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乌克兰危机中的最后赢家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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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这种事又来了！面对外交政策危机，奥巴马政府又是来回抓瞎，不得要领。这一次不是叙利亚，而是乌克兰。

定于3月16日举行的克里米亚全民公决一天天逼近，但美国官员还在发表声明，却拿不出更多的东西。在未来几天，美国的首要目标应该是进行最后认真的努力，保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在手段和时间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还有，准备一份后公决计划，遏制奥巴马政府最新拙笨行为造成的战略损失。如果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唯一的受益者将是北京。

乌克兰危机起源于俄罗斯企图恢复对克里米亚控制以及乌克兰深刻的社会及政治分歧。然而，奥巴马政府却以一种与其说无能倒不如说鲁莽的形式，让局势一步一步恶化。公平地讲，在欧盟寻求与乌克兰达成“联系国”协定过程中，白宫未能督促布鲁塞尔做更多地努力，让被驱逐的亚努科维奇总统在协议上签字这件事本来可以防止危机，保护美国的关键利益），从而“幕后引导”了事态的进展。抗议活动一开始，美国政府基本上就放弃了说服俄罗斯乌克兰转向西方会是一种“双赢”结果的努力，转而支持在基辅和乌克兰其它城市街头上的“赢家通吃”态度。当出现分裂的最高议会在没有获得宪法规定的压倒多数票的前提下罢免亚努科维奇，随后任命新政府，其中只包括讲俄语地区象征性代表的时，局势很快出现逆转。现在，俄国已经在克里米亚部署军队，该地区的立法机构也绕过宪法，计划就自治进行全民公决，后来又将公决日期从3月30日提前到3月16日，并增加了并入俄国的选项。

俄罗斯军队控制了克里米亚，奥巴马回到在别的地方反复失败的政策程序：1）发表大胆而富有说教的声明；2）押上美国的威望与信誉；3）没有制定任何真正的政策。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叙利亚政策就是这种方式最明显和最具破坏力的例证，而叙利亚问题无独有偶。本届政府就职时决心重建美国形象，结果却让美国形象受到进一步的损伤，让盟友失望，给对手壮胆。这种做法就是高谈阔论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本届政府将布什时代的自以为是与奥巴马本能的谨慎奇异地结合在一起，无论分析瘫痪，还是纯粹的胆怯，最后都得到了最坏的结果。

发表华而不实的新闻声明或情况说明可以在情感上让人满足，但却对保持乌克兰完整毫无益处。从语言分析上讲，这些声明和说明近似于当年比尔·克林顿对“is”的定义。这样做也不能打动早已不在乎华盛顿咆哮或在西方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的俄罗斯领导人。装腔作势并不是政策。更糟的是，碰上决策克里米亚问题的弗拉迪米尔·普京，这种做法会产生相反的作用。

克里米亚自治是整个乌克兰问题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拯救乌克兰完整要求高层之间就意义重大的克里米亚自治问题进行务实的闭门谈判，不得有任何拖延。美国与欧洲立场的协调一致是极端重要的。

在与俄罗斯打交道时，美国官员应该重申，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将让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陷入新的对抗之中，未来几天是保持乌克兰领土完整，避免出现对抗的最后机会。发出具体的威胁，尤其是公开声明的话，是不明智的，只会挑起反威胁。

与此同时，在与基辅的会谈中——包括3月12日亚采纽克总理访问华盛顿期间——美国政府应该敦促其保持克制，展现灵活性。保留克里米亚，保持乌克兰东部安定可能需要采取若干步骤，不但包括给予克里米亚高度的实质自治权(保证未来不单方面改变这种自治地位)，而且给予乌克兰东部地区相对较小的自治权，同时包括成立包括俄语地区政治领袖在内的民族团结政府。美国政府应该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援助以赢得他们的支持。已经宣布的10亿美元援助远远不够。

对于克里米亚地方政府，美国可以承诺保证克里米亚自治，提供适当的财政援助，并帮助其了解所面对的现实：如果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半岛将成为无人管的领地，严重制约其未来发展。美国政府官员应该设法说服克里米亚政府推迟公决，并且在投票中删除并入俄罗斯的选项。一种办法就是，如果基辅同意，可以推迟克里米亚公决与推迟定于5月25日进行的乌克兰大选挂钩。

不幸的是，这种方法成功的几率还不到50%，考虑到面临的巨大任务和手头有限的时间，这种几率几乎在一刻刻减小。如果谈判失败，在进行公投、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之后，美国必须迅速采取行动阻止莫斯科进一步干涉，安抚乌克兰以及本地区的美国盟友和其它国家。美国做出的反应必须注意到以下重要的事实现实：

首先，美国和北约并不拥有解放克里米亚可信的军事选择。尽管俄罗斯的军事力量远远在美国之后，但它仍然是核武器大国，而且在武装冲突中，俄罗斯下的赌注远远超过美国，尤其是在公开宣布克里米亚为俄国领土之后。

第二，尽管惩罚或孤立俄罗斯具有诱惑力，但这样做可能产生严重而具破坏性的意外后果。奥巴马政府和国会议员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好让克里米亚命运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组织原则的准备。假如美国选择这条道路，这一原则不是故意为之，就是顺理成章的结果。他们还必须认真思考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其他国家将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欧盟是否加入美国实施一些美国议员正在讨论的“严厉”的制裁，现在还根本无法肯定。由于欧洲与俄国之间的贸易与投资超过美俄贸易与投资的10倍，届时华盛顿将要求盟国冒在俄1700亿美元直接投资以及每年超过1000亿美元欧洲出口的风险。由于美国投资只有大约100亿美元，每年出口额也大体相同，欧洲各国不会对太在意我们的支持。

在欧洲以外，几乎没有多少国家会将自己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与克里米亚联系在一起。巴西或印度会采取这种立场吗？日本或韩国会怎么样？可以期待的是，奥巴马总统实际上并不相信他有关于根本不存在的“国际社会”站在一起的言论。同样，据报道约翰·克里国务卿已经告知他的俄罗斯同行，吞并克里米亚“将关闭所有存在的外交余地，”但这种说法似乎也不可信。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爆发战争后，布什总统中断了副部长级别以上的联系，这次美国也许会采取同样的行动。然而，这种局面能够维持多久？仅仅几个月之后，奥巴马政府的重新调整政策就终止了这种努力——还基于不错的战略缘由。

美国可以伤害俄国并不稳定的经济，但莫斯科会寻求，而且会找到应对的方法。威胁没收官员财产是无效的——一年多以前美国国会通过马格尼斯基法案后没有将资产从美国移走的自尊的俄国官员，有哪一个不会在白宫宣布此项选择的第二天就立即打电话给自己的银行呢？针对俄罗斯公司的广泛制裁会导致针对美国公司及其雇员的更大规模的报复，而后者在俄罗斯几乎得不到法律保护。为了增加收入，俄罗斯会将目标放在最容易出售的出口项目上，例如从能源、高技术及低技术武器以及不加过问的核发电设备中获得最大收益，进而引起新的核扩散风险。

在任何扩大的对抗中，乌克兰都会成为第一个受害者，最终将会成为政治、经济及社会战场，如果不是军事战场的话。俄罗斯可能一开始就切断通过该国的天然气出口。这样做会对天然气垄断巨头俄国国家石油总公司（Gazprom）造成巨大损失，但损失最大的是乌克兰——尤其是东部地区，乌克兰在该地区的工业城市依赖于稳定的能源供应。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对主要讲俄语的东部乌克兰人施加最大的痛苦将进一步极化该国已经分裂的人口。必需的经济与政治改革比过去将会更加困难。天然气中断供应肯定不会影响欧洲的生存，但这种中断可能会代价高昂且非常艰难。由于依赖程度和政策各自不同，欧盟内部也会产生分歧。最高层官员将会终日忙于寻找新能源供应，提高本国能源产量。

在新版本的冷战中，俄国会采用非对称策略——毕竟制造麻烦比控制麻烦容易地多。俄国可能重新调整其对伊朗、叙利亚及委内瑞拉的政策，莫斯科会在那些地方制造比现在更多的问题。向伊朗提供S-300或更新的S-400型导弹——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几乎不会拒绝，因为他的政府正在就俄罗斯前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根据华盛顿要求停止实施S-300合同而起诉俄国。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无疑拥有一份长长的迄今未完成的购货清单。在北约撤走后的阿富汗，俄罗斯和伊朗支持的北方联盟一定会提供各种各样的捣乱机会。

在这个世界上，美国官员及外交官将同时面临诸多一触即发的危机。这种影响令人头晕目眩的程度将超过他们将重心从亚洲转移到欧洲到中东再转回亚洲过程中遇到的任何挑战。对于经常无法独立应对个别挑战的奥巴马政府来说，这种影响几乎肯定会让庞大的体系无法承受。与此同时，在这次全球危机期间，北京的领导人可以放松——根据自己的雄心，观察等待采取行动的恰当时机。

最后，中国崛起的意义远远超过克里米亚的命运，美国应该避免在乌克兰危机采取过分反应，以至于严重损害其控制这项首要任务的能力。目前中国和俄罗斯并非盟友，北京不会公开支持克里米亚的自决，中国领导人清楚地看到，这一事件违背他们自己有关国家领土完整的原则。然而，北京对谁应该对乌克兰危机承担责任（当然是西方）的看法以及北京同情俄罗斯却是几乎不存在疑问的。不给莫斯科其它选择，而让其加强与北京的关系，包括新的高技术武器销售，甚至外交上支持北京的领土要求，这种做法将是得不偿失的。相反，取代俄罗斯向欧洲天然气出口的努力（当前的事件可能加速这种努力）可能对Gazprom施加新的压力，接受北京提出较低价格，俄罗斯与北京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更大。亨利基辛格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对政策的考验不是它如何开始，而是如何结束。”

政府还应该考虑国内及盟友的支持到底能维持多久。奥巴马总统是美国国内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愤怒情绪的主要政治受益者，他必须认识到，与莫斯科的新冷战会在国内和国外可能产生同样的动力——包括增加防御预算。在美国经历伊拉克及阿富汗战争之后（更不用提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战争），政府不但应该考虑自己的政策选项，而且必须考虑结束与莫斯科对抗的退出战略。这种考虑可能会美国官员停止发出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实现的威胁，避免将来出现让自己及国家尴尬的局面。

如果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这一行动将结束1992年以来的美俄关系周期，开始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时代。除了拒绝承认吞并克里米亚的合法性以外，美国并不存在任何其它实用的替代方案。同时，华盛顿将不得不讨论新的北约基础以及部署，实现威慑并阻止俄罗斯进一步行动，向美国盟友以及伙伴提供可靠保证和避免紧张局势升级之间的平衡。这一策略可能包括向乌克兰提供一些军事支持，但同时要求基辅绝对诚实守信。如果乌克兰新的领导人选择轻率行事——像2008年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那样——他们得自行承担风险。美国还应与欧洲一道加快美国天然气向欧洲的出口，但是这将是一项长期的努力，不可能立竿见影。最后，美国应该从长远角度认真思考与中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需要，美国可以与莫斯科或者北京发生对抗，但美国必须避免同时与两个国家决裂——这种结果更难以控制。我们不能再出现失误。  

最后，我们必须对俄国保持一种透视。弗拉迪米尔·普京可能会完成对克里米亚的占领，但他并非阿道夫·希特勒。历史本身很少重演。不过，2014年看起来更像1914年，而不是1939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0年里，俄罗斯受到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与1905革命的削弱，后来在巴尔干半岛它又在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手上接受了屈辱性失败。为此，沙皇尼古拉二世决心巩固与英法的联盟，加速俄罗斯军队现代化。1914年8月，莫斯科最终站稳了脚跟，让德皇威廉和弗兰兹·约瑟夫皇帝感到吃惊，他们原认为俄罗斯不敢跟他们摊牌。事实上，后来引起的战争对俄罗斯和沙皇都是自杀性的，但尼古拉把德国和奥匈帝国一起拉下了水。在出现核武器之前的时代，数百万欧洲人死亡。而这场战争的赢家英国和法国很快发现自己面临可怕的新挑战。

这一模式是奥巴马政府或者任何其它大国都不愿意重复的。如果奥巴马希望在国内外恢复美国的形象，就必须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不同的方式，而且要立即行动。否则，坚守开头糟糕结束更为糟糕的政策，他在基辛格考试中败下阵来。

迪米特里·K·西门斯为《国家利益》杂志的出版商及CEO。保罗·J·桑德斯为《国家利益》中心的执行主任，2003年至2005年曾在美国国务院任职。

本文来自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