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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主政治曾是二十世纪最成功的政治理念。它为何陷入困境，又如何才能使其复兴？
颠覆了乌克兰政局的抗议者们对自己的国家有着许多愿景。他们用手中的标语牌表达着心中的呼声：希望乌克兰与欧盟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摆脱俄罗斯的干涉；希望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来取代亚努科维奇的腐败政府。而他们最根本的诉求与过去几十年间挺身而出反对腐败残暴的独裁政府的人们是一致的：他们想要一个法制为本的民主社会。
这不难理解。民主国家往往比非民主国家更富裕，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更低，而且能更有效地遏制腐败。更根本的是，民主制度允许人们表达自己的想法，允许他们塑造自己和后代的未来。在世界各地有如此多的人甘愿为之冒如此大险，已然证明了民主经久不衰的吸引力。
然而，近日来焦虑情绪渐渐渗入了基辅等地的政治变局带来的欢欣雀跃，因为一个又一个的国家的首都正上演着相同的剧本：人群蜂拥到广场上，当局的鹰犬试图镇压，但面对拒不妥协的民众和全球新闻媒体的轮番轰炸却又露怯溃散；世界各国为又一个非民主政权的垮台而拍手称快，并主动帮助当地建立新的民主政权。可是建立一个可靠的民主政权远不止是赶走某个独裁者那么简单。正如阿拉伯之春，以及十年前乌克兰橙色革命之后，新政权蹒跚而行、经济萎靡之下，这个国家痛苦地发现它的境况并无改善。2004年，在声势浩大的街头抗议之下亚努科维奇先生未能如愿坐上总统之位，结果却在人民对他的竞争对手绝望后，又于2010年依靠俄罗斯的大力资助再度当选总统。
民主正在经历困难时期。在一些国家独裁者虽然被赶下台，其反对者却大多未能如愿建立可靠的民主政权。即便是那些已经稳固下来的民主政权，其体制逐渐暴露出的缺陷也开始引人担忧，许多人开始对政治感到绝望。然而，就在几年前，民主似乎还有欲统天下之势。
20世纪下半叶民主尚能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生根发芽——在饱经纳粹摧残的德国，在贫困人口数高居世界首位的印度，在种族隔离政策下满目疮痍的南非。亚洲和非洲取得独立的旧殖民地孕育了一系列新的民主政权。在希腊（1974年），西班牙（1975年），阿根廷（1983年），巴西（1985年）和智利（1989年），旧的独裁政权也让位于新的民主政权。苏联的解体促使中欧出现了许多新兴民主国家。截至2000年，美国智库机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已将世界上63%的国家（约120个）归类为民主国家。
是年于华沙举办的世界民主论坛上，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一堂，强调“人民的意愿”乃是“政府权力的基础”。美国发表的一份报告宣布，我们看到许多对独裁或集权政府的尝试“都已失败告终，可见最终取得胜利的是民主制度。”
既有如此功绩，这样自负的说法当然可以理解。但若回望更远的历史，人们就会发现民主之路其实崎岖坎坷，并非如此顺理成章。自其发源地古雅典陷落，民主的理念沉睡了两千余年，直至启蒙运动时期方才苏醒。18世纪唯一经受住考验的民主社会是脱胎于独立战争的美国；19世纪已近黄昏的君主主义垂死挣扎，又将民主阵营拖入旷日持久的战斗中；20世纪上半叶，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的新生民主政权垮台。到1941年时，世界范围内仅存11个民主国家，富兰克林·罗斯福担心“民主的伟大火焰”恐将“被暴政熄灭”。
(原图为flash动画，可往原文网址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96796/查看)
于20世纪后半叶突飞猛进的民主进程在踏入21世纪后明显放慢了步伐。尽管目前在有自由公正选举的国家生活着全球大约40%的人口，为有史以来最多，全球范围内的民主进程却已近停滞，甚至有倒退的可能。据“自由之家”评估，全球自由程度在本世纪初达到顶峰后，已在2013年迎来了连续第八年的缩水。在1980到2000年间未见太多挫折的民主事业自2000年开始处处受挫。民主制度面临的问题远比这些数据展现的深刻得多。许多名义上的民主国家正滑向专制，它们通过选举维持着民主的表象，却没有民主权利和制度，而这两者对民主体制的运作同样重要。
每当民主取得一点胜利——如开罗和基辅不得人心的政权被推翻时，人们总会对民主信心倍增，很快却又会失望。在西方社会之外，民主之路的尽头往往是又一次的崩盘。即便在西方社会，伴随着民主制度也常常出现政府负债，内政处理效率低下、过度干涉他国内政等问题。诚然，民主从来都不能免于批判，但随着西方老牌民主国家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缺陷，民主在世界其他地区日益式微，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曾对民主制度抱有的怀疑。那么，民主为何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二、历史回顾
2007-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的崛起是民主失去动力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机不仅对世界金融，更对人们心理造成了巨大冲击。这次危机让西方政治体制的根本性缺陷暴露无遗，也严重打击了西方人视为宝贵资本之一的自信心。近几十年来，政府逐步延展自己被赋予的权利，任由高风险的债务持续堆积，政治家们也开始相信国家已经跳出了高涨萧条周期，已经能够控制风险。很多民众开始对现行的政治体系大失所望——特别是发现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帮助银行家解困，然后做个袖手旁观的废物，任由金融家们给自己发高额奖金之后。金融危机使得“华盛顿共识“遭到了整个新兴世界的诟病。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打破了以往只有民主制国家才能取得经济进步的局面。哈佛大学拉瑞·撒莫研究发现，美国经济最快速增长之时，其国民生活水平约每三十年提高一倍。而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生活水平几乎每十年就提高一倍。中国的精英阶层认为他们的模式——由共产党进行严格控制，广纳贤才进入上层社会——比民主制更高效且更不易受政治僵局所影响。政治领导权约每十年交接一次，共产党通过不断提拔有能力的人才作为骨干力量来实现其政治目标。
中国的批评家理所当然地批评中共政府通过拘捕异见人士、审查网络舆论等方式从各个方面控制公众舆论，而这恰恰说明政府十分关注舆情。与此同时，中国的领导人已解决了民主制需要几十年才能解决的国家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举例来说，中国仅用两年时间就使养老金覆盖了超过2.4亿的农村居民，远远超过美国公共养老金体系中的总人数。
如果现有的体制可以继续支撑经济增长，那么很多中国人愿意忍受下去。2013年皮尤全球民意调查显示85%的中国人“非常满意”国家政策方向，而美国仅有31%的满意度。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洋洋自得。复旦大学的张为伟认为民主制摧毁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原因是制度化的政治易陷入僵局，决策过程繁琐，而且还选出了如小布什等平庸的总统。北京大学俞可平指出民主制把简单的东西变得“过于复杂和繁琐”，任由“巧舌如簧的政客们误导民众”。北京大学王缉思也评论到“很多引进了西方价值观和政治体系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社会动荡和无序”，而中国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模式。从非洲国家（卢旺达）到中东国家（迪拜）到东南亚国家（越南）都正在认真考虑中国模式的可行性。
2000年后接连发生的民主倒退事件将中国的发展势头衬托得愈加强劲。第一次民主倒退发生在俄罗斯。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前苏联的民主化似乎已成必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在鲍里斯·叶利钦领导下沿着民主制的道路踉踉跄跄走了几步，但是在1999年末，他辞去了总理职务并将权力移交给前克格勃出身的弗拉迪米尔普京，后者自那时起担任了两届首相、两届总统。普京这个后现代的俄国沙皇彻底破坏掉了俄罗斯的民主根基，他封锁新闻舆论，囚禁竞争对手，同时走着民主的过场——在保证自己当选的前提下给大家投票权。委内瑞拉、乌克兰、阿根廷以及其他地区的专制领导人也纷纷效仿，他们没有完全废除民主制度，而是长期披着民主的外衣，而这更使民主制度名誉扫地。
民主的再一次倒退是伊拉克战争。当美国为首的军队于2003年入侵伊拉克，却找不出那不存在的萨达姆·侯赛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布什先生转而将这场战争粉饰成为自由和民主而战的正义行为。他在第二任就职演说中提出：“自由国家齐心协力推动民主制度之时就是敌人失败之始。” 布什先生这样说并不仅仅是想投机取巧，他发自内心地相信，只要中东地区仍被独裁者统治，它就始终是恐怖主义的温床。但伊拉克战争确实给民主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打击。左翼人士认为这证明了民主制度只不过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遮羞布而已。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者认为，伊拉克日益严重的混乱局势证明了美国领导的民主化运动可能会带来动荡。而对美式民主感到失望的新保守派人士，如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将其视为“民主无法在石质土地里生根发芽”的证明。
民主的第三次严重倒退是在埃及。2011年，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政府在强烈的抗议声中垮台，这燃起了民主将在中东传播的希望。但是欢呼很快就被失望吞噬。随后的埃及大选中获胜的并不是自由激进分子赢得（他们被分割成了无数滑稽党派，无力回天），而是被穆罕默德·穆尔西领导的穆斯林兄弟。穆尔西将民主制度视为“赢者通吃”的体系，在政府中塞满了兄弟会成员，赋予了自己几乎至高无上的权力，还创建了一个伊斯兰教徒永远占多数的上议院。2013年7月，埃及军方介入，逮捕了埃及首位民主选举出的总统，囚禁了兄弟会的领导者，并杀死了成百上千的游行示威者。埃及的动荡同叙利亚战争和利比亚的无政府状态一起浇灭了阿拉伯之春在中东各地催开民主之花的希望。
同时，一些最近加入民主阵营的国家已荣光不再。南非自1994年引进民主制度起就一直由日益专制的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一党统治。曾以温和伊斯兰教推动国家繁荣和民主的土耳其也正向腐败和独裁堕落。在孟加拉国、泰国和柬埔寨，反对党则联合抵制近期的大选或拒绝接受大选结果。
所有这些都表明建立能够长久维系的民主制度确实是一项进展极慢的工作，也驳斥了民主的种子一旦种下自可迅速开花结果这个一度流行的观念。虽然正如小布什和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强调的那样，民主可能是一个“普遍理想”，但它也是一个需要文化根基的制度。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崇尚个人权利和独立司法，而且都是在复杂的政治制度——包括强大的行政部门和根深蒂固的宪法权利——建立很久之后才发展出投票权。
图：2010年10月,希腊抗议经济紧缩
“没有什么事能比获得自由更加美妙，也没有什么事能比学会运用自由更加困难。”亚历西斯·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
近年来，那些本应为新民主国家提供范例的制度已开始显得过时和功能失调。美国已经变成了政局僵化的代名词，由于沉迷党派之争，美国在过去两年里已有两次处在欠债的边缘。当权的政客为巩固权力和赢得选举而改划选区的行为也破坏了美国的民主体制。这种行为加剧了极端主义，因为政客们不得不专注于争取党派忠实拥护者的支持，而忽视了大量普通选民。金钱在美国政治上也开始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数以千计的说客（平均每位国会议员有20多名说客）为自己所在集团争取特权，使立法过程变得冗长复杂，所有这些都让人们觉得美国的民主已经变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富人与穷人的权力也不再平等——正如游说者和选举资助人所强调的那样，为政治花销是在行使自由言论权。结果就是美国的形象——和民主制度的形象一起——遭受了极大的打击。
欧洲的民主制度也很难作为榜样。1999年，大多数的技术官僚决定引进欧元，只有丹麦和瑞典两个国家就此进行了公投（公投结果都是拒绝引进）。政府本想争取民众对里斯本条约的支持以巩固其在布鲁塞尔的权力,但是当发现投票结果偏离初衷时便放弃了这个想法。在欧元危机最严重的日子里，欧洲高官们强迫意大利和希腊用技术官僚代替民主选出的领导人。为弥补欧洲民主赤字而成立的欧盟议会也被人嗤之以鼻，没有话语权。欧盟已经变成了平民主义党派的孵化场，比如荷兰威尔德的自由党，以及法国马琳·勒庞的国民阵线党，它们声称要保护普通民众来对抗那些傲慢而又不称职的官员。希腊的金色黎明政党更是在挑战民主国家对纳粹型党派的忍耐极限。意在平息民粹主义的计划反而促使其苏醒了。
三、民主的怪脾气
图:抗议者们在七国集团峰会时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表示抗议
即使在民主的核心地带，民主面临的也不仅是零星的小问题，而是严重的结构问题。自19世纪末现代民主产生以来，民主就一直以民族国家和国民议会的形式存在着。人民周期性地选出代表来掌控国家大权。但是这种运作方式正遭到来自上下各方的夹攻。
上有全球化深刻地改变国内政治。国家政要们向全球市场和超国家组织交出了太多权力，如在贸易和金融流量方面的管理权，为此他们或许会发现自己无法兑现对选民的承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和欧盟等国际组织理直气壮地扩展自身影响力——单个国家如何独自解决诸如气候变化或透漏税款等问题？为顺应全球化，国家政要只好在某些领域限制自己的酌情决定权，将部分权力交给未选举当职的技术官僚。以银行为例，拥有独立中央银行的国家已从1980年的约20个增加到今天的160多个。
下有来自加泰隆和苏格兰等想要独立的民族、印度各邦、美国各市长的强劲挑战——他们都试图从国家手中夺回权力。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非政府组织和说客们——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摩西•纳伊姆将他们称作“微型势力”——正破坏着政治传统，使领导者们无论是民主还是独裁都更难开展活动。互联网让煽动和组织活动更加简单；在这个世界，人们每周都可以参与真实的电视投票，点点鼠标就可以支持请愿，让几年一度选举的议会民主制看上去越来越落后于时代。英国议会成员道格拉斯•卡斯威尔，把传统政治比作破产的英国唱片连锁店HMV，它破产于这个人们习惯随时在热门网络流媒体音乐服务商“声破天”(Spotify)上听音乐的时代。
然而，民主最大的挑战却既不来自上层也不来自下层，而是来自其内部——来自选民本身。事实证明柏拉图对于民主制度下民众会”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的担忧是有先见之明的。民主政府已习惯于巨额结构赤字，视其为理所当然，借款满足选民眼前的需求，却忽视长期的积累投资。法国和意大利政府已有30多年未能平衡预算。金融危机毫不留情地揭露出这种靠债务融资的民主是无法长久的。
现今随着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刺激措施逐渐停止，政客们不得不面对在经济增长稳定、信贷条件宽松的那些年里他们得以避免的艰难选择。但是说服选民适应经济紧缩的新生活并不会吸引选票。缓慢的经济增长和紧缩的财政将会引发利益集团之间对有限资源的争夺。更糟糕的是，这种竞争正随着西方人口老龄化逐渐展开。老人比起年轻人更懂得如何让自己的意见得到重视，他们人数更多，还会组成压力集团，比如极有势力的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而且他们的绝对数目在不断增加。很多民主国家现在面对着来自过去和未来、继承而得的权益和未来投资之间的战争。
民众对政治日益增多的冷嘲热讽会使国家更难在经济萧条时期进行调整适应。发达国家政党的党员数量在不断减少：和1950年的20%相比，如今只有1%的英国人是党员。党员投票率也在下降：一个针对49个民主国家的研究发现在1980-84年和2007-13年间党员投票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一个针对欧洲七国的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选民表示‘完全不信任政府’。同年，YouGov发起的一个针对英国选民的民意调查发现62%的受调查者认为“政客们永远在撒谎”。
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爱通过荒唐玩笑表示抗议。2010年，冰岛的最棒党(the Best Party) 承诺将正大光明地腐败，却赢得了足够的选票，得以在雷克雅未克市议会联合执政。2013年，四分之一的意大利人投票给了一个由喜剧演员贝佩·格里洛创建的政党。如果民众对他们的政府要求不多，那么以上这些对政治的冷嘲热讽或许无伤大雅，但民众的需求在持续增长。这便好似一种有毒且不稳定的混合物：一边依赖政府，但一边又蔑视它。这种依赖逼得政府扩张过度、负担过重；而对它的蔑视又剥夺了他进行扩张的合法性。总之，民主的功能失调与民主的这种怪脾气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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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声破天”政治的时代
民主在其大本营遇到的问题解释了它为何会在别处受挫。在某种程度上，民主在20世纪的良好运行部分得益于美国的霸权地位——这使其他国家争相效仿世界霸主的制度。但随着中国的影响力扩大，美国和欧洲丧失了他们作为榜样的号召力和传播民主的欲望。现在奥巴马政府变得缩手缩脚，因为他们害怕发现民主会催生流氓政权并为圣战主义者提供支持。如果美国这样的政府尚连预算决议都不能通过（更别提未来的计划），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还要将民主视作理想的政府形式呢？如果欧洲政界高层也能以妨碍财政执行为由罢免民众选出的领导人，独裁者们凭什么要听欧洲民主政治的说教呢？
另一方面，民主在新兴世界也遭遇了和富裕世界同样的问题。新兴民主国家同样过分关注短期支出而非长期投资。巴西允许公务员在53岁退休，却没怎么花功夫建立现代化机场系统。印度出钱拉拢了许多利益团体，却疏于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政治体制被利益集团把持，又渐渐被反民主之风所动摇。英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弗伦奇指出，印度所有30岁以下的下议院成员都来自各政治家族。即使在资产阶级精英中，支持民主的力量也在瓦解：印度的商业大亨常常抱怨印度混乱的民主导致基础设施薄弱，而中国在独裁体制下建成了高速公路、华丽的机场和高速铁路。
民主此前也曾落入不利境地。20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间，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倒像是比民主更先进的理念。当西班牙于1931年暂时性地恢复了它的议会制政府时，墨索里尼把这比作“从电气时代倒退回了煤油灯时代”。在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西德总理威里·勃兰特断言，“西欧只剩二三十年的民主了。而后民主就会在独裁统治汪洋的包围下无动力地、迷茫地下滑。”现在情况还没有那么糟糕，但民主制具有内在优越性并终将征服世界这一观念已被中国的发展实例严重动摇。此前任何共产主义力量都未能做到这一点。
然而，中国令人震惊的发展隐藏着更深的问题。中国的精英阶级正在成为一个自顾发展、自谋私利的小团体。最富有的50位中国全国人大代表聚敛着947亿美元的资产——这是美国最富有的50个国会议员的60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10%下降到了不到8%，且未来预期会更低。这对于通过推动经济增长来维系合法性的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同时，正如19世纪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指出的那样，民主国家其实不像表面上那么弱不禁风。他们看起来问题多多，但隐藏实力也很强。民主政体能够选择不同领导人，提供不同政策供人选择，比独裁政体更擅长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迎接存在的挑战，尽管他们常常需要一段时间探索出正确的政策。但是不论是刚起步的还是老牌的民主国家，成功的前提都是确保自己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
四、修复民主
现代民主政治的创立者，像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务实观念。他们认为民主是强大但有缺点的机制，需要仔细设计，以驾驭人类的创造力，同时遏制人类的邪恶 ，需要不断润滑、调整和研究以保证其正常运行。
建立一个新的民主政权迫切需要冷静务实。近来这么多民主政权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它们过分重视选举，却忽视了民主的其他关键之处，比如国家权力需要审查，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个人权利必须得到保证。一些十分成功的新民主国家得以正常运转，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抵制住了多数主义的诱惑——多数主义的观念是：赢得选举的多数方有权力做任何喜欢做的事情。印度自1974年（几年的紧急状态除外）、巴西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作为民主国家幸存下来，两国都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
完善的宪法不仅促进长期稳定，减少少数不满分子推翻政权之事的可能性，也遏制了腐败的产生。而腐败恰是发展中国家的致命之患。一个新兴民主国家即将触礁沉没的第一个信号往往出现在当选的统治者试图取消对自己权力的限制时——他们往往打着多数主义的旗号。莫尔西试图让穆兄会的支持者占据埃及上议院。亚努科维奇消减乌克兰国会的权力。普京以人民的名义置俄罗斯的独立机构于不顾。几个非洲国家领导人正在实行野蛮的多数主义——废除总统的任期限制、加大对同性恋行为的惩罚，就如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于2月24日所做的那样。
即使一国统治者的举措得到多数国民支持，若有反自由之处，外国领导人也应更加主动地指出来。但最需要从中吸取教训的是新民主国家的构建者：他们必须认识到有力的审查和权利的平衡与选举权一样对建立健康的民主政权至关重要。矛盾的是，那些暗怀独裁野心的人也能从埃及和乌克兰事件中学到很多：如果没有因揽权过多而激怒他们的同胞，莫尔西就不会在监狱和埃及法庭的玻璃箱之间度过余生，亚努科维奇也不至于走上逃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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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埃及民主现状一窥
即使是那有幸生活在成熟民主国家的人们，也需要密切关注他们的政治体系建设。一些被奉行已久的民主体系在全球化和数字革命面前显得过时。已经建立的民主政权需要更新他们的政治体系以解决国内问题，并重塑作为民主国家的国际形象。一些国家已经着手这么做了。美国参议院采取措施使议员无法肆意阻挠议会决议。有几个州引进了公开预选制度，并向独立的边界委员会递交了重划区域的议案。其他明显的变化也能改善现状。通过改革政党筹资制度，公开捐资人名单，也许能减少特殊利益集团对政党的影响。欧洲国会可以要求其议员出示支出收据。意大利国会有太多领取过高薪水的人，还有两个权力相当的议院，使国会难以做好任何事情。
但改革家们不应满足于已有成就。限制特殊利益集团权利的最佳办法就是在数量上限制国家分配的利益。而要扭转公众对政治家幻灭的现状的最好方式，则是让政客们减少许诺。简而言之，要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民主国家，关键在于缩小政府。这一理念可追溯到美国革命时期。麦迪逊曾说过：“要建立一个人管人的政府，两大难点在于：首先，政府要有能力控制民众；其次，政府要能控制自己。”此外，有限政府这一理念也是二战后重启民主不可或缺的。1945年颁布的《联合国宪章》以及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了即使在有多数人支持的情况下国家也不可违反的权利与准则。
这些制衡制度都是源于人们对专制统治的恐惧。但是今天，严重威胁民主制度的因素变得越来越不易察觉，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威胁之一是不断扩大的政府规模。政府的无度扩张限制了民众的自由，却使特殊利益集团得到了更多的权力。其它威胁来自于政府做出的空头承诺——要么许诺一些它根本不能兑现的福利，要么发动一场毫无胜算的斗争，比如打击毒品。选民和政府有必要相信遏制政府自然的扩张趋势是有好处的。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政府通过将货币政策控制权转交给独立的中央银行，很好地缓和了失控的通货膨胀。现在是时候将有限政府这一理念更广泛地运用到其他政策上了。同新生的民主制度一样，成熟的民主制度同样需要适当地制衡民选政府的权力。
政府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进行自我约束。他们通过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来穿上“黄金紧身衣”，就像瑞典曾经承诺在一个经济周期内平衡财政预算那样。他们也可以援引“日落条款”，迫使政治家们在一定期限内——比如每十年——更新一次法律。他们还可以请无党派委员会提出长期改革方案。瑞典曾成功地将其濒临崩溃的退休金制度挽救回来，就是因为当时有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务实的改革方案，如更加合理地使用私人养老金，以及将法定退休年龄与人均预期寿命挂钩。智利在面对铜市场的波动和民粹主义的施压时，适时地消费盈余，成功解决了困境。它遵守严格的规定以确保在经济周期内维持盈余，并任命了一个专家委员会以商讨如何应对经济波动。
将更多的权力转交给那些要人不是会削弱民主制度吗？其实未必。自我否定条例能够防止人们给引起破产与社会动荡的支出方案投票、保护少数人免受迫害，从而巩固民主制度。但是技术官僚政治确实过犹不及。在几个重大领域，如货币政策和福利改革，政府应谨慎下放权力，而且过程必须公开透明。
此外，在将部分权力赋予上层政要和技术官僚的同时，一部分权力也应下放，让普通民众拥有一定的决策权，使两者相互制衡。在面对全球主义和本土主义这两股势力时，与其试图忽略或抵制它们，不如将其为己所用。事实上，虽然上层的全球化主张以及下层微观力量的崛起原本会对既有的民主政体造成威胁，但当双方达到一定平衡后，则会巩固而非削弱民主。
托克维尔曾指出地方民主制度往往最能体现民主的含义：“市议会之于自由，就如同小学之于科学，市议会将民主带给人民，使之触手可及，同时也教人民如何利用并享受民主。”通常情况下，市长获得的支持率会是国家政治家的两倍。通过现代科技人们可以创设一个现代版的托克维尔式市议会，以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创新。永远依靠无止尽的公投做决策的网络超级民主系统往往沦为特殊利益集团的玩物，不过技术官僚政治和直接民主政体是可以相互监督的，例如可成立独立的预算委员会以评估地方公投议案的成本和可行性。
“首先，政府要有能力控制民众；其次，政府要能控制自己。”——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
一些地区已开始通过多种途径维护民主，并取得了不错的进展，最振奋人心的例子就是加利福尼亚州。过去，加州的直接民主体制允许公民投票产生彼此冲突的政策，比如说增加政府支出和降低税收；同时，不公平的选区划分使极端主义的滋生有了制度土壤。然而在过去五年里，加州进行了一些系列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尼古拉斯•伯格鲁恩这位慈善家兼投资者。该州设立了一个“长期规划”委员会来制约公投议案中的短期行为；此外，他们还将初选透明化，并把划分选区的权力交给一个独立委员会。由此，加州实现了预算平衡——一项曾被该州参议院领袖达雷尔•斯坦伯格称为“几近超现实主义”的成就。
同样地，芬兰政府也成立了一个无党派委员会来负责制定养老金体系的草案；与此同时，他们正尝试利用网上民主：议会必须审议所有联名人数达到5万的公民提案。然而，倘若要使民主在曲折的道路上最终走向正轨，诸如此类将专家治国与直接民主相结合，权利上行和下行相结合的试验还远远不够。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曾断言：“民主政体不会长久，它很快就会浪费、榨干然后杀掉自己，世上还未曾有过一个不自杀的民主政体。”很显然，他错了，民主制度在20世纪的意识形态对抗中获得了伟大胜利，但要想让它在21世纪延续上世纪的成功，我们必须在民主制度尚年幼时就悉心培育，并在它成熟之后用心维护。
本文来自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