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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都“东西海”幼升小指南:买房离婚扔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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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都“东西海”幼升小指南:买房 离婚 扔孩子

文/马晖

6月13日,下午五点多,张元(化名)发来一条微信,“刚从乡政府出来,貌似希望很大”。虽寥寥数语,但“希望很大”四字,仍难掩其心底激荡。因为两天之后,就要决定他的女儿今年能否在北京上小学。

李婷(化名)则有另一番困惑,她是位北京母亲,儿子本来可以上一所知名小学,但是现在,并不是那么板上钉钉了。

闻风,北京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的负责人,这两年因持续关注北京小升初、幼升小的政策,在网络上声名鹊起,一场咨询会报名上千家长。他说,最近咨询他离婚的、监护人权益转移的家长多了起来,“这是以前没有的”。

1963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气象学家洛伦兹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这种现象,被命名为“蝴蝶效应”。

显然,最近几个月,北京市的义务教育领域正在发生一场类似“蝴蝶效应”的转变,这场转变从现有义务教育阶段入学途径调整开始,再到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化,最后指向了更大范围内的跨区域间的教育资源均衡。

很多人都被裹挟进这场转变当中,他们或喜或忧,但已很难抗拒汹涌而来的变革大潮,而北京的义务教育新版图,亦在这场变革中孕育生长。

卡住张元的社保

张元没想到,自己会卡在社保上。

他是河北人,2005年来京,自由职业者,以从事金融交易为生。张元在北京东部的朝阳区拥有一套住房。两个女儿,大女儿6岁,小女儿1岁多,太太在家全职照顾孩子。

今年五一节过后,他开始给已到上学年龄的大女儿办入学手续,突然发现,麻烦来了,一家人静谧的生活自此被打乱。张元居住的小区里有一所公办小学,条件虽一般,但他也不准备挑,“没想给孩子择校,只想就近读个学校”。

5月初,张元来到学校去咨询入学的相关事宜,学校负责人告诉他,等学校贴出报名海报,拿着借读证、房本、户口本直接过来就行了。

随后,张元到社区给孩子办借读证,在社区看到了一份名为《关于朝阳区开具外省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在京接受义务教育证明”办理相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要求家长带着五证到相应部门区提出审核申请,办理时间是4月25日至5月25日。

张元说,这张五页粉红色纸的通知书,他看了好几遍,尤其是上面关于五证的要求。

所谓五证,是指非户籍孩子想要入读北京公办校,家长必须要提供包括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在内的五份证明文件。

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底,北京上小学的学龄儿童总数达15.4万,其中有5.8万人是非京籍儿童。这些孩子要进入到北京小学读书,必须要出具包括五证在内的一系列文件。

然后,当张元在社区准备给孩子办理借读证时,社区工作人员要求他出示夫妻二人在京缴纳社保的证明。他一下傻了眼,根本没想到需要出具两人的社保。

“去年就是怕孩子上学出事,专门给我老婆在朋友公司那边挂了一个正规社保,缴了两年了,结果却栽在我的社保上。”张元说,由于他是自由职业者,其社保一直是在老家缴纳。

对于社区的要求,他不能接受,理由是《通知》里根本就没有提及“社保”两个字,更让他郁闷的是,他想补缴社保都不被允许。

张元觉得很委屈,“去年的小升初的情况我并不了解,但没想到要双方社保,这是往年没有过的,我今年没想到这么严。”

但事实上,从去年开始,为了应对外来人口不断膨胀的压力,包括朝阳、昌平在内的北京几个外来人口大区都开始实行“五证+双社保”的新规定。

有教委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公立小学容量有限,“五证”之外再要求父母双方出示“缴纳三险”的凭证,是控制外来人口涌入过多的一种“调控性手段”。

张元所居住的北京市朝阳区,在去年就明确规定,在办理幼升小借读手续时,“非农户口需缴纳三险证明”。

而在今年年初公布的一份名为《2014年外省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在朝阳区开具借读证明须知》中,也明确提出:

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有以下两种:适龄儿童少年父和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双方分别与用工(或聘任)单位签署正规的劳动(或受聘)合同;及学生的父和母双方(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京缴纳社会保险(放心保)证明。(需提交最近三个月的在京社会保险证明)。

显然,五证+双社保,成为朝阳区非京籍孩子入读小学的标配,张元触碰到冰冷的政策底线。

张元想要亡羊补牢,补缴社保,但社区并不允许,但他看到很多租房户在补缴税金后顺利拿到借读证,甚至有人采取假离婚的形式“搞定”了社保难题。

“有朋友两口子,像我家情况一样只有妈妈有社保,就办了离婚,孩子判给妈妈,这样就符合了政策要求。如果是这样,是不是跟补缴社保一样,离婚也要有个期限呢?比如,半年内离婚的不算。”张元苦笑着说。

这个中年男人猜测,政府提高门槛的做法,是因为今年入学人数要超过学校招生名额,必须要卡掉一部分去,以满足本区内户籍人口的入学需求。他注意到官方披露的一组数据,4月22日,北京市教委主任线联平做客城市广播“市民对话一把手”节目时透露:今年小学入学人数将达到17.6万人,比去年增加1万人。

“卡掉一部分可以理解,但是你卡掉一部分人,到底有没有标准?现在看,没有标准,或者说标准始终在变。”张元说。

类似张元的想法,并非少数。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多位家长都表示了相同的看法,有人形容今年是“最难入学年”,并认为这次北京出台的政策有两个诉求,一是教育资源均衡化,另一个是控制人口规模,前者不过是后者的幌子,政策的主要目标还是在于驱赶外来人口。

不过,对于张元的说法,长期关注北京择校问题的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倒是觉得“这是两回事”。

在杨东平看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都说了二十年了,包括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后,教育部曾与各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签订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备忘录,备忘录的截止日期就是2015年。义务教育均衡化是一个独立的进程,也在一直推进中,只不过北京由于既得利益群体过于强大导致推进步伐较慢。

“为了控制人口对非京籍入学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则是今年的新情况、新问题,完全是两件事。”杨东平表示。

据他介绍,非京籍现有5万多孩子,其中4万人已经审核通过,取得了电子学籍,还有1万人在继续核实补办手续。有关部门最想分流的其实是那些所谓“搭便车”的,一个村子来了两个外地老太太,带着七八个孩子来北京读书。

“管理部门把这个问题看得比较严重,但我个人觉得上述判断是缺乏实证研究的。”杨东平说。

张元现在想的只有一件事,尽可能让女儿能够顺利上学。为了打探消息,他不久前加入了一个千人QQ群,在这个名为“2014年朝阳区幼升小”的群里面,上千个家长不断发布不知从哪里得知的消息。

“群里现在就非京籍这帮人,白天晚上都在聊,在等下周一的结果。大家快受不了了,一会好消息,一会坏消息,忽上忽下的。”张元说。

张元还有另一层担忧,小女儿四年后该怎么办?

“第一个都这么严,四年之后第二个上学估计更严,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把双方社保都挪到朝阳,甚至都挪到这个社区里,我办个挂靠,再不行自己注册个公司。”张元赌气地说,“我就办到这种情况,让你一点刺都挑不出来。”

说好的共建,哪去了?

北京人李婷(化名)虽然不用像张元那样为非京籍的身份发愁,可她作为一个6岁男孩的母亲,这段时间也烦恼不断,此前已定好的儿子就读名校的共建名额,突然变得不那么保险了。

突然而至的变化,也来自今年北京出台的义务教育新政。

4月18日,北京正式发布了“京版”的《2014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在解读文件时,明确表示,在本市实施了近10年的“共建生”入学方式将正式取消。

“共建生”是具有北京特色的一项入学方式,所谓共建,就是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为了满足员工子女入学,通过单位赞助钱或物的方式,与知名中学建立“共建”的关系,共建单位的子女不用通过考试,可直接入读这些学校。

而李婷是通过购买商品房的形式与开发商、学校签订合同,确保自己的孩子可以进入到名校就读,这种模式在北京又被称作“大共建”。

对于“共建生”入学模式的取消,官方给出了如下解读:随着国家对基础教育投入增加,特别是对义务教育全面保障的实现后,学校也不再需要通过与资源单位合作来解决办学困难,随着国家对义务教育整体投入扩大,从学校办学条件,到教师工资绩效等都实行了国家全面保障,“共建”这一入学方式已经没存在的意义。

“共建的时代使命,已经完成。”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说。

针对政府的逻辑,李婷不那么认可。6年前她买下这栋价格不菲的住宅时,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就读于与楼盘一街之隔的某所知名小学。而且,开发商在合同中跟这所小学有“共建协商预订”的条款,并在教委做了备案。

“开发商的大共建,当时购房时就承诺可以上这所学校,哪怕是非京籍,合同里承诺了一手房的户主可以直接上,”李婷说,“市场经济,你做了合约就要承诺履约,不能因为政策调整就不认了。政府没有诚信嘛。”

当李婷看到教委宣布取消“共建生”名额的消息后,她曾经去过教委和学校进行咨询,最初对方表示孩子可能会被调剂到另外一所片内小学,调剂的学校比现在的这所学校远。

不过,幸运的是,本周李婷还是接到了期待已久的那所名校的面试电话,让她带着孩子近期到学校去参加面试。可她一点都不敢松懈,虽然自己的条件“够硬”,签完了开发商在教委备案过的共建协议,学校也认可,教委也认可,而且房子离学校最近,依照就近入学原则也该轮到她的儿子就读这所名校。

但前一段时间的折腾让她觉得,一天没拿到学校通知书,一天这事就没完,你不知道变数有多少。“我想所谓减少共建,就是把关系不够硬的刷下去了,关系硬的都保留下来的。”李婷说。

不过,对于一直关注教育公平的杨东平教授看来,北京市今年取消共建生的力度其实已经很大了。

“据我了解,今年的确是把很多共建单位的名额都取消了,仅保留若干特殊机构的名额。过去我所在的北理工附小都有共建,今年全给取消了,跟去年的情况大不一样。”杨东平表示。在他看来,这次北京市教委的要求也比较强硬,态度坚决,不像过去含含糊糊、可有可无的说法。

但是熟悉北京市义务教育升学情况的人士表示,虽然宣布今年取消了“共建生”,但新出现了一个名目叫“政策保障入学”。在北京某区的规定中,明确提列出“政策保障协调入学”,称“各种符合政策的保障对象子女入学按市教委相关政策执行。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铁路系统子女入学按有关协议执行”。

上述人士表示,“政策保障入学”应该主要涉及的就是原来的共建单位。

都往“东西海”挤

闻风是北京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的负责人,最近两年因为持续关注北京小升初、幼升小的政策,在网络上声名鹊起,一场咨询会就有上千家长报名。

他说,最近家长询问他最多的问题,都是怎样进入“东西海”(注:指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海淀区的简称,这三个区属教育强区,名校云集)。据他介绍,北京新政出台后,取消择校生、减招特长生,全市83所优质高中,拿出统招计划30%的名额,分配到区域内所有初中校,上述举措几乎堵塞了原来所有的择校可能性。

这样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留给丰台、昌平这样的教育发展滞后区域的家长们,如果想让孩子就读一所好学校,只有以房择校一条途径。

“西城里边的任何一个片区都比丰台的片区强,丰台本来就没有什么优质教育资源,你划了也没用。”闻风表示。

有接受采访的教育界人士甚至认为,由于这次的改革,很可能出现“同分不同命”的情况。以北京市东城区为例,新政推出后,东城区是划分了8大学区,实行“入盟入带一贯制”,即加入深度联盟校、进入优质教育资源带、建立九年一贯制实验校,试图让优质教育资源“高位均衡”。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新政推行后区内虽然均衡了,但区与区之间的教育差距会进一步拉大,因为好的名额都给到本区内的学校了。

“比如我家小孩的智商和西城孩子一样,可我在昌平,你再怎么努力,同样学习两个小时,同样一年花一万块钱课外培训费,你结果完全不如西城的孩子,因为留给你昌平孩子的跨区择校名额太少了。”闻风说。

“同分不同命”的情况可能会出现,因为现在区与区之间优质学校资源分布是不均衡的,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承认,但至少在现有区内可以减轻择校的压力。”杨东平表示。

对于那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来说,他们要拼尽一切努力试图让自己的孩子避免步入“同分不同命”的怪圈。

据闻风透露,有的家长为了能够让孩子进入心仪的学校,不惜使出离婚的伎俩:

有位家长有四套房子,但都不在西城、东城、海淀,现在不允许择校了,他又一下子拿不出全款在“东西海”买一套学区房,夫妻两个就协议离婚,将包括房产在内的全部家庭财产判给女方,孩子则判给男方。女方卖掉一套房产后,将卖房款交给男方,男方就在西城区购置一套学区房,迁户口,让孩子入读西城区的一所名校。

还有家长,甚至想出了所需成本更少的“监护人转换”招数。据闻风介绍,因为法定监护人转换不需要动用财产和大量资金,如果孩子的姑姑生活在海淀,亲生父母生活在朝阳,孩子父母可以用各种理由养不了孩子,把小孩过继给姑姑,形成法定监护人转换,孩子就可以跟着法定监护人。

“因为我们入学是按照法定监护人走的,不是按照亲生父母,所以法定监护人变了以后,孩子就能在海淀上学了。”闻风表示。

当然这种做法也有一定的法律风险,因为转换后的法定监护人要承担小孩监护人全部职责,比如说房子要拆迁了,你是监护人,他要享受财产权益,或者继承权益。

“最近家长离婚挺多的,咨询我法律监护人转换的家长也非常多,今年非常多,原来没有咨询我离婚或者法定监护人转换。”闻风说。

在他看来,之所会有这么多家长来向他打探各种跨区择校的隐蔽手段,主要是因为改革还是“区内调整的多,区域之间没有调整,教育资源区与区之间不均衡”。

对此,长期关注北京择校问题的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表示,禁止跨区择校应该是此番北京改革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先把现存乱局清理一下,达到第一个层面的均衡—区内均衡,更深入的是在区与区之间的平衡。

据他介绍,北京市教工委负责人也表示,北京教育问题最大的还是远郊区县的优质教育资源匮乏,比如昌平、平谷等地。

现在,北京市教委有一个思路,利用教育培训机构来改革远郊区县的薄弱学校,远郊区县你要想让城区的好教师流动过去比较困难,所以鼓励民办教育培训机构集团能够到远郊区县办一些名校。

北京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苟仲文曾表示,要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面,探索学区化、集团办学和特色办学,特别是在开展集团办学方面,“步子可以迈得再大一些,举措可以更多一些”。

其中,在一些优质教育资源相对少的地区,要努力提升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率。例如,北京市级提出的政府购买教育社会服务,就意味着政府、市场、学校间的边界变化:政府的有限责任,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学校办学自主权的释放。

目前,北京市一些远郊区县已经开始有所行动。比如,门头沟与巨人教育集团合作,建立九年一贯制的巨人实验学校,今年9月开学将提供960个优质学位。而另一个远郊区县延庆则在一年前引入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提升了当地英语教学水平。

“我觉得这个思路,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杨东平说。(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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