其道家思想却更甚于儒家思想。”（第68页）中国人一向有把丧事当成喜事办的传统。比如“中国人举行葬礼时大吃大喝，锣鼓喧天，即可证明这一点。”（第68页）我们常常在日常生活中，分不清那是在办喜事还是办丧事，因为都用一样的乐器吹奏，一样的队伍，直到我们看到一顶花轿或者一口棺材为止。因此，在中国丧事与喜事之间常常界限很模糊。

一场大灾大难，常常意味着那是歌功颂德的机会，常常也充满着喜庆的气氛。因为，那意味皇恩浩荡有了表现机会，“爹亲娘亲不如父母官亲”有了展示的舞台，同时以灾害为名义的各式捐款，在暗箱操作中，也未尝不是一个绝妙的发财机会。发国难之财，向来都是中国官员所擅长与喜爱的事情。因此，每次灾难来临，也就是喜庆来临。总之，中国人的超脱老滑，就是像鸽子一样温和敦厚，像蛇一样机智灵活。

中国人长期以来使用的零钱——孔方兄，就是超脱老滑的绝妙象征：外圆内方，老奸巨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无论对什么事，总之一句话：我们没办法，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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