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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未必知道的三峡工程史:177票反对,664票弃权

3月27日,“三峡库首第一县”湖北省秭归县,接连发生4.3级和4.7级两次地震。两次地震震中距离三峡大坝仅23公里,初步定性为构造性水库地震,因此备受关注。重新回顾一下三峡工程史,177票反对,664票弃权,如此高的反对和弃权,到底怎么回事。免费关注微信公众号 jiarenorg ,就能天天收到佳人精彩文章了,咱们微信里见!

三峡大坝

三峡大坝

你未必熟悉的三峡工程历史

文/郭玉闪

三峡工程,是在长江中上游段建设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大坝位于三峡西陵峡内的秭归县三斗坪。

按照设计,水库建成后蓄水位高达175米,库区将长达667公里,回水位到达重庆,而且长江干流被由混凝土浇灌而成的一个巨大大坝拦腰截断,这个大坝长2335米,底部宽115米,顶部宽40米,高度达185米;三峡建设者用了9年多,挖填了1.34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浇灌了2800万立方米的混凝土,使用了59.3万吨的钢材才把大坝建成。

如果大坝蓄水至175米,从大坝往重庆望,660多公里原来充满危险的水域,将变成一条万吨轮船也能航行的黄金水道,这是三峡工程鼓吹者一直为之自豪的三峡工程能带来的好处之一:对长江航运的提高;同时这也是八十年代初,重庆市政府为何坚持要向中央政府要求,将大坝蓄水高程从150米提高到175米的原因。

但是六百公里的水位提高,使得沿途的县市都要面临淹没的命运,而世代生活其中的人们,也不得不接受成为新一批水库移民的命运。

在水库未建设之前,水电部组织的第十次论证里(1989年)对移民的估计是淹没19个县区,直接移民人数为72.5万,估算的动态移民数为113万。但到了1991年10月份开始的调查,直接移民人数增长为84.75万,淹没的县区为20个,动态移民数依然保持113万。

而实际上,到2006年,重庆市对移民的规划就超过了120万,淹没的县市也达到了26个,其中重庆占了22个,三建委则承认最终移民将达到140万,远远超过了工程未上马时的估计。

仅从移民人数看,三峡工程就已经是空前的大水利工程了,若再考虑到技术、环境等等方面的挑战,完全可以说,这是一个巨大惊人的大坝,也是一个挑战人们想象力的工程。

事实上,为什么这样一个难度极大且存在极大争议的工程,会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令那么多人如此热衷?说起历史来,和一些政治人物的参与及大胆设想有关。

最早对三峡工程的设想来自于孙中山,他在1919年的《建国方略》里,第一次提到在长江干流上修大坝的构思;其后,尊他为国父的国民党政府,曾先后两次尝试建设三峡大坝,一次是在30年代,未曾动工,但做出了两个低坝方案,第二次从44年美国垦务局设计总工程师John L. Savage的“萨凡奇计划”开始,国民政府对长江三峡做了一系列的勘查,直到内战失利后才终止。

不过,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依然继续着手三峡工程的建设。按李锐的回忆,当时推动三峡工程上马的,主要是水利部门,水利部门修建三峡主要目的,是想把长江的洪水,用三峡工程形成的库容装一大盆起来,从而达到防洪的目的。

为了尽可能多装些洪水,五十年代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的三峡工程方案是235米的蓄水高程。这个高度远超过目前三峡工程,在这个高程下,大半个重庆都将被淹没,移民数量也会超过200万。

当时,李锐所在的水电系统看法与水利部门不同,因此1956年两方面的代表人物:林一山与李锐发生了两次公开辩论,一次是笔仗,一次是在毛泽东面前的公开辩论。而毛泽东最终支持了李锐的观点,否定了立即上马三峡工程的提议。

但尽管如此,毛泽东对待三峡工程的态度依然是犹豫的,相反,周恩来对三峡工程的态度却更为明确。按《梦之坝》作者刘继明所整理的看法“自始至终,周恩来都是三峡工程的支持者和拥护者”。

所以,在56年关于三峡工程的公开辩论后,周恩来继续主持了一次三峡工程考察,并在1958年3月28日的成都会议上,通过了他对三峡工程考察后的所做的结论,那就是“三峡工程必须搞,而且也能够搞”。

尽管到了六十年代,由于中共与苏联交恶、存在开战的风险,因此毛泽东明确否定上马三峡工程,但是,对三峡大坝的勘查也一直没断,直到1966年长办还编制了《三峡水利枢纽设计简要报告》,1967年长办第一勘测大队还编制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综合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既然周恩来已经论证了三峡工程能够搞,那么缺乏的无非是时机而已。更何况毛泽东还亲自为三峡工程写了一首词,所以在文革的狂热气氛中,甚至连周恩来都在1970年有这样激动的讲话:“三峡工程是毛主席的伟大理想,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把它修建起来,否则对不起党和毛主席!

这是一个狂热的理想:1970年,在三峡工程未能上马的情况下,一个替代工程——葛洲坝工程,就在毛泽东生日那天仓促上马了。本来,按照设计,葛洲坝工程是三峡工程的反调节坝,应该在三峡工程完工后修建。

提前上马葛洲坝工程是疯狂的想法,即使是林一山这样的三峡工程主上派都不能同意。而且,葛洲坝的建设队伍几乎没有专业人员,结果在开工两年后不得不停工重新设计,直到1974年才重新开工,而且要到15年后的1989年才全部竣工,此时三峡工程的论证也都已接近尾声了。

周恩来关于三峡工程的结论,显然影响了文革后的决策人:到1982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又重提三峡工程,且很快形成了蓄水位150米、坝高165米的低坝方案;1983年,国家计委邀请了350多名专家,对此方案进行论证并获得了通过;之后,到1984年,国务院同意了三峡工程的可行性报告,并根据水电部提交的意见,将方案改为“正常蓄水位150米,坝高175米”,也就是如果150米移民顺利,就抬高蓄水位到160米。此时,三峡工程已经箭在弦上了,9月份,首批施工队伍浩浩荡荡的开进大坝坝址,开始前期工作。

直到1984年,关于三峡工程的反对声音,还是来自于中共体制内部。李锐依然保持着与五十年代一样的观点,反对上马三峡工程,他先后在1979年、1984年上书中共中央阐述反对意见,与五十年代不同的是,这次他并未能打动中央决策人从而阻止三峡工程。

不过,关于三峡大坝到底应该多高,在体制内出现了不少不同意见,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意见来自于重庆市。重庆市政府于84年11月,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对长江三峡工程的一些看法和意见》,认为已定150米方案的回水末端,仅止于涪陵、忠县间180公里的河段内,重庆以下较长一段川江航道得不到改善,万吨级船队仍然不能直抵重庆,因此重庆市政府推荐185米坝顶、175米水位、第一期蓄水156米的“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的方案:这基本上也是后来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时,所采取的方案。

因为重庆的不同意见,1985年2月,国务院让国家计委、科委对三峡工程水位重新进行论证。也是在这一年,三峡工程的反对派才真正开始形成。

1985年4月份,不但李锐的《论三峡工程》一书出版,而且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在京召开时,167位政协委员就对三峡工程问题,单独或联合提出十七件提案,建议缓上三峡工程。

5月份,原民国时期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席、中国第一座石油基地玉门油矿的创建者、中国现代能源工业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组组长的孙越崎老先生,以92岁高龄带领全国政协考察团,对长江三峡作了一次为期38天的仔细考察,考察结果是三峡工程存在投资、防洪、泥沙淤积、航运、发电、移民、安全等七大问题,近期不能上。

而且同年,另一位世界级的大物理学家,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周培源老先生,也提出三峡工程的论证应当吸收不同意见的专家参与,广开言路、集思广益。

到1986年,反对声音继续升温。在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上,经济学家千家驹,直截了当的批评三峡工程是钓鱼工程,同时指责国务院未经人大审议就通过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是违背民主化程序。

这些反对声音,使得当时的中共高层对三峡工程也有所动摇,他们于1986年6月发出《关于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将本已下达的兴建三峡工程和筹备组建三峡省的成命收回,重新进行论证。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文件里,将论证工作的任务从国家计委与科委转到水电部,由水电部负责对三峡工程重新进行论证。

本来,在此之前,国家计委与科委受命负责重新论证三峡工程水位时,已经在1985年9月与12月召开了两次颇有影响的论证会,但是由于水电部负责人钱正英的不断努力(包括与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争论),终于由水电部门获得了三峡工程论证的领导权

客观的说,不管三峡工程是否合适上马,国务院选择让一个积极推动三峡工程上马的部门,来主持三峡工程论证的做法,是非常偏颇的。三峡工程是有全局性影响的大工程,应该由国家论证而不是部门论证。

正如李锐所言,在国家计委与科委组织论证时还是比较客观的,各种反对意见都能够表达出来,而在水电部门论证时,“整个论证过程从人员组成到论证内容都反映出‘一言堂’的专制色彩”。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水电部门从1986年开始论证时,组成了一个400多名专家分成了14个专家组的庞大队伍,却依然受到各种诟病的原因。

既然包括黄万里、李锐这样的专家,无法进入水电部的论证队伍,他们也只能选择继续在社会上发言。1987年,在重重阻挠中,将三峡反对派意见集合而成的《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成功出版,并引发了巨大的舆论影响。

但是,同样是1987年,4月份时水电部主持的论证会第4次扩大会议,依然通过了“蓄水位175米,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的初步方案;到1988年第9次扩大会议时,三峡工程就基本上为论证小组接受通过,结论是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

可是,也就在同年,由周培源率领182名在京全国政协委员,从武汉沿江视察长江三峡工程,这群老先生在视察过后,用了最缓和的方式向中共中央提出缓上三峡工程,但当时的舆论在大肆报道三峡论证工作基本通过的同时,却很少提及全国政协的这一次调查结论。

由于水电部门组织论证的程序不民主,导致即使经过两年多的辛苦工作,到1989年3月论证基本结束时,社会上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议和分歧依然巨大。但是不幸的是,那些反对声音很快因为由于各种政治压力而逐渐消失。

1989年初,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戴晴女士等主编的《长江长江》,通过将周培源、孙越崎、侯学煜等反上派的言论集合在一起的方式,表达了对即将上马三峡工程的抗议,之后不久,戴晴女士因89事件被捕,《长江长江》也被查封,并在贵州被焚烧3000余册

而与《长江长江》几乎同时,1989年3月份,湖南人民出版社又一次出版了一本反对意见集——《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这本书在1989年全国两会期间被大会秘书处拒收,最后由主编自费购买后一一送到代表手里,这本书的编者田方在89年特殊的气氛中,还被三峡工程论证小组的两位主管揭发,说他参与到戴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活动里。

这一年的两会,有徐采栋等272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上书,建议推迟三峡工程到21世纪,优先开发上游及其支流。全国政协也有300人次18个提案,对兴建三峡工程提出不同意见,要求进一步论证。因为争议巨大,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不得不表态说,五年内不会上马三峡工程。

但即使是国务院领导这样的公开表态,也没有能阻止主上派推动三峡工程上马的步伐。在随后王震与王任重的大力支持下,钱正英居然公开与姚依林唱反调,她在1991年政协会议期间答复记者时说:“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

很快,尽管反对声依然不断,1991年8月份,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通过了对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的审查意见。

剩下的就是等人大表决了。为此,主上派做了精心准备,从1991年10月到1992年3月,先后6个月,组织了20多批约计3500人到三峡考察,这些人归来之后无不对三峡工程交口称赞。而且全国各种报纸都开始舆论导向,在一片赞颂声中迎来了1992年全国人大的表决。

1992年3月20日,全国两会正式召开,4月3日,会议对《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的决议案进行表决,结果是: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另有25人未按表决器。决议案获得通过。从此,三峡工程建设开始正式拉开序幕。(文章来源于《传知行学术通讯》2011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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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1 个评论 火速盖楼»

  1. 三峡大坝工程将会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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