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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布鞋院士李小文:现实版扫地僧,每天一斤二锅头

李小文(左)曾面试一位在北京海淀一处农贸市场摆摊的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后孙爱武(右)

李小文(左)曾面试一位在北京海淀一处农贸市场摆摊的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后孙爱武(右)

经济观察报:如果真如你所言,那你的院士是怎么评上的呢?

李小文:我也不知道,也许有的文章被引用的次数多一点算是比较硬的条件吧。还没评上院士时,我有个朋友,是个老院士,也是院士评委,他告诉我,每年评院士的时候,很多老同学都去找他,推也推不掉,帮忙也帮不上,只能躲起来。他说,有的老同学甚至打电话来说,你不推荐就吊死在你家门口,我当时听了觉得挺恐怖的。削尖脑袋想要当院士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去当院士,更怕去求别人。社会上很多事情都无法做到绝对公平,别的不说,就说长江学者一等奖的评选吧,评李家洋的时候,我已经得过了,算是评委,一看他的材料比我硬多了,但他的一等奖就是上不去。

国家应做好“后勤部长”

经济观察报:问个你专业领域的简单问题,什么是遥感?

李小文:我们每天看到的卫星云图,就是跟大家关系最密切的遥感技术。不过,卫星云图是最粗的观测图,最细的可能用在军事侦察上。比如要弄清楚本路拉登确切的藏身地点,就能用遥感技术。遥感的优势在其尺度问题,而关键难点也在于尺度问题。遥感具有宏观性也可以具有微观性。例如普通的卫星遥感具有宏观性,而高空间分辨率遥感却具有一定的微观性,但都属于遥感。

经济观察报:你在遥感领域的独特发现是什么?

李小文:我弄了个几何光学模型。这个说起来很简单,原来用的是大气遥感理论,从飞机或卫星上看地面,假定大气均匀,就能够通过可见光看到像元,这是比较成功的。但当我们搞地面遥感时,就要分析地面结构的表面反射,要用一个很不好解的微分方程来处理这种表面反射。阳光下,大气本身是不投射阴影的,而地球表面,无论是树木还是建筑物,由于照度不均匀,沙漠里面的砾石它都有背阴面和向阳面,要投射阴影,这就不能再用原来的方程来解。我的那个几何光学模型就是用来处理地球硬表面的遥感模型。

经济观察报:在遥感这个领域,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李小文:在我们这个领域总是在跟随。别人搞SAR,我们跟着搞SAR;别人搞InSAR了,咱们也搞InSAR;好,别人搞POLInSAR了,咱们又……我问搞高技术的,为什么你们搞SAR的时候,就想不到InSAR,干涉全息对你们并不新鲜。他们说,我们不知道应用上有此需求。我问搞应用的同样的问题,回答是,我们当时不知道SAR也能搞干涉。所以我们搞遥感基础研究,就要在搞技术与地学应用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应用上有需求,就要敢想技术上怎么满足;技术上有新玩意,就要敢想怎么能用上。

经济观察报:汶川大地震时,你们的遥感帮上什么忙了吗?

李小文:很遗憾,没帮上什么忙。地震发生后,我就去查卫星,可惜能出高清图像的卫星刚刚过去,再绕到四川上空还要好几天,而我们的遥感飞机要飞过去又很难,过去,我们的遥感飞机要飞,都要给某些部门递那种不规范的“信封”。

减灾委属于民政部,飞机是调不动的。民政部虽然管了一大批救灾款,权力也很大,但调飞机同样调不动。

经济观察报:地震那天,你在做什么?

李小文:那天,刚好是学校领导到我们在北郊的遥感所来视察。我在4点35分收到朋友发来短信,而我要在4点40分,也就是五分钟之后,向院长做汇报,因为对地震的情况还不明了,我就说了年初南方的雪灾。那次雪灾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教训,雪灾是1月中旬开始的,我们以为气象局和减灾委都有遥感数据向中央报的,可直到1月29日,在国家航天局开会,才知道中央只收到零星的灾情报告,并不知道准确的受灾范围和严重程度。我马上跟国家遥感中心通了一个电话,询问怎么没人出图,对方说他们也很着急,一开始没意识到雪灾会这么严重,再加上连续的大范围的云盖天气,就没有出图。于是,我就用微波,赶在春节前给中央报了两期数据。微波是应急的,分辨率低,没有时间去验证,结果对不对我们也没有把握。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遥感在实际应用中,还经常遇到尴尬的困境。

李小文:对。比如,若干年前,辽河大水,遥感估算的受灾面积只有民政部门上报数的十分之一,中央采信了遥感估算面积,这就让减灾委的同志很不服,骂我们是“乱摇笔杆”,但这不能怪遥感。当然,我们的水平也还不够,遥感图像是洪峰以后获取的,洪峰时过水面积更大,图像上反映不出来。如果有洪峰前后的多时相主被动遥感数据结合,加上数字高程模型、洪水的过程模型、地面水文数据,估算最大过水面积、淹没深度和淹没时间,就可以得到更准确的灾情评估信息,这就要求从瞬间到过程,从二维到四维。但我们搞遥感的,很少能懂洪水的过程模型,这就要求多学科的交叉。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什么样的体制更适合科学的发展?

李小文:温总理有一次也问起这个问题。要回答很难,但也有简单的现成答案,就是小平同志在科学大会上说的那句话——科学体制要理顺,我给你们当好“后勤部长”!

经济观察报:现在有“后勤部长”来理顺我们的科学体制吗?

李小文:跟以前比起来,国家现在总的科研经费投入是非常充裕的,但还是没人来当这个“后勤部长”。这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现在的体制仍然很繁琐,浪费了大家很多的时间,二是对知识分子缺乏基本的信任。好像科学家们都在以搞课题的名义圈钱,不干事,把搞科研的人都像贼一样防。于是,有关部门就今天发明一个指标,明天又发明一个指标,三天两头搞考核。现在申请一个课题,六月份批了,十二月份钱才到,第二年三月份就要终期评估了,弄得想干事的科学家没时间真干事,都去应付考核了。这是长此以往形成的恶性循环。有的时候,我一年要评估五次,评估得太差了,别人又会觉得没有面子。事实上,并不是几篇论文就能代表科学事业的,为什么现在都拿论文来代表科学事业?发表了几篇论文,申请了多少奖,这就不是“后勤部长”该干的事儿。国家应该有一个发展规划,别让科学家每天都在写本子申请经费,应付考核。要想当好“后勤部长”,说起来很简单,但要怎么当,还是很难的。

经济观察报:你对现在的高校评估怎么看?

李小文:评估是应该的,但现在咱们评估组还要查教案什么的,搞得过于复杂了。这其实是很好办的事情。首先弄清楚学校是干嘛的,评估起来就很简单了。学校无非就是一个场所,进来的是新生,出去的是毕业生。你根本不用管他学校内部怎么折腾,只要看学生考进来时是什么水平,毕业时又是什么水平,流向如何,多少出国了,出国是什么学校,自费还是奖学金,多少进了公司,进公司的,职位是什么,工资是多少,按我这个办法来评估,不用派那么漂亮的女秘书来折腾,学校也没办法作弊。搞得越复杂,猫腻就会越多。

科学本身就应该追求简单性原则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一个科学家的学识和人品有着怎样的关系?

李小文:我相信学识和人品有很强的正相关。如果用X轴代表学识;Y轴代表人品。在X接近零的时候,人品的差别基本独立于学识。但随X增加,二者相关性逐步增强。所以散点图应该像一把扫帚,柄斜向上。有时候,我想要求我的学生都画两张这样的图,把他们认识的、知道的人都作为一个个数据点,标上去。最后把自己也作为一个数据点,标上去,这次可以注明是自己,是什么时候注的。过段时间,再标注一次。三年五年以后,可以看看自己的轨迹,自我评估一把。当然,不用给别人看。

经济观察报:你把李嘉诚基金会奖励你的钱拿出120万成立了一个“李谦奖”,这“李谦奖”有什么由头?

李小文:一开始是想叫 “李嘉诚奖”,因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是李先生出的钱,用他的名字最合适。但是奖金额度太小,老先生亿万富翁,知道了怕他会不高兴。就想到我写的一篇关于纪念李谦的文章。那篇文章写的是,钱的作用在本质上是 “非线性和非单调性”的。就是说,对比较贫困的青年学生来讲,很少一点钱,也许就能帮助他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或是拯救一条生命,产生比较好的社会效益。

对于李嘉诚这样的老先生来讲,多这一点钱在手上,“感觉好”的增量为零,社会效益增量为零,也就是说钱对老先生的作用是非线性的。由于我只要有口二锅头喝,自我感觉就能特别良好,就能感觉自己已经出了线性区,进入非线性区,再加上我两个小孩都在美国,没什么负担,也不缺钱,所以就决定把李先生的奖励捐出来。一开始,我爱人和我母亲有意见,但我以李谦的名义说服了她们。

经济观察报:李谦是谁?

李小文:是我的长女。1969年11月生的。那时我刚大学毕业,月薪41块多,条件差,她因为营养不良,出麻疹时并发了肺炎,又没得到很好的照顾,1971年7月去世了。所以,我把她十八个月的生命,当作一篇文章,向我爱人和我母亲说明年轻人更需要帮助的道理。

经济观察报:网上说你回到成都去,给你一栋330平方米的别墅。你怎么又回北京了呢?

李小文:这个说起来还挺怕新闻工作者的。很多话都是瞎掰的,主要是新闻炒作。情况其实很简单,我是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毕业的,成电的毕业生里就我一个是院士,所以他们就希望我回去做做贡献,帮他们把成电遥感这方面的学科带起来,我也只是临时帮他们带带队伍,并没有把这边一锅端。那别墅不是给的,只是在成都时可以到那里住。我也没在别墅前照过相,你仔细看,报纸上那张别墅前的照片是剪了贴上去的。

经济观察报:那你经常要回成都吧?

李小文:我回去的时间不多,主要是在网上用QQ和用网易的泡泡来跟他们交流,不过,队伍还算是基本带起来了。

经济观察报:用QQ就能把队伍带起来,你带队伍的方法可真够简单的。

李小文:科学本身就应该追求简单性原则,任何事情都是越简单越好,够了就行。

比如,要在庄稼地里防麻雀,扎一个稻草人,给它插两把蒲扇,风一吹扇子就动,就够用了,这是最简单的,没必要找个真人或是弄个超女来站在那里。如果不清楚这个道理,就会犯错误。我上初中时,国家号召除四害,发动老百姓都去赶麻雀,不让它们落地,以为这样就能把天底下的麻雀都累死。但你想想,是先把人累死还是先把麻雀累死?

经济观察报:你的简单性原则是不是源于当时赶麻雀累着了?

李小文:没有,我当时偷懒来着。老师让自由组合,我们调皮的同学就自己组合到一起,用水壶罐满烧酒,躲在农民的地里喝酒。我喝酒就是那时学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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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评论 火速盖楼»

  1. 挺好的,应该多刊登此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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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这才是真正搞学问的人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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