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亲人的感情永远是那么矛盾，最近，又最远。不过，即使是隔着玻璃的拥抱，只要是真切的，也一定是温暖的，温暖的不是身体，是心。免费关注微信公众号 jiarenorg ，就能天天收到佳人精彩文章了，咱们微信里见！
一个人，也要好好做饭，好好吃饭
文/苏美
四十年前，我爹在新疆当骑兵。那时候他很年轻，骑一匹枣红军马，挎一杆枪，在昆仑山茫茫的雪原里行走。那时候，他有多年轻呢？帕米尔高原的积雪没过马膝，走不了几百米，枣红马就像从油锅里捞出似的，一身汗水闪着光，腾腾冒白汽。雪原之大，一望无垠，天上没有飞鸟，雪面上也没有走兽的足迹。
我爹和一匹马就这么走着，走到天荒地老，居然没有把一颗心走荒芜。
那时候他一定想着，再走20公里，边界西线就算巡查完毕，他就可以回哨所和班长报到了。我爹的班长我没见过，但在家里旧相册中看到过我爹。他穿了军大衣，脚蹬翻毛大头鞋，破烂的棉衣翻了瓤，头上顶着雷锋帽，跨在军马上像一个土匪。但一张脸轮廓清楚，两只眼睛里全是光。那时他正年轻，挥舞着鞭子，把马抽打得朝天嘶鸣，不管不顾地在雪原里奔跑，跑着跑着，人和马突然就都老了，双双跌落在雪地里。
四十年后他住院做X光，查出一根肋骨断了。把我们吓了一跳。他自己想了很久，说二十岁时在帕米尔高原骑马打雪狼，一个闪失翻身跌下马，扥住缰绳又翻身上马继续追。人和马哪追得上狼，但这一场追逐却人欢马叫，兴奋异常，隐隐觉得肋叉子痒，回哨所喝几瓶酒倒头睡，也就过去了。一根肋骨 = 一瓶酒 + 睡一觉。年轻时的算术总是这么简单。
关于帕米尔高原，我爹说得很少。他并不需要多说，因为我长到十四五岁，还在每个暑假坐着军车远上昆仑山，在兵站吃羊肉揪片子，在汹涌的冰河边上吃西瓜。那时候我不听他说话，他也不和我说话。
我和我爹的关系，就是直线关系。他把搪瓷饭碗从屋里砸到屋外墙上，是直线；把我姐一脚踹出家门，是直线；十八岁时向我呼啸而来的十多记耳光，记记都是直线。这些直线就是我和我爹最短的距离。我们一直没有什么可说的，也没有什么必须要说。我们坐在那里，吃饭，看电视，边吃饭边看电视。就这样。
可日子就过去了。饭还是那些饭，电视还是那些电视，人却老了。突然的，就弯曲了。
我第一次见我爹哭，是他从手术室下来。麻药过去，他渐渐醒来，突然眼角就滑下泪了。他不能翻身，不能动，颈子底下背着麻醉泵，不能用枕头，泪水就朝耳郭落下去。他就无声地落着泪，什么也没说。我只是愕然，像是撞见了不该撞见的秘密，哑口无言。
那时候他还不满四十九岁，查出了癌症，功名利禄戛然而止，所有为人的尊严和体面都让位给死亡。他拿肚子让人拉开，拿器官给人割掉，喝口水也要请人帮忙，刚起步的公司转手他人，电话一个月不响一声，像是在惩罚一个罪人，而每个来看望他的人，脑子里都在想：天哪，幸亏不是我。他和死亡缓慢地分享每一分钟，彼此都有无穷的时间和耐心。我在想，从他落下泪那一刻起，永无天日的寂寞就上路了。
这寂寞虚空一片，抓摸不着，唯一温暖的伴侣就是死亡。
我爹曾说想找人大哭一场。我想他一定没有找到这样一个人。不是我妈，也不是我。说到底，他只能赤手空拳。我们的陪伴像是隔着玻璃的拥抱，无论多么情真意切，到底是无用。而他要和这个人哭些什么，这是一个秘密，我猜想也许有关人的一生，可这是一个禁忌的秘密。
手术后两年，我爹回了西安。那阵子他恢复了不少，回西安和一个兄弟做点事。我那年去西安读书，下火车就看见他来接我。我们坐在608路公交车上，除了客套，依然无话可说。车开着，到了钟楼路口等红灯，车停下来，我隐约觉得异样，扭头看，看见他正在默默地落泪。
他什么也没说，泪不停落下来。半空中，红灯计时器在一秒一秒地跳。
后来我才知道，他兄弟养了一个二奶，想甩掉，给她一间公司算是补偿。可该二奶不会玩儿公司，赖着不撒手，于是他就叫来我爹。
当然，他没说实话，他的原话是：咱们兄弟俩得干点事。
我气疯了，想去抽这个长辈的耳光。可这气愤没用。这里的问题，远远超越了兄弟和义气，它是一种深刻的羞辱，来源于时间。我有那么一刹那恍惚感到，我爹要跟我说点什么了，而我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可最终我们也只能沉默。
我爹曾经非常年轻，两条腿就追得上雪兔，一杆枪把半身靶心打得稀烂，大雪封山，几个兄弟把方圆五十里所有酒瓶子都喝空了，最后拿着大头鞋跟哈萨克牧民换马奶酒继续喝，把日月喝出几个交替。
三十年前我家书架上就站齐了整套《鲁迅全集》；二十年前家里一水儿的松下电器，包括电话机；十五年前大学新生报到我坐的是他的尼桑。无论如何，我都必须承认他牛逼过。可是，这又如何？他还是要去躺在手术台上，被人切得乱七八糟，他还是要摊开身体，让无数的绿色黄色流进去，把骨髓炸出来，逼他求饶，逼他认输，最后再把他碾成齑粉吹得烟消云散。
我和我爹，从来没有什么非说不可的话。我曾将鸡毛蒜皮的不顺遂归咎于他，仿佛竖起一个敌人就能抵挡时间的侵蚀，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对抗永恒的虚无。可他倒下去了。抛下我一个人，赤手空拳面对无尽的时间，死亡终将跨过他的尸体扼住我的喉咙。
我一直想和他说点什么，会突然生出蜿蜒的不舍，害怕遗忘，怕那些人和事，终将消失在时间深处。我想跟他说说帕米尔的雪原，说说那十几个耳光，说说老家的墓地和他压在枕头下的《幽明录》，但事到临头，只有沉默才是教养。
回到家他在厨房做饭，当当当切菜。突然的他就说起怎么挑鱼腥线，怎么用蛋清裹牛肉，泡菜太酸怎么办，蒸馒头为什么面发不起来。我在一边剥蒜，尝一口砂锅里的汤问他咸淡。突然他就对我说：
一个人，也要好好做饭，好好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