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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父亲的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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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父亲的赎罪

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动过无数次的念头,想要写一写他。确切地说,还在我刚会看书,可以动笔写几个字的童年,就有这样的冲动了。当时的我,只是觉得自己的父亲,跟别人的都不一样。只可惜那年月赶上了文革,课都不上,作文就都免了,后来即使有作文,也都是革命的题目,不像后来的小学生,动辄就被要求写自己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名叫张季高。我知道,按过去的规矩,别说子女,就是平辈人也不能轻易叫人家的名字的。人的名字,是留给长辈叫的。我的父亲有字,叫鼐卿,是祖父找人给他起的。父母在世的时候,母亲高兴了,就喊鼐卿。带点杭州腔的普通话,让人听起来像是“爱卿”。刚过门的嫂子,就十分纳闷,一次忍不住问我哥:你妈怎么老叫你爸爱卿?

我在还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的名字,已经满大街被人乱叫了。文革时期,所有带所谓历史污点的人,在劫难逃。父亲被打倒揪斗,用教过我语文的一位老师(他是大学生)的话说,是天经地义。一个国民党反动军官,居然混进场部机关,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实,他不知道,更早些时候,父亲待的机关更大些,在位于佳木斯的东北农垦总局。

父亲是浙江上虞人。我的曾祖,据父亲说,是个手艺人,银匠。做银狮子,一绝。闹长毛的时候,曾被掠进南京,为太平天国诸王打造银器。城破之前,幸运地逃了出来。到了祖父这一辈,就被送进钱庄做学徒。当年进钱庄学徒,是需要本钱的,钱庄票号非殷实人家的子弟不收。所以,曾祖看来还是有几个钱的。没准是拐了长毛的银器发了财,也说不定。

祖父学徒的钱庄,在上海,出徒之后,就在上海钱庄里做。慢慢升上去,越做越大,做到了好几个钱庄的董事。钱多了,就想开工厂。虽然投资失败,但到了父亲出生之际,家里还相当殷实。只是,祖父把剩余的钱财交给了在上海银行做职员的大伯打理,自己回到了上虞老家做乡绅。父亲在家里是老小,从小被养在乡下的乳母家,长到六岁才回来,但毕竟还是个少爷。

滋润的少爷日子,到了抗战爆发就结束了。侵华的日军,对江浙的扰害是最厉害的,烧杀抢掠淫,无恶不作。接二连三地逃难逃难,逼得父亲成了热血青年,一个人去投军打鬼子。当年兵荒马乱,他全然不知道,他那在日本航空士官学校学习的二哥,已经在中共地下党的运作下,投奔了延安。所以,他只是就近找到了忠义救国军。

忠义救国军在中国大大的有名,这要归功于样板戏《沙家浜》。但是,这支由军统建立的队伍,根本不像《沙家浜》里讲的那样,是一支汉奸队伍。正相反,忠义救国军打日本人的积极性特别高,特别热血,牺牲也特别大,当然战绩也不错。

《沙家浜》这样的泼脏水,也只能在戏剧里,在他们自己的历史书都不好意思这样写。后来,我在台湾找到了一些当年这支军队的资料,回来拿给父亲看,看得他老泪纵横,说他看到了好些老长官老同袍的名字,他们中的好些,当年就已经血洒疆场了。

抗战胜利后,他们的部队合并到赫赫有名的新六军(一支远征印缅的英雄部队),父亲随军开到了东北。到了1948年辽沈战役爆发时,父亲已经是一名少校军需了,随军驻扎在沈阳。战役结束后,新六军稀里糊涂就散了,父亲跟众多同袍一样,做了俘虏。胜利者给了他两个选择,一是回老家去,但路上死生由命。二是到黑龙江开荒,那里,已经有了一个军垦农场,1947年建的九三农场,实际上是个俘虏营。

父亲几乎想都没想,就按了第二个键,老老实实开荒去了。

此后,父亲一辈子都认为自己的确是做了反动军官,对人民有罪,并用自己的一生来赎罪。当年的北大荒,地老天荒,人少狼多。监管者和改造者之间,关系比较模糊,换言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亲。没过多久,父亲就因为玩命干活,得到了监管者的欣赏,被解放,成了农场的干部,得以发挥他的特长,善于处理数字,既可以做统计,也可以做会计。

这个时候,终于接到父亲来信的母亲,也带着我的大哥和大姐,从浙江老家,火车倒到汽车,汽车倒到马车,千里迢迢来到了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与父亲团聚,一家人住在一个当年的日本兵营的厕所里。这个上千人的俘虏营,母亲是第一个来找丈夫的妻子。多少年之后,父亲对我说,就凭这个,他一辈子都感激母亲。

即使成了农场干部,依旧是个干活的。当时的北大荒农场,异常的艰苦。农场所在地,都是黑龙江最荒芜的地方,千里无人烟。听妈妈讲,当年养鸡养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狼就住在屋子后面,稍不留神,家禽家畜就全数填了狼的肚子。

夏天的蚊子小咬(一种特别小的蚊子),多到成群结队,练蚊帐都挡不住。冬天零下40度的天气,是家常便饭。只要是住平房,还经常碰到这样的事,一早上醒来,发现门已经被大雪封上了,得推开窗户,爬出去把门挖开,才能出门。

其实,父亲也可以有别的选择。当年投奔延安的二伯父,已经做了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厂长,他要父亲到他那里工作。但是,父亲不肯,他做过反动军官,要赎罪。他相信,只要自己肯干,老实改造,终有出头之一日。

所以,在我和哥哥姐姐的记忆里,父亲就是一个公家人。没有休息日,总是在加班。家里什么事情,他都不管。那年月的北大荒,在农场的时候,每年的秋天,要把房子整修一遍,墙上抹一层沙泥,还要掏炕,把炕里的烟灰弄出来,否则就烧不热。垒炉灶,修火墙,做窗户上的棉罩。

更重要的,家里从做饭到取暖的燃料,都要从山上和沟里去搞来,打柴或者打草。这样的活儿,别人家都是父亲做,只有我们家,是母亲带着哥哥姐姐做。妈妈是个标准的能干的浙江女人,干什么都一阵风。一阵风一刮,家里什么都有了。

父亲算盘打得好,垦区之内没有对手,当年有人用机械计算器跟他比赛,结果败在他的手下。毛笔字写的好,但有用的着的,谁都可以找他。刻钢板刻得更好,但凡要出油印小报,就得找他。用复印纸誊写材料,他一次可以复制七层,别人三层就已经了不起了。

这样一些技能,在今天早就没有丝毫用处了,但是在当年的北大荒,还是一种了不起的技艺。所以,父亲总是很忙,有段时间,他既是农场的统计,又是会计。同时,农场的这些烂事,又都来找他。

都是替别人白干,干好了,人家可以当他的面,把功劳抢走,他笑笑,一声不响。干砸了,当面挨骂,也是笑笑,一声不响。那么些年,他替领导做的所有大事小事,功劳他一丁点份儿都没有,但有了差错,全都承担。这样的人,即使是反动军官出身,也没法让领导不喜欢。

那个时候,北大荒这种地方,人太稀少,天荒地老的,内地的政治运动,哪怕原本热火朝天的烧死人,到了这种地方,也就是个火星了。加上父亲这种人,口讷,一口上虞土话,即使说,人家也听不明白。成年累月,就躲在角落里干活,该他干的干,不该他干的也干。所以,一场场运动过来过去,他都没什么事儿。而且一直待在计划部门,接触的都是国家经济的机密。当年东北农垦总局的领导们,好像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文革前,父亲陪总局和农垦部的领导去黑龙江笔架山劳改农场视察,在那里,他居然见到了他新六军时的老团长。身为劳改犯的团长,在地下捡烟头。父亲见了,不避嫌疑,过去把自己身上的烟还有钱都塞给了他的老长官。由于是跟着大人物来的,看守们,也没有拦着父亲。回来之后,父亲唏嘘不已,工作,更加卖力了。

打记事起,我的家就在“城里”,先是在密山县城,然后是虎林县城,接下来在佳木斯。从九三农垦局,到了铁道部农垦局,然后是东北农垦总局。在佳木斯的时候,楼里面还有抽水马桶,虽然是几家合用,但比起下面的农场,已经相当现代化了。在总局里,吃的用的,都有下面的农场供着,相当不错。可是,父亲面对这些,总是感觉诚惶诚恐。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能待在这里,是因为自己能干,总把这些看成是领导对他的特别照顾。

这样的好事,到了1964年,终于结束了。中国政治,阶级斗争这根弦,是越绷越紧。1962年刚刚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