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谈经济学家科斯，题中的高斯乃音译的不同，经济学爱好者必读。免费关注微信公众号 jiarenorg ，就能天天收到佳人精彩文章了，咱们微信里见！
左：张五常 右：高斯
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 1910-2013）——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两篇代表作《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之中，科斯首次创造性地通过提出“交易费用”，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以及企业扩展的边界问题。科斯还认为，一旦交易费用为零，而且产权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法律不会影响合约的结果。瑞典皇家科学委员会因此说一门新的科学——法律经济学应运而生。2013年9月2日在美国去世，享年103岁。
张五常（1935年12月1日－），香港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系。 张五常教授为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于1935年出生在香港，抗日战争时期曾随父母到广西避难，耳闻目睹中国内地农村之艰苦，从小起就希望中国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其著作《佃农理论》获得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
（一）
一九六一年秋天，我刚进了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经济研究院，遇到一件难忘的事。一位经济系老师退休，把他的旧书籍及学报（杂志）放在经济学系的办公室「拍卖」。没有拍卖官；每本刊物都夹着一张纸，请有意购入该刊物的人把自己的姓名和愿意出价若干写在纸上。价高者得，自己心中的价格不够纸上别人所出的高，当然知难而退，不用出价了。
我和好些同学都好奇，看看每本刊物的出价如何及出价人数多少。有些不见经传之作，无人问津，也有一些仅「出」几毛钱的。名著如凯恩斯的《通论》、马歇尔的《经济学》、费沙的《利息理论》等，出价者总有好几位，而价格也相当可观。但令人最瞩目的，是一本一九五八年新出版的杂志——《法律与经济学报》。这是芝加哥大学法律学院出版的刊物，五八年初版，每年只出一期，每期印行不及五百本。
拍卖中的那本初版《法律与经济学报》看来很残破，显然被不少人翻阅过。旧的学报从来不值钱，但这本貌不惊人的旧册子，出价的竟然有二十多人；新的原价二元，我要出价二十五元才能买到破旧的。在那时，二十五元是可观的数目了。当我「中标」后，从钱包里掏出那二十五元交给经济系的女职员时，她好奇地望着我说：「我们办公室里的人都等待着，很想看看哪位好汉赢得这本残破的学报。」
是的，早在一九六一年时，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研究生，就懂得抢购这本后来具有革命性影响力的学报，但当时没有几间大学曾经听过它的名字。
事情是这样的。佛利民太太的哥哥戴维德（A.Director），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一个主要思想家，其智力与深度决不在佛利民之下。戴氏只有一个哲学的学士衔头，绝少发表文章，在芝大的法律系任教，教的却是经济。与他相熟的高手学者，无论是法律系的还是经济系的，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戴氏既不著书立说，也不喜欢教书。他喜欢阅读，沉默寡言，但一开口说话，旁边的人都静下来细听，好像怕走了宝似的。
只有世界上最高级的学府才能容纳像戴维德这样的人。如果在香港大学，他连助理教员的职位也不可能得到，更不用说讲师了。然而，当时戴氏在芝大，既不写文章也不愿教书，同事们就得找点适当的工作给他干。法律学院院长于是想到了办一本法律与经济合并的学报，请戴维德作编辑。
不过戴氏对此也不感兴趣。他认为一般的学术文章都不值得发表；而一本刊物要靠大学津贴资助，没有市场的需求，是浪费资源，不办也罢。但是，他觉得自己除了日夕在思想上下功夫，对校方没有多少可以量度到的、具体的贡献，也就不好意思推却这编辑的职位了。
戴氏作学报编辑的作风自成一家，成为佳话。他很少约稿，从不催稿，永不赶印，绝不宣传。每年只出一期的学报，今年应出的往往迟到下一年才面世。但一九五八年底所出的第一期，十篇文章篇篇精彩，识者无不拍案叫绝。因为只印数百本，内容很专，很深入，只有对真实世界有兴趣的人才重视，所以知道的人不多，订阅的更少。要不是艾智仁等人在我进入加大研究院之前把那学报赞不绝口，我不会从同学那里常常听到它的名字。
高斯（R.H.Coase）曾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他是在那里取得学士的。学士毕业的前一年，仅二十岁，他获得一项游历的奖学金，到美国一游，路经芝加哥大学时，曾走进奈特（F.H.Knight）的课堂上听了几课，若有所悟，写了一篇题为《公司的本质》的文章，不过等到六年之后——一九三七年——才发表。这篇文章很有名，但其巨大的影响力，要到四十年后才发挥出来。一个二十岁的青年，竟然可以写出一篇四十年后在经济学上具有革命性的文章，可说奇哉怪也。
取得学士之后，高斯曾先后在两间英国大学任教职，一九三五年转回伦敦经济学院任教，一九四五年发表过另一篇颇为重要的文章。一九五一年，要赴美国谋生，没有博士衔不好办，他就以几篇文章申请，获得伦敦大学的名誉博士衔。戴维德曾在英国与高斯有一面之缘，也就替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认识戴氏的人无不重视他的意见。于是，高斯一九五一年抵美后在水牛大学任教，一九五八年再转到维珍尼亚大学去。这一切并无什么特别之处；那是说，在当时，高斯的学术生涯显得平平无奇。
（二）
一九五八年末，戴维德的《法律与经济学报》出版了。艾智仁在洛杉矶的加大阅读后，向人极力推荐，从此影响了我的半生。刚到维珍尼亚大学任职的高斯拿起来一看，觉得很有意思，便在一九五九年寄给戴维德一篇长文，题为《联邦传播委员会》。主编的戴氏一读来稿，惊为「天」文，就把它发表于一九五九年那期学报的首位，面世时已是一九六○年了。我在一九六二年才有机会拜读，钦佩得五体投地。即使今天，我还是觉得那样好的经济文章是绝无仅有的。
有趣的是，高斯的《联邦传播委员会》的发表，并不容易。虽然戴维德认为是天才之作，但当时芝加哥大学的众多经济学高手都说高斯的论点是错了，不修正就不应发表。戴氏将所有的反对观点向高斯转达，高斯坚持己见，不认为是错的，「死不悔改」。
这样书信来往好几次，到最后，高斯回信说：「就算我是错吧，你不能不承认我错得很有趣味，那你就应该照登可也。」戴氏的回应是：「我照登无误是可以的，但你必须答应在发表之后，你要到芝加哥大学来，作一次演讲，给那些反对者一个机会，亲自表达他们的反对观点。」高斯回信说：「演讲是不必了，但假若你能选出几位朋友，大家坐下来谈谈，我倒很乐意赴会。」
后来在六○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戴维德邀请了佛利民（七六年得诺贝尔奖）、史德拉（八二年诺贝尔奖）、夏保加（A.Harberger，福利经济的首要人物）、贝利（M.Bailey，理论高手）、嘉素（R.Kessel，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学天才，医学经济的创始人）、麦祺（J.McGee，垄断理论的重要人物）、刘易斯（G.Lewis，劳工经济的首要人物）、铭斯（L.Mints，理论高手）。加上戴维德及高斯，经济学的讨论从来没有那样多的高手云集。
这是经济学历史上最有名的辩论聚会。辩论是在戴维德的家里举行。戴氏在家里请吃晚饭。饭后大家坐下来，高斯问：「假若一间工厂，因生产而污染了邻居，政府应不应该对工厂加以约束，以抽税或其它办法使工厂减少污染呢？」所有在座的人都同意政府要干预——正如今天香港的环保言论一样。但高斯说：「错了！」跟着而来的争论长达三个小时，结果是高斯屹立不倒。
多年以后，当时的在场者各有不同的观感。史德拉对我说：「那天没有用录音机，是日后经济史上的一个大损失。争论到半途，米尔顿（佛利民）突然站起来，舌战如开枪乱扫，枪弹横飞之后，所有的人都倒下来，仍然站着的就只有高斯一个人。」嘉素对我说：「经过那一个晚上后，我知道高斯是本世纪对经济制度认识得最深入的人。」
麦祺对我说：「当夜是英国的光荣。一个英国人单枪匹马，战胜了整个芝加哥经济学派。当夜阑人静，我们离开戴维德的家时，互相对望，难以置信地自言自语说：我们刚才是为历史作证。」
高斯本人呢？他差不多给那个奇异的辩论会吓破了胆。他告诉我：「当夜我坚持己见，因为怎样也不曾想到我可能会错，但眼见那么多高手反对，我就不敢肯定了。到佛利民半途杀出，他的分析清楚绝伦，我才知道自己大可安枕无忧了。」
是的，芝加哥学派之所以成为芝加哥学派，说到底，不是因为外间所说的，他们反对政府干预或支持自由市场，而是因为历久以来，那里有一些顶尖的思想人物，对真实世界深感兴趣，客观地要多知一点。芝加哥学派在那一夜之前早已闻名天下。但那天晚上，辩论开始时反对高斯的人都是赞成政府干预污染的。高斯反对政府干预污染胜了一仗，然而，他却是赞成政府干预的伦敦经济学派培养出来的。
那天晚上的大辩论，今天在经济学界内，时有所闻。那么，他们辩论的究竟是些什么呢？
（三）
《联邦传播委员会》这个毫不起眼的文章题目，引起了多个顶尖高手大辩论，跟着促成了经济学上有名的「高斯定律」，而这定律使举世开始明白私有产权的重要，间接或直接地使共产奄奄一息，改变了下一代的民生——这样说，可能是夸大了一点，但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是这样想的。
高斯的《传播》文章，说起来，是日积月累的结果。他自一九三七年发表了《公司的本质》后，研究的兴趣都集中在专利或垄断权那方面去。他特别感兴趣的，是由政府保护或创立的专利权；在英国任职时，他考察过邮递、广播等行业。他的调查一向都很详尽，很细心。提不起劲去读他的文章的人，会觉得沉闷，没有新意。但为了好奇而读的，就会觉得他学究天人，是多个行业的专家。若读者不厌其详，细心地读，就会发现高斯的文章在几页之中往往有一两句很有创见、令人耳目一新的话。
一九五一年转到美国任职后，高斯的兴趣还是政府创立的专利权。既然他曾经研究过英国的广播专利，到了美国，他就很自然地转向美国的广播专利那方面去。在美国，所有的传媒——电台、电视台、电话、刊物等——都是由一家权力极为庞大的政府机构管辖的。这家机构的名字是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ission（联邦传播委员会）。高斯当然要对这机构考查一下。没有谁会想到——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这一查，就改变了二十世纪的经济学！
高斯对这「委员会」的首要问题是：这机构的庞大权力，从何而来也？他追寻历史，得到很清楚的答案。在本世纪初期，美国东岸的渔民驶船出海捕鱼，一去就是好几天，家里的人与他们联络——报平安，更重要的是通知渔船飓风之将至——是要靠收音机的。但假若两艘或多艘渔船同时用同一的收音频率与岸上的家人对话，那么声音就会在空间乱作一团，使对话听得不清不楚。
后来用收音机与陆上对话的船只越来越多，各频率乱搭一通，弄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更甚者，有些好事之徒，为了过过瘾，乱用频率，向渔船广播错误的天气讯息。这样的情况当然不能容忍下去。
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的前身，是个很小的委员会机构，设于一九二七年，用以管治播音频率的使用，有系统地控制收音混淆的情况。有了这成功的一页，小小的委员会，其权力变本加厉，从一九三四年开始扩展到美国所有的传媒及通讯各方面去。
本来是明显不过的、要一个近乎政府的机构来管辖的事，高斯却认为是多此一举！他认为「收音」在空间弄得一塌糊涂，是因为频率没有明确的、清楚的权利界定。问题的所在，是由于频率不是私产，若没有管辖，谁都可以任意使用，岂有不乱七八糟之理？假若每个频率都被界定为私有的产权，那么越权侵犯的人就会被起诉。如果所有的频率都成为私产，那么没有频率「在手」而又要使用的，大可向频率的拥有者租用。市场于是发挥作用而大显神威，把空间频率乱搭一通的混淆「整理」得一清二楚，而价高者得的方法，可以使频率的使用转到愿出高价者的「手上」去。
在《联邦传播委员会》一文内，高斯说了一句当时少人注意，但其实是石破天惊的话。他说：「清楚的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原文是：The delineation of rights is an essential prelude to market transactions。）后来举世知名的高斯定律，简而言之，只不过是这一句话。
不要以为这话很肤浅。在今天，有好些经济学博士还是对它不大了了。也是在今天，整个北京政权都不明其理。清楚的权利界定是私有产权。北京的执政者一方面要保持公有制，另一方面要发展市场，怎会不互相矛盾，前言不对后语呢？
是的，产权的问题在经济学上早有悠久的历史，但从来不受重视，而说及不同经济制度的著作，在高斯之前很少是以产权的不同为核心的。自古以来，在法律上，产权的讨论大都是以地产（不动产）为主题，牛、羊等「可动产」次之。高斯奇峰突出，以看不见、摸不着的广播频率来论产权，引人入胜，触发了经济学者的想象力，而频率的混淆是侵犯产权的结果，因而很自然地就带到污染的问题上去。污染是产权混淆的问题，这一提点，使我们对世事要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
（四）
芝加哥大学的众多高手，当年反对高斯在《联邦传播委员会》一文内的分析，倒不是因为高斯认为把播音的频率私产化就可以解决问题。（私有产权有起死回生之力，芝加哥学派怎会不知道，虽然他们以前可能没有想到看不见、摸不着的播音频率，也可以界定为私产。）他们反对高斯那篇文章，是因为作者把频率公用的混淆一般化，伸展到他们认为政府必须干预的例子上去。
高斯认为，频率公用的混淆效果，与任何资产公用的效果相同。他说：一块地用来种植，同时又用来泊车，其效果与频率乱搭同样的一塌糊涂。他于是指出，泊车的人损害了种植者，要前者赔偿后者可能是错的。如果为了要种植而不许泊车，那么种植者岂不是也损害了泊车的人？那么种植者是否要赔偿泊车者的损失呢？工厂污染邻居，要工厂赔偿给邻居吗？还是要邻居赔偿给工厂，请工厂减少污染？高斯也认为，说不定工厂污染越甚，对社会可能贡献越大！
以上关于泊车与污染的论点，在三十年前听来，实在不容易接受。这是因为：那时所有的经济学者都同意，「损人」的人要被约束，但却没有谁想到，损人的人被约束，就是被「被损」的人损害了，所以应该被约束的也可能是被损的人。科学的进展就是那么奇妙。一个在原则上相同但在性质上不同的例子，可以使分析者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同样的问题。这个新角度可能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新天地，以至后来整个科学观念都改变了。
高斯当年鸿运当头！他为了追寻《联邦传播委员会》的起源而一脚踏中千载难逢的例子：一个公用的播音频率，使大家的收音混淆不清，是谁损害了谁？答案显然是：你损害了我，我也损害了你。要约束哪一方？答案是：任何一方也行。应该是谁赔偿给谁？答案是：要看谁有使用的界定权利。以为泊车者或污染者是损人而不是被损，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矣！
在戴维德家里的大辩论，其终局是使每个参与的人恍然而悟：频率乱搭既然是产权的问题，那么污染也是产权的问题了。工厂是否有权污染邻居？邻居是否有权不受污染？权利谁属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业主」，要有清楚的权利界定。一旦界定了，是工厂的也好，是邻居的也好，污染的「多少」就可用市场的交易来解决；而不管权利谁属，只要被界定了，在市场的运作下，其污染程度都是一样的。高斯定律就是这样简单。
高斯告诉我，当他那天深夜离开戴氏之家时，他已成竹在胸。回到维珍尼亚大学之后，他答应戴氏给后者主编的学报写一篇澄清他有关那夜之分析的文章。这篇名为《社会耗费问题》之作，石破天惊，是本世纪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经济学作品。文章很长，不同而又类似的实例很多，反映出高斯治学之博、之深。该文当然被戴维德采为一九六○年那一期学报的首选，但面世已是一九六一年了。
根据高斯的回忆，由于要赶六○年那一期，时间急迫，他写好了一节，就先寄那一节给戴维德，分节寄出，希望戴氏能有多点时间编排该稿。这样分节而写，分节而寄，节与节之间的连贯性较弱，但每节较一般文章的章节有较大的「独立」性。高斯把最后结论那一节寄出后才知道，原来戴氏对他写该稿时的赶、赶、赶漠不关心。戴氏认为，好文章通常要多花时间写，不赶也罢；假若高斯的稿迟三几年才写完，他六○年那一期大可等待下去。这样的编辑，在市场上是必遭解雇的，但在学术的高处及态度的认真而言，戴维德是无出其右的编辑了。
那时《法律与经济学报》是有稿酬的（现在没有了）。我曾问戴维德，高斯《社会耗费问题》的稿酬是多少？他喟然兴叹，说：「那时校方明文规定，不管文章高下，每页稿酬相等。假若我有权按文章的重要性来发稿酬，我会将全部可用的稿酬送给他！」
一九六○年的《法律与经济学报》只印了五百本。后来该期的需求量每年激增，就重印了好几次，十多年后还要重印。世界上似乎没有哪一本杂志或学报有这样的经验。
（五）
不少经济学者都知道，高斯曾不断地申诉过：读者不明白他的文章。但一般读者却认为，高斯的文字好得出奇，明朗之极。已故的庄逊（H.Johnson）是文字操纵自如的大名家；他曾告诉我，高斯是百年仅见的文字高手。但为什么高斯认为别人看不懂他的文章？我觉得他并非过于敏感，而是他的思想深不可测，明朗的文章读来似浅实深，使很多不真正明白其意的人以为自己明白了。
我是由一九六二年起细读他的《社会耗费问题》的，一次又一次地读了三年，期间每读一次后静静地思索，思索后又再读。后来我写佃农理论时，没有引用他那篇鸿文，因为执笔时没有想到自己的理论与高斯定律有什么关系。若干年后，庄逊、萧伯保（E.Silberberg）、华特斯（A.Walters）等人在他们的书中介绍高斯定律时，都不约而同地以我的佃农理论作为该定律的应用规范。这可见有时影响越深，受影响的人反而越不知情。
一九六七年秋天，我到芝加哥大学任职，重要的事当然就是拜访高斯。戴维德要退休，他所编的学报得另聘编辑，高斯显然是最适当的人选。一说即合，高斯是在一九六四年转到芝大去的。六七年的秋季开课后几天，到该校的法律学院去找高斯，我与他素未谋面；战战兢兢地走进他的办公室里，自我介绍：「我是史提芬，艾智仁的学生，曾经花过三年的时间读你的《社会耗费问题》。」这段话其实我已准备很久了。
说了这些话后我才打量高斯，只见他头发斑白，服装古老，戴着眼镜，「正襟危坐」于桌前阅读。室内的书籍很多，一套一套地放得很整齐。他听我那样说，好奇地抬起头来，问：「我那篇文章是说什么的呀？」我一时语塞，心在想，那么长的文章，从何说起？过了一阵，我还是勉强地答了一句：「你那篇文章是说合约的局限条件。」他立刻站起来，高兴地说：「终于有人明白我了！你吃过午餐没有，我们不如一起吃吧。」
就这样，高斯和我成了好朋友。两年后我离开芝大，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职时，久不久就接到一些不相熟的经济学者的长途电话或来信，说高斯要他们问我，关于他某篇文章如何解释。回港后数年——两年多前——一位美国教授途经香港，告诉我如下的故事。高斯曾到他们的大学演讲，听众济济一堂。在演讲中高斯直白地说，引用他的思想的人都引用得不对。到了发问时间，一位听者问道：「当今之世，有没有一个引用你的思想的人是引用对了的？」高斯回答：「只有张五常。」
这个故事在美国不胫而走，使我受宠若惊。然而，这点惊喜得来不易。我不仅花了三年工夫读高斯一篇文章，而在芝大的两年间，大家在校园漫步时，他不断和我细说他思想的根源。我和他没有师生之名，但倒有师生之实。外间误以为我是他的学生，他从不否认，我也从不否认。
拜师或拜友求学，我所求的有点与众不同。从传统的教与学那方面看，我是个不受教的人。假若一位老师转述某一篇文章，不管说得如何精彩，我的脑子多半会想到其它事情上去。就算老师精辟地批评那文章，我也会想；文章我自己可以读，读时有自己的观点。于是脑子又魂游去了。这样的学生还获得那么多的明师教导，可算奇迹。
是的，我求学的主要兴趣不是求教，而是想知道一些重要的思想是怎样形成的。艾智仁吸引我，是因为我要知道他那天马行空的思想从何而来。后来我发现他有了高度的分析能力，还能保持着小孩子般的发问本领——那我就跟着他过过瘾，天马行空起来。我向赫舒拉发所学的是另一套功夫。他的思想只有几个很简单的步骤，要是拜他为师的人能细心地体会，会很容易学上手。
高斯对我的吸引更有另一原因。我认为他是本世纪最具创新能力的经济学者；他的每个思想，不管是对还是错，总令人觉得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我于是决定追寻他思想的来龙去脉。我有两年的时间跟他在一起。差不多每次倾谈时，我都问及他某个思想的根源与其后的发展。知道了他思想的发展历史而再去读他的文章，所领悟到的就大为不同了。高斯认为我是他的衣砵传人，显然是因为我曾经研究过他思想的来龙去脉，所以读他的文章时我可以循其「龙、脉」而读「到」文字之外的含义上去。
是的，高斯的文章写得很清楚，但我们如果仅仅欣赏他明朗的文字，就往往不能体会到他思想的深处。
（六）
与高斯在芝加哥的校园内漫步，有时连大家上课的时间也忘记了，那是我对芝大最温馨的回忆。我们在午餐研讨时，时间似乎过得特别快，转眼就几个小时的了。
高斯的思想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对任何问题，他似乎是先有答案才试作分析的。这与佛利民刚好相反。当我向高斯提出某个观点，他就用预感作回应：「你似乎是对了」或「你似乎是错了」。问他一个问题，他的脑子好像在空中随意抓一下，拿出一个往往令人莫名其妙的答案来，然后再加以分析。这样纯以预感为先的思考方法，其预感可能会错，但创意的确超凡！当然，一个可取的创见，通常是必须通过慎重的分析和要有逻辑支持的。
高斯的创见有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我认为他有那样的本领，是因为他先以预感，作了结论，然后才加以分析。与此相反的是，我在加大研究院时的另一位老师——即后来变得大名鼎鼎的普纳（K.Brunner）——才智过人，为逻辑学的高手。普纳有一个原则：未经慎重的逻辑推理的，不应该有任何结论。从推理的严谨那方面看，高斯不及普纳，但若以创见言高下，则后者远逊于前者了。
除了创见超人外，高斯的脑子还有两样过人之处。其一，他在推理时一般化的能力很强。任何人提出任何稍有趣味的论点，他就往往可以立刻举出同类的论点或例子来论证。更有趣的是，假若与他讨论的人举出多个不同的例子来，他就返璞归真，将不同的例子归纳到同一例子上去。他曾经对我说：「我这个人不可救药，因为任何人提出任何例子，我都想到马铃薯那里去！」很明显，推理一般化既要分其异，也要求其同，而高斯的确有这种天赋的本领。
其二，对哪一个思想是重要或不重要，高斯知其然而不管其所以然。Demsetz与Kessel都曾对我说，没有谁对一个思想的重要性能比高斯有更敏锐的触觉。我曾经问高斯：「大家都同意你对思想的重要性很敏锐，但究竟你自己怎样判断一个思想的重要性呢？」他回答说：「我从来不作这样的判断，只是觉得一些观点很有趣味，很有意思。」这是个可信的答案。是的，高斯的趣味感很强烈。自己感兴趣的，他就立刻投入地参与研讨，可以日夕不断地花几个月的时间；自己不感兴趣的，他就连听也懒得去听。
思想的兴趣所在，刚好与思想的重要性吻合，这样的人是学术上的天之骄子。这好比一个天才的导演挑选未入门的演员，不须以什么准则来衡量，只凭敏锐的感觉挑选；而被他认为是好演员的，将来的观众也有同感。在美国汽车行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这样的人：他们一看某辆新车的设计就知道将来市场的销路是好还是坏，虽然当初很多行家不同意，但结果却证明是对了。
跟高斯结交，畅谈经济，我很快就意识到他的兴趣所在，因此在倾谈时我往往谈些他感兴趣的事，这样大家便谈得很投机。我并非有意使他开心——认真的学术讨论是没有「擦鞋」这回事的——而是倘若我对高斯提出他认为是「枯燥」的事，他会置若罔闻，根本不可能谈得出什么。对他来说，经济学可分两类。一类是「黑板」经济——那些在黑板上推理及求证的；另一类是「真实世界」经济——那些以现实观察为大前提的。高斯对前者毫无兴趣，而在他感兴趣的「真实世界」经济中，他对那所谓宏观经济的现象漠不关心。换言之，只要我能对他提出一个在有关货币之外的现象，说及一点分析，他就兴趣盎然，锲而不舍地追问下去。
高斯还有一个怪癖。在一方面，他对传统经济学——例如马歇尔的经济学——很欣赏；但在另一方面，有不少众所接受的传统概念，他认为毫无用处，避之惟恐不及！例如，他认为「功用」（Utility）这个有悠久发展历史的概念得个「讲」字，是「空空如也」的那一种，对经济学有负面作用。又例如，经济学上的「均衡」（equilibrium）概念，他认为是浪得虚名，半点用途也没有。至于什么「长线」与「短线」的分析划分，他更认为是无稽之谈！
能够将这些在传统上根深蒂固的热门概念视如粪土，而还能成为一个大宗师，其独立思考的能力之高，的确是绝无仅有。更妙的是，这些他看得一文不值的概念，都与马歇尔大有关系，但高斯对马歇尔推崇备至，视若天人！不同意，反对其概念，却对其学问尊敬万分。这是欧美学术上的最佳传统了。不知炎黄子孙有几人能有这样的胸襟？
（七）
在芝加哥大学的两年中，我私下里与高斯研讨过的问题，其中一部分是关于我自己的研究工作，求他指导。那时该校的出版社已决定把我的《佃农理论》一书出版。我从未跟高斯谈及此稿的理论——凡是写好了的文章，我通常不愿再谈。但受了高斯的影响后，我在该书内补加了一章，是关于合约的选择的。本来我在论文内已谈到这个问题，但高斯给了我新的启发，使我决定将几页纸的讨论增加到数十页，成为独立的一章。
既然可以独立成文，我就把那一章改写，后来（一九六九）在高斯接编的《法律与经济学报》上发表。该文的题目是《交易费用、风险，与合约的选择》。初稿是一九六八年初在芝加哥大学写成的。在校内传阅了几天后，史德拉打电话给我，简单地说：「你那篇文章很有意思，下星期四是吉日，那天下午你要到我们的研讨会上来讲述一下。你可能不用说什么，因为在座的听众到时都会先把你的文章读过了的。」
芝大的研讨会——他们称为「工作室」（Workshop）——举世知名，每星期都有五个这样的「会」，每个会有不同的学术范围。其中最有名的是佛利民的货币研讨会与史德拉的工商组织研讨会。佛利民的比较特别：他的「工作室」是「闭关室」（Closed Shop），因为一个学年内不打算在他那里提供一篇文章的人，就不能参加。史德拉的却是「开放室」（Open Shop），任何人都可以参加，但到场之前必须把文章读过。这些研讨会没有学分，算不上是课程，除芝大外，没有任何高级学府真正地成功过——长久地有多个热心的参与者——更何况芝大每星期有五个之多。
它们从不间断。参与的人都必定事前有所准备，而提供「论」稿的人可以藉此机会而获益不浅。史德拉主持的研讨会以「残忍」知名！在座的经济学教授与研究生参半，讲者可先作十五分钟的讲话，跟着的两个小时，听众就「大开杀戒」，没有人会手软的。我曾经见过一位外来的名学者，在史氏的「会」上被听众杀得片甲不留，面红耳热，差不多要哭出来。听众中有一位看不过眼，就大声对那位外来学者说：「在我们这里你不能坐以待毙，你要反攻啊！」
话虽如此，能被邀请到史氏那「室」中讲话的，是一种光荣。我到芝大不到半年就得到史氏亲自邀请，喜出望外，心想，我那篇文章实在不错，你们再「残忍」也应该手下留情。到了该星期四的下午，我较早到场，大有关云长单刀赴会之感。那个研讨室的设计有点怕人。提供文章的讲者坐在最低之处，听众的座位高高在上，环绕着讲者。虽然初生之犊不畏虎，但我先到场，听众还没有来，坐在讲者的低位，向上环视一周，内心凉了一截！
听众准时到达。来的三十多人，有一半是当时大名鼎鼎的高手。这使我想起某电影中以婴儿祭神的故事。高斯是最后进场的人。他选取了一个最近我的正中座位，对我微微一笑，点点头，示意嘉许，使我感到一点暖意。艾智仁刚到芝大来访问，也在座，但他带着些读物，坐在远处翻阅，没有看我一眼。
史德拉首先说话，简略地介绍了我，说我只有十五分钟的「引言」时间。我开始讲话了：「这篇文章是我研究佃农理论的副产品。那理论的结论，是在资源的运用上，佃农合约与其它合约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就不能不问为什么会有不同合约的选择。我的佃农理论与前辈的不同，可能是因为在开始推理时我没有拜读前辈的著作。」只说了这几句，史德拉就大声说：「这证明洛杉矶加大的老师没有好好地教你经济思想史！」众人都知道他是在说幽默话，于是哄堂大笑起来。
我正要说下去，但人们一见史氏开了口，就急不及待地发问或批评了。幸而，每一问题或批评都有人替我响应。在两个多小时的热烈争辩中，我自己除了开场说的几句话之外，就再没有说过什么了。替我辩护最力的是史德拉与艾智仁。在整个过程中完全没有发言的，是高斯与戴维德。
讨论会之前，我为此而失眠数夜，但到头来只听到他人争论两个多小时，闹得乱哄哄的，究竟我的文章是否被认为有点价值，就难以判断了。第二天，在午餐厅里遇到戴维德。我当时跟他不熟，只知他是我的前辈，他的声望如雷贯耳。戴维德忽然走到我的身边来，轻声地说：「你昨天那篇文章，是几年来我读过最好的一篇了。」他说完没等我回应就跑开了。我呆了一阵，掏出手帕，掩饰地抹抹快要流下来的眼泪。
（八）
能有机会与高斯讨论自己的研究工作，得到他热情的协助与鼓励，是我在芝加哥大学时的重要收获。事实上，整个芝大学术气氛的浓厚，思想创新上的紧张刺激，是我生平所仅见。我当时觉得，而今天也绝不怀疑，六十年代的芝大在学术上是处于至高之处。那里的经济学系、商学院与法律学院，三者打成一片，高手云集，每天的学术「节目」忙得不可开交。午餐之聚成为一种研讨会议，而晚上的酒会也是如此。
作为一个博士后的初级教授，我在芝大时其实是个学生。争取知识与思想启发的机会那么多，我从早到晚可说疲于奔命，晚上的酒会（每星期总有一两次为来访的学者而设的）散后，带着睡意回到住所，稍事休息，又得坐下来工作了。在经济学的历史上，似乎只有两个年代，两个地方，有那样热闹的思想「训练」所。其一是三十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其二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我由六七至六九年在芝大，能身历其境地躬逢其盛，算是不枉此生。
那时，该校经济系的系主任A.Harberger告诉我，以他之见，当时该学系之强史无先例！于今回顾，他那似乎大言不惭的判断，倒是中肯的。试想，当时佛利民与史德拉如日中天；舒尔兹（T.W.Schultz）宝刀未老（虽然其后要过好几年才能拿得他的诺贝尔奖）；已故的H.Johnson其时还在芝大，旁若无人；R.Mundell（供应学派的鼻祖）要到一九七○年才另谋高就；Z.Griliches与R.Fogell在一九六九年才转往哈佛；H.Uzawa也是在该年锦衣日行，回到日本工作。在今天，这些世外高人已是老的老，死的死，去的去矣！
这样鼎盛的阵容，其实只是当时芝大经济学家中的一部分。在商学院内，A. Zellner与H.Theil是经济统计学的大宗师；E.Fama与M.Miller正在把今天的大行其道的财务投资学发扬光大。在法律学院，则有高斯与戴维德坐镇。当时的无名小卒有R.Zecher、W.Landes、R.Parks、D.McClosky、E.Diewert、A.Laffer（拉发曲线的拉发），与张五常。很不幸，贝加（G.Becker）在我离开芝大后才加盟。要是他早到一年，我就更可夸夸其谈了。
是的，在芝大时，差不多每一个同事都可以是我的老师。这样的求学际遇，天下间到哪里去找？在那众多的亦师亦友中，我最接近的是高斯，他很愿意在我的思想上花时间，而我对真实世界的兴趣与他相同。我当然希望他能引导我的思想，但在另一方面，他那不知从何而来的创见着实吸引我。我从小对一个思想的形成就感兴趣。于是，和高斯在芝大校园漫步时，我不厌其详地追寻他思想的根源，而他也不厌其详地回答。
我当时对高斯的创见中特感兴趣的，可不是那后来闻名于世的高斯定律，而是他早期的公司理论。公司（或商业机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有公司的存在？公司作用何在？这些大有意思的问题，是奈特在二十年代时发问的；到了今天，我们不仅还在提出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整体，是经济学在七、八十年代时最热门的话题。这些话题之所以在今天频频出现，说起来，倒不是因为奈特，而是因为高斯在一九三一年写成，却发表于一九三七年的那篇《公司的本质》。
该文真可说一篇奇妙之文。第一次阅读，似乎清楚明白，但多读几次，就不大了了。再读，就觉得深不可测。我读了十多次后，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看法：高斯执笔写此文时只有二十岁，他当时思想还不够成熟，因为「公司」是真实世界的事，二十岁的青年不可能有深入的体会。另一方面，在认识高斯之前我早已肯定：奈特以风险来解释公司的存在不可能对，而高斯以交易费用作解释则不可能错，问题只是哪一种交易费用起了些什么作用而已。
在芝大的校园里，我重复又重复地问高斯，他在一九三○年与三一年时，每一个月主要在想些什么。幸运地，他收藏了不少他当年的书信与笔记；为了回答我的问题，他就重温私人的「档案」，一点一滴地告诉我。有时「档案」有所欠缺，大家就按着「上文下理」，推敲缺少了的究竟是什么。
我依照高斯那时的思维进展来继续我对公司的研究。从一九六八年至八二年这十四个年头，我或断或续（续多于断）地想着有关公司本质的问题。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认为高斯昔日的鸿文有错漏的地方。二十岁写的经济文章，纵是天才绝顶，错漏难以避免。
后来在一九八三年，我为高斯的荣休发表了《公司的合约本质》。那是我认识高斯十七年后之作。受了他的感染，我在「公司」这个题材上想了十多年。该文一气呵成，是自己认为满意之作。我的主要结论是：我们无从知道公司为何物；高斯所说的公司，只不过是另一种的合约安排；这种安排是为了要节省产品议价的交易费用。
高斯读了该文后，给我一封信，说：「你那篇文章是我多年来能学到一点东西的唯一文章。但我不同意你的一个结论。你说不知道公司为何物，我却认为是可以知道的。」
很可惜，该文发表之后我没有再见过他。他认为知道公司为何物，却没有对我解释是什么。书信来往了好几次，大家都得不到同意的结论。
（九）
古语云：「结友需胜己，似我不如无。」这句话有待商榷。另一方面，我觉得任何人都有胜我的地方，所以只要大家谈得来，任何人都可成为朋友。朋友教了我很多的事，虽然他们往往不知道。假若教我的人都是老师，那么所有的朋友都是老师了。从狭窄一点的角度看，真正的老师还是那几位对我的思想有深远影响的人。这样的老师不用多——一个好的也已足够——但起码一个还是需要的。
对我思想有深远影响的人中，以世俗的「正规」观点而言，有几位算不上是我的老师，但他们——像高斯与佛利民——既然不否认我是他们的学生，那我就引以为荣地不加以反对。我没有选修过艾智仁与赫舒拉发的课，但他们认为我是他们最好的学生，我就乐得徒以师名，高举他们的名字，在行内过瘾一下。
这些是无关宏旨的趣事。重要的是，正规的老师也好，半师半友也好，我能从他们的思想中得到新的启发，有所领悟，那就是人生乐事也。有了这些启发与领悟不一定可以赚到钱，或足以谋生，但可使学者在思维上进了一个新境界、新天地，觉得自己平添一份生命力，比丰衣足食重要得多。「人为万物之灵」，这句话可真不错！现代的人类学者大都同意，撇开《圣经》不谈，有思想本领的生命，是数十亿中无一的机缘巧合。若如是，思想的生命岂非比肉体的生命重要得多？而那些压制思想、搞什么「思想教育」的制度，岂非人类引以为耻，值得我们鄙视的？
我曾说，屡遇明师。从人类学那方面看，那我就是天之骄子了。举一个例。经济学上的「均衡」究竟是什么？高斯认为这概念乏善可陈，可有可无；艾智仁认为「均衡」是指有解释能力。在他们的启发下，我就加以推展而得到自己的「均衡」概念：所谓均衡者，是有足够指定的局限条件，使推理的人能建立可以被推翻的假说。我这个「均衡」概念，经济学的书本及文章从来没有那样说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自己觉得有一个新的领悟，使自己觉得生命多了一点意义。
举另一个例子。产权经济学——新的产权经济学——始于六○年代。众所公认，始创者有二人：高斯与艾智仁。而得到他们二人亲自教导的，天下间就只有我一个！这不是奇遇吗？去年英国出版的《New Palgrave》，是一本四大册的经济大辞典，其中关于高斯及艾智仁的文章，都是由我执笔的。一个学生有这样的际遇，不是很幸运吗？
我遇到高斯时，他已五十七岁了，没有孩子。他的全名是朗奴·高斯。一九七二年，我的儿子出生，想起没有孩子的高斯，我就替小儿取名为朗奴。高斯很高兴，不厌其详地问及他的情况。儿子逐渐长大，每隔一些时日，高斯就关心地问及他的发展。我的回应是，此朗奴与彼朗奴大有相同之处：想象力丰富，对事喜欢投入，有持久思考的耐力，但表面看来却是笨拙得很！高斯听后，更觉高兴了！
我还记得儿子出生时，以书信通知师友，他们一见「朗奴」这个名字，就哈哈大笑，知道是怎样的一回事。一位加州大学的教授回信问：「Coase（高斯）这个姓氏，若翻译成中文，是否与『张』字相同？」
很奇怪，迄今为止，彼朗奴没有见过此朗奴。几次的刻意安排他们会面，都因为碰上其它较重要的事情而取消了。今年八月，我将接受邀请到瑞典去，在当地五年一度的诺贝尔研讨会上，宣读一篇关于产权与交易费用理论的文章。瑞典那方面没有明言，但我意识到他们想为产权经济学颁发一个诺贝尔奖给应得者，希望我能对高斯与艾智仁的思想加以阐释，或品评一下，我当然感到义不容辞。
然而，对我自己来说，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高斯今年八十岁了，仍然没有见过我那个傻里傻气的儿子。他们相差六十二岁，神交已久的一老一少，还没有见过面。八月的瑞典之会，高斯也会去。他与贝加被选为我那篇文章的评论者。这恐怕是我儿子与高斯——相隔两代、互相关心的一老一少——的唯一会面机会了。我于是去信给瑞典诺贝尔委员会的一位主事人说，我那十八岁完全不懂经济学的儿子也要同行，躬逢其盛，而且希望能听到他父亲及高斯的讲话，可否破例将就一下？他的回答是，绝对欢迎，因为他早知道，除了朗奴外，还有另一位朗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