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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美肿瘤大夫对爱人患癌的全纪录:我欺骗了我的妻子

面对亲人患癌,要不要将详情告知,很多患癌家庭都面临这一痛苦选择。文中的丈夫,作为一个肿瘤科医生,选择欺骗自己的妻子。免费关注微信公众号 jiarenorg ,就能天天收到佳人精彩文章了,咱们微信里见!

作者与妻子去世前一个月的合影,作者儿子供图

作者与妻子去世前一个月的合影,作者儿子供图

我欺骗了我的妻子——一位肿瘤科大夫对自己爱人患癌的全纪录

本文于5月份发表在NewYork杂志,作者为美国首屈一指的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医生。

译/许科

街灯冷清,远不比纽约。

在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六个月之后,我明白了许多道理,这便是其实一个。挡风玻璃上厚重的灰,使得原本昏暗的光线更加惨淡。在离开医院以后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我违背了自己婚礼上的两个郑重诺言;一,我开始像对待病人一样对待我的妻子。二,我向她撒了谎。

牛皮纸信封里装着最新的PET扫描。随便扫一眼就不难看出妻子体内的肿块。我缓缓开着车,不停告诫自己不能对妻子说出实情,“我们得等纽约的肿瘤科医生做出诊断,我是肺病医生,看不大懂这些扫描”,我这样敷衍着。

PET扫描的大致原理是通过放射性元素流过身体各个脏器,测出不同细胞的活动。肿瘤细胞十分活跃,而其他细胞则不然。正如夜间从空中望向大地,如果脏器内不含肿瘤细胞,那么扫描看起来就会像夜间的爱荷华州,玉米地里一片宁静。但如果扫描结果看上去像夜晚芝加哥或者凤凰城的市中心,那就说明肿瘤细胞已经扩散开来。

这是六月上旬温暖的一个夜晚,也正是南美阿根廷冬季的开端。人们在街上拥挤着,匆匆归家或者觅食。这冗杂的一切充盈我们的一辈子,不留下亦不带走一丝丝的意义。穿过通往车库狭窄的过道,轮胎压迫着地面吱吱作响。妻子一言不语,我亦一言不语。我看到了她的未来,而她没有。

其实现在想想,她或许也看到了。

妻子在那以后活了短短八个月。她走的时候,我们已经回到纽约自己的家。从一个冬天转移到了另一个。

纽约的医生很快看到了扫描结果,且做出了诊断。回到家没过几分钟,我们就收到了医生的电话。医生从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打来,我在这里工作了超过十年。三年前妻子在这里被确诊得了乳腺癌。

妻子与我在沙发上并排坐着,人手一个听筒。电话那头的医生说着许多我熟稔的词语“转移,紧急放疗,生存质量”,唯独没有提“治愈”。听到关于病情的词语越多,妻子也就渐渐在我脑海中转变成一位病人。“她的脊髓不会被压迫吗?”我迫不及待的询问医生,然后听筒里与身旁传来了妻子的声音:“那是什么?”

妻子的医生没有让我们等待(诊断结果)。没有温柔的旁敲侧击,没有善意的曲解现实,亦没有对恐怖真相的虚假掩饰。他忠实的回答了妻子想问却又开不了口的问题,“我们可以做很多治疗,还是有办法的。”“肿瘤可以被抑制”。“或许还可以活上几年”。“癌症到了这一步已经不能被治愈,我们医生能做的就是延长生命,保证生活质量”。换言之,妻子即将离我们而去。

即便今天当我我与同仁们谈论起那天的对话,不少人多少还是有点惊讶。妻子医生的直接了当并不符合一般大夫的准则,甚至有点不当。很多人告诉我通过电话谈论生死大事是医生不应该做的。当我问他们何时才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告诉病人他们得了不治之症),大多数人认为只有在几次治疗以后,肿瘤还在扩散恶化的时候,才是合理的时候告诉病人。

医生们认为病人们很难在听到诊断结果的时候,做好心理准备接受更坏的消息:他们的人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他们的抉择,他们对未来的追求,他们对爱人们的许诺,明确的,或者藏在心头的,将付之一炬。在这样的十字路口,医生们也不无私心。因为医生本身是由衷的希望自己是希望的火炬手,而不是死神的传令官。也正是这样的执着,使得医生永远积极的为病人寻找新的治疗方案。

作为一名医生,我认为医生应当坦率。但是我也知道过于直截了当的决断会使一些病人感到绝望,让病情直转而下。我也了解如果别的医生依然在尝试寄予病人以希望,直白的诊断会使病人及其家属产生疑惑。妻子的医生也许是正确的,尽管我的朋友认为他应该更委婉。但是从美国卫生部的研究数据显示,几乎所有的病人都希望医生是坦率的,即便病情严重致死。有的时候妻子会告诉我,“我不希望我的医生瞒着我的病情。”

我们并坐在沙发上。10厘米,是她到我的距离。穿过她的金发她的手上,是她今天刚刚做的指甲。涂满了她喜欢的暗红色。我尝试猜想妻子心中所想,她一定也在猜想我听到电话那头医生诊断的反应。她猜不到,因为我根本没有在听。

从外表上看来,妻子的美艳与健康,正如我17年前在巴尔的摩交响乐见她的第一面。但当我看着我亲爱的妻子,我看到了那些我纽约十楼的病人们。那些虚弱的人,那些因为肝脏衰竭而黄疸的皮肤,那些因为体内液体堆积而肿大的四肢,那些因为肾衰而导致的无精打采的面庞,止痛药,脑部转移,和那些同妻子同样年龄的女病人。

妻子那时候46岁。

也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我与妻子之间开始有了一个不能说的秘密。我看见了她的未来,她的终点,她的憔悴,她将受到的折磨与身旁的我的无助。而她看不见。

妻子的医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迅速离开阿根廷返回纽约,以便开始抑制妻子脊椎的疼痛。于是我们开始陈列清单,准备归途。

她会一个人先回纽约。儿子还有几天就从学校结业,妻子不希望他不能参加学期末的聚会。

妻子的医生告诉我们无须紧张,因为治疗她的乳腺癌并不紧急。事实上,他甚至说明了因为妻子不会被治愈,所以不需要太焦虑。但是脊椎上的治疗却十万火急,因为如果肿瘤在脊柱上蔓延开来,病情将急速恶化。

人的脊椎就像一堆廉价的塑料筹码。如果是完整的连起来,它可以支撑极大的重量。但是如果肿瘤破坏了脊椎的平衡,脊椎就会出现列横,人也将无法直立。正因如此,妻子需要赶快回到纽约。

亲友们在机场迎接了她,并带她去了医院的急诊,陪她见医院的神经外科大夫。如果我们还幸运的话,大夫会告诉她脊椎无碍。如果不然,妻子将被立即被收为病人,开始输液化疗,开始拍X光片,开始打吗啡,开始住院。开始呆在在病人之地,一个我会穿白大褂游走于漫长回廊的所在。

在降落于肯尼迪机场四小时之后,妻子就被安排上了手术。我依然在阿根廷,儿子轻声熟睡,我盯着电视发呆,丝毫不理解眼前的节目。我向我所有的好友发送了上百封邮件与短信。“我失去了一切”,我在发给大学室友的短信中这样写道。

等我回到纽约,妻子的手术已经完成,漫长的夏天开始了。妻子总会在感到癌痛的时候对我形容“就像一只拳头在抓我的肠子,就像一只骡子在我的脊椎上活蹦乱跳。”我会问“你看到骡子了吗?”妻子笑而不答。一个月过去了,妻子的病情有所好转,X光显示她脊椎上的癌症已经被清除,治疗起了作用,妻子又开始生龙活虎了。

尽管癌症没有完全清除,但是在局部的肿瘤被清理了。妻子之后开始了内分泌治疗,一种常见的妇科病治疗方案。医生乐观的估计如果治疗起效果的话,妻子可以再活许多年。

从那以后妻子开始上网查询阅读那些奇迹般活了很久的乳腺癌病人,她常常对我提起一位女病人,虽然得了恶性乳腺癌,却已经活了超过14年。1994年,作家MarilynGreenberd写过一篇文章,是关于她自己接受乳腺癌治疗时候听到的其他女病人的故事。她称那些人为“幽灵伴侣”,她们不仅活的很久,而且生活的与正常人完全一样。在作者自己焦虑不安,感到不适的时候,这群奇迹般的病人正打着网球,跑着长跑,与爱人做爱。这位活过十四年的病人正如妻子的“幽灵伴侣”,也是我的。她同时是我们的希望与敌人。

我们尝试回到往日稀松平常的生活,去关注生命里的小事。去海滩,看日出日落,把脚踩在水里,跪坐在沙滩。这是许多晚期病人常常做的事情,后来也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妻子有许多开心的日子,也有许多烦恼的日子,其实这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我们还有日子。当妻子渐渐恢复,她重返到她银行的岗位上。

就算是她最亲近的朋友们也难以发现病痛对妻子的改变。她还是这样一个女人,永远充满微笑,时而带着坏主意,永远富有思想。这位优雅的小肢女人总是会自嘲自己的假发套,而我也会在她脱下假发露出光头的时候和她开玩笑,说自己仿佛在与一位种族歧视者保持不正当关系。但是即便如此,在充满病人的房间里,我看到妻子的笑容逐渐改变。她嘴角上扬的弧度再不如前。或许只是比以往要低1毫米,或许是半毫米,或许更少,少到数量级无法再估量,但是我能够觉察。

在这个微小的变化中,我却能体会一个弥天大谎。妻子正忍受着不可言喻的痛楚,一个人默默承受着即将袭来的黑暗,感叹指日可待的未来不再有数不尽能够共度的时光。我们的日子不多了。

一个仲夏的夜晚,台风艾琳尚未席卷纽约,妻子告诉我她感觉很抱歉,因为她即将丢下我们。也因为知道我会感到很难过而难过。我无言以对,只能默默的说道,“我也是。”与此同时,当听到我父亲猝死的消息,妻子瞬时间哭成泪人,儿子也是,而唯独我毫无表情,我已经被生活击败的一无所有。

在而后早秋的一日,妻子的医生告诉我们她的“癌症指标”已经连续上升了两次。当这些“指标”,比如血液中的某些化学含量一旦上升许多,就说明癌症正在扩散,治疗也开始渐渐失效。

妻子的医生坐在桌子边上,安静的审视着电脑屏幕里的数据。良久他做出决定,将停止妻子的内分泌治疗,取而代之的是更强力,也更有副作用的化疗。肿瘤科大夫很多时候受到许多批评,因为大家认为医生们对化疗的决定很草率,鉴于化疗的毒性会使得病人全身乏力,神经系统也会受到永久损伤。有些时候,连肿瘤科大夫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为了一味降低“癌症指标”,或者暂时减小肿瘤大小,他们都会冒险去化疗。

当医生写下了“二线化疗药物”的医嘱,我想到了以前一个同事对我说的所谓“一线”“二线”“三线”治疗的区别。每过一套治疗,药物带来更多副作用的同时,并不能带来更多的抗癌效果。我的同事跟我打了一个比方,也就是肿瘤变得越来越聪明,治疗越来越笨。有的时候在治疗的进展中,更多的化疗已经无法带给患者利益,但是太多太多的大夫因为种种原因,都会主动或者被动的继续用药。

不过到了这一步,我也不会再多想,如果有一线生机,一丝希望,我都想努力挽回妻子。我清楚的了解妻子血液中的“癌症指标”已经太高,肿瘤正在扩散,所有的理智不再重要,执念占据脑海,选择不再是选择。继续化疗!

妻子的医生告诉我们药物的原理,虽然依然是药片,但现在的治疗要求妻子每天隔段时间就要咽下整整一手掌的药片。副作用的严重程度将决定这一周期的用药何时停止。医生告诉我们这次的用药按道理说不会让妻子的体重再减少,这到让我们松了一口气。我们依然留着妻子上次化疗时候用的假发,私下约定要留着同一个至少五年,仿佛觉得早早丢掉这个假发会不吉利。如今这个假发依然在我的衣橱里,这是妻子留下的美好纪念品之一。

妻子的医生一如既往的坦诚,“二线化疗”除了会带来许多副作用,有可能一点效果都没有。于是我们设立了一个模糊的目标,就是希望妻子能够忍受“二线化疗”带来的副作用,而不会太难受。即便这样,我们就觉得谢天谢地了。

当我们离开了医生的办公室,在拥挤的电梯里面我遇见了已经同事十年的一名医生。我轻声的打了招呼,然后就像做错事的小孩一样看往别处。电梯里面还有两三个病人,由家属陪着。我猜想他们现在在癌症的治疗道路上已经走到了哪一步,是刚刚确诊时候的震惊,是对人世间的最后弥留,还是依然健康,做着环绕世界的旅行?我注视着妻子从东边出口走出医院,渐渐消失在模糊的眼界。

作家Dephane Merkin曾经描述忧郁的人总觉得身上刷上了一层厚厚的黑漆。其实对我而言并不是这样的,不是黑漆,也不像科幻电影中外星人爆炸以后残留的粘液。反倒这抑郁的情绪像一层衣服,一层薄且透明,外人难见,却又硬如钻石。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是这样一件衣服把我破碎的身躯勉强整合在一起,还是在鞭笞着我尚未完全粉碎的肉体。不过无论如何就是这层衣服,让我跟人来人往的纽约隔离开来。与此同时我清楚的知道我体内一股涌动的情绪,一种已知道未来情绪深渊的可怕感觉,可是我却有着无与伦比的欲望要一头栽进去,去拥抱绝望。

当妻子第一次被确诊为乳腺癌的时候,朋友们常常会跟我们说,“你家老公懂那么多癌症的治疗方法,真是不错。”不过也有朋友觉得恰恰相反,认为我的所学会让我感到更加痛苦。其实我自己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虽然无论更痛苦还是好受都是一个无意义的学术命题。就像Edna Pontellier之死到底是解放还是放弃,就像蝙蝠侠是否会放弃自己对爱人死的内疚。但是那一天在医院的回廊里,我知道我找到了答案,我的所学使我痛苦,睁大双眼看着妻子未来日子里每一份每一秒的痛楚,丝毫没有希望。

往后的一个月内,妻子努力让治疗中的一切变成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每隔几小时就吃下满满一拳头的药片,为了保护化疗带来的皮肤损伤全身涂抹的雪花膏。期间妻子一直工作着,她觉得工作能够让她感到开心,亦觉得如果停止工作,生命也就会停止。我知道她并不在打比方。

有的时候人们会以为将死之人会有回光返照之姿态,反倒变得更有活力去创造美好的事物。可是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很傻很天真,也不值得因为它歌颂了与病魔抗争的勇敢而称赞。在妻子看来,她即将和一个怎么也舍不得的世界告别的时候,不可能用余下的分分秒秒去创造什么更值得留恋的。与此同时,我依然陷在自己的黑暗中,无止境的思考着无法避免的一切,我会阶跃光阴的步伐,去那个妻子开始深受折磨的那一分钟,去那个再也没有妻子的那一刻。

11月,妻子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关于所谓的“二线治疗”是否只起了一点点效果,还是一点效果也没有起的问题,答案我们永远都无法知晓了。但是妻子的药确实没有停,因为除了这个,我们真的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当我们的朋友们见到妻子的时候,他们会十分委婉而优雅的掩饰他们的惊异。正如一位友人所说,妻子因为身体消瘦,变得更加美丽,她的脸庞变得更加秀美,她那可爱的棕色双眸也变得更加明亮。(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妻子的手机铃声都是“棕色眼睛的女孩儿”)

一天夜里,妻子做了一个怪梦。她梦到自己坐的飞机驶入乱流,还折断一只机翼。那月中旬的一天妻子送邮件给我,说她每天上班都觉得像登山一样。也大概在这个时候,妻子的肚子开始肿胀。

开始也只是一点点,大概也就是有点便秘。于是我们抱着侥幸的想法觉得会不会便秘只是暂时的,过一两周就不会有大碍。妻子医生的检查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不对的地方。他觉得可能是因为化疗药物的副作用使得液体在腹中滞留。虽然他自己也觉得奇怪,因为以前没有病人有过类似的情况。

大概又过了一周,我们去看了一位肝胆专家。他为妻子拍了一个腹部的CT。那个CT出来的时候我就傻了眼。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已经看过了数以千计的CT,此刻我也无需一个专家告诉我问题出在哪里了。

坐在我身旁的,还是那个我深深爱着的女人,那个光芒耀人的新娘。在她身旁的,却是微微灯光下的CT片,片子里显示的,是一个即将患癌而死的病人。肿瘤已经蔓延到了坐骨,侵入了膀胱,逼近了胰腺。大半的肝也为肿瘤细胞所吞噬。

专家确认了我们先前的猜想,腹部的肿胀是因为置于腹中的液体。我立即以一名医生的直觉找到了原因。大概是妻子的肝脏已经不在正常运作,因为肝脏的主要作用是为血液做清洗工作。但如果肝脏停止工作,就会有大量的液体积累在体内。而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肝脏已经不再能把血液中的毒素清除。当然也有少数其他原因来解释腹中积水,不过连我自己在病理结果前也难说服自己。

随后的日子里,妻子就要靠一种叫做“oxycodone”的止痛药度日。她亲切的称之为“oxys”,每天早晨上班以前都要跟我说“要吃几粒oxys才能去公司呢。”

然而也就在这个最艰难,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每天要准备一两个小时才能出门(以往是12分钟)的情况下,妻子竟然提出了要全家在感恩节的那一周去度假。在加勒比海边租一个小房子,然后邀请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一道过去。妻子用行动表示着病痛没有把她打垮,依然做着她想和我完成的一切(此后的一个月我们还去了巴黎)。唯一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我们届时会离医生太远,不过妻子还是用她亲切睿智的口吻说,“我的病也更严重不了啦。”

在加勒比的阳光和阵雨沐浴下,我们与大海嬉戏,与崇山相伴。我们走了许多困难重重的山路,拜访了无人问津的海滩,也就在那里,妻子告诉我以后她的骨灰可以洒在那里。我们甚至还划了船,把妻子抬上抬下船得要两个人,让妻子在海里面游一小段也需要三个人帮忙。但是这所有的时光妻子都与我们一同度过,还有我们的儿子。我们在海里的时候还看见了一条小鲨鱼和两只海龟。下午我们在海边为儿子举办了生日宴会,妻子亲手切了蛋糕。那天儿子收到了许多礼物,宴会的主题是“蜘蛛侠”。

她腹中的肿胀自我们回到纽约就变得一天比一天糟糕。每天都会有许多升的液体在肚子里堆积。陌生人会问她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妻子会用一种濒死的黑幽默告诉他们,都不是,而是她得了癌症。如果有陌生人接着往下问的话,妻子就会告诉他们,这是一种治不好的病。

当妻子的肚子由于积水越变越大,直到难以走动的时候,医生开始为她做穿刺,一项我本人也做过无数次的治疗。一个小小的针头穿过皮肤,直到积水的深处,然后把体内的液体抽取出来,让病人好受一点。

看妻子第一次做穿刺的时候,我的心脏几乎要跳了出来,因为这是唯一一次我的医学知识为我带了欢悦的一次。妻子的腹水清澈如淋巴液体,而不像那些由完全肝脏衰竭病人中取出的浑浊。当然癌症依然在一点一点吞噬着妻子,但至少情况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不过因为妻子的腹水清澈如淋巴液体,就说明妻子的淋巴系统出现了堵塞。可以采取的办法是用一根一米长的硅管,从腹腔开始,穿过皮肤和锁骨,然后把腹水重新引流到心脏。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手术,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内出血,或者肠道破裂,遇到任何一种情况都将需要紧急手术。我同所有医生一样,知道这样做的风险,但是当我看到妻子腹水的颜色的时候,我就下了决心,认为这个手术是必要的。

我做了这样一个假象,这个引流将使妻子体内所有的养分,电解质,能量重新吸收,而不是白白流到体外。这样妻子或许能够神奇的恢复,长回她丢掉的20磅,让脸颊重新丰满,戒指也不至于总滑脱。

不过妻子的医生却十分的犹豫,总觉得这个引流手术算是最后一搏。所以直到12月,妻子都定期的做着穿刺。每一次穿刺的成功,都能使妻子的肚子缩小不少,用她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从临产重回“怀胎三月”。可是我总是觉得老做穿刺而不做引流是不对的。因为如果引流手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为什么不早一点做为妻子换来更长的生命呢?或许妻子在这段时间内,还可以恢复到以往的精气神。是的,我知道引流的巨大风险,妻子可能因为这随时死去,但是即便不做引流,妻子不也正在死去吗!

我们最终还是到了癌症治疗中的绝境,在这里,任何医生所做的一切都徒劳无功。在这个绝境,是每年美国会有4万个乳腺癌患者都将面对的结局。在这个绝境里,“为什么不”竟然成为了所有问题的回答。为什么不试试这,为什么不试试那,即便所有的尝试都会带来已知的结果。

最终在圣诞节后,妻子的医生还是为她做了引流,而且妻子差一点就死于其中。她腹中的积水重回血液循环,但是她的血小板却开始骤降,从引流前的20万一下子降到了5万,而正常人的血小板数大概在15万和40万之间。五万是一个临界值,这意味着妻子随时都有内出血的可能性。

每一天每一天大夫都兴高采烈的告诉我们下面的治疗计划,可是每一天每一天,这个计划都是相同的:就是不停的做血小板的检查,直到数值稳定。除此以外,对话总是侧重于引流是否有效果。大夫会一遍又一遍的告诉我们如果血小板数目稳定的话,引流就可以继续做下去。然后他们就去看其他的病人了。

每天见医生的时候妻子会问所有的问题,而我总会安安静静的坐在房内。我的沉默并不是源自礼貌或者轻慢,而是我知道即将发生的所有事情。我知道医生们会回到走廊,然后彼此之间吐露真言,然后再回到房间里面。我平时也是这样子,会告诉我的病人所有的治疗方案已经用尽,化疗也不会再起作用。可恶的是,用医局的话来说,是“在化疗的时候,病人本身坚持不了了”。这个时候,妻子的乳腺癌变得和肺癌,胰腺癌一样严重。她大约大去。在医院里又住了几日,我们回到自己的家过新年。

以后的两周里,引流还真的起了效果。妻子虽然虚弱,但是肚子却没有一天天变大。我的假想最终没有实现,妻子没有增重,亦没有恢复体力。她的肝脏彻底衰竭,有一日,她在家里摔倒了,我大惊失色。为了安慰我妻子说道“我没有问题的,刚才只不过是一不小心就跌倒了。”但是我看见了她眼睛的黄,我没有忍住,像丢掉了玩具的小孩子,失去了女友的高中生一样嚎啕大哭。

我们坐在咖啡馆里,聚光灯不偏不倚的打在妻子的脸庞上。我尝试不去看,不去想她眼内的黄色,我尝试顺着任何妻子的话往下接,但是我偷偷给一个大学时候的好友发了短信,这个朋友后来也做了医生,告诉她我妻子已经黄疸了。

最终我还是没有忍住,脱口而出,“亲爱的你的眼睛变黄了。”

她哑口无言,随即又惊慌的问我“为什么?”然后又问了一个我没有预料的问题,“医生们会做什么?”我无法回答她第二个问题,勉强的告诉她眼睛里面的黄色是因为肝脏衰竭导致的,而且我不知道医生们会用什么样子的办法治疗她。所以我们得问问医生。这是我向妻子撒的又一个谎。

黄疸会使得眼睛变黄,随后就是皮肤。黄色本身没有什么,但是却说明妻子的体内正在极度恶化。她的大脑也即将为毒素所侵扰。换言之,妻子的终点即将来临。

我的手机响了,我那位做医生的朋友,用了一句医生们特有的术语,“哎哟我操。”

没过几天,在一个星期三的寒冷清晨,妻子被紧急送到医生那里。她已经严重脱水,即便给她补充水分,她依然无精打采,完全没有恢复的样子。医生陪她度过了糟糕的六小时,直到我们可以勉强坐朋友的车回家。但至少妻子已经略有体力。她还问了医生什么时候可以接受更多的治疗,医生向她保证,会先看一看她的化验结果,然后想想要不要继续化疗。

第二天一大早,我出门遛狗。像一个出了轨的丈夫,刚刚离开了公寓楼的拐角,就拿出手机。

“我不能为她进行化疗,她病的太厉害。我不可能给她化疗,(化疗)会杀死她的。”妻子的医生在电话那头说道。

“是的,我知道。”我告诉他。

“天哪,谢天谢地,你(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知道这一点。”

我们都没有说话。“我们中间总有一个人得像大人一样。”我最终说道。

医生同意。“但是我不想告诉她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知道,也许我们也不用告诉她。”

那天晚些时候我们再去见医生,妻子已经不能像昨天一样站起来了,我握着妻子的手,大夫则把椅子拖到了妻子身边。他告诉妻子,他觉得最好还是延迟化疗。

你也许会觉得医生骗人了。但是这是在是虚晃一枪。为不可能带来理论上的可能,为患者留有一丝丝的希望,谁也说不准再过几日就会有一种新药被海风吹来。我坐在妻子旁边,安静的参与了医生的这个阴谋。

但是妻子没有被骗。确实,从那个秋天还在和我们儿子比赛做鬼脸的妻子,到现在这个轮椅上无精打采,满身黄色的将死之躯,没有人看被骗。妻子倒坐在轮椅里面,想了一小下,然后努力支撑起自己,缓缓的问了一个没有人应该问的问题,“我会如何死去?”“(死的时候)会痛吗?”“我儿子会记住我吗?”

那个周六我们的房子里挤满了朋友。妻子在沙发上坐了一天,傍晚的时候妻子告诉儿子,说医生已经不能治疗她的病了,她很快就要死了。“但是儿子你会好好的,爸爸也会好好的。”她告诉儿子在哪里可以与她重逢,也告诉他她会永远不离左右。

周日她睡了一整天。那天夜里我拥着她,告诉她可以安心的去。周一早晨,妻子在我的怀里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她轻轻对我说出了最后的话,“我爱你”。

没有鬼魂从妻子身体里面冉冉升起。也没有以太般的灵魂。但是在她从我们的生活中离开,从人群中消失的那一刻,就注定与尘世间了一切道了别。以后的一切:丧礼,机械式的被装入白色袋子,机械式的被取出白色袋子,被轻轻的放进车厢,一切的一切都与妻子的生命,她的活力无关。因为那些是不能被装进袋子的。

当妻子的遗体被送走,我躺在床上,凝视着妻子所躺的那一边。那个几小时前乃至以往的许多年,都属于妻子的位置。床罩被掀起,床单也有一点乱,放佛妻子刚刚起床时的样子。

在我身后的,是厚重金属门被打开的声音。哒哒几声,又被关上。那是每天早晨妻子先我去上班时一样的响声。

许多周过去,许多月过去,我恍惚度日。

有些时候我感到麻痹。有些时候我感到一种空空的快乐,像是在用自己要用来买房子的钱玩游戏。自从妻子生病以来,我就不再见病人,她走后的几个月里面,我也没有能够很好的照顾我自己的病人。我觉得总有一天我会恢复过来,但是我不着急。因为现在我还不想看别人的片子,不想读别人的报告,尤其是那些关于血小板的。

我们共同的日子渐行渐远,往后的日子里我踽踽独行,踽踽独行。我想起我朋友Liz以前所说的至理名言:“当丈夫因为皮肤癌去世的以后,她总可以与一群人做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却再也找不到一个人陪她无所事事。”

总之好莱坞电影里面那种有关亲人死去的感伤与忧愁都是胡乱演的。从不会有定时的痛苦与爆发,对亲人的思念,对爱人的逝去永远不需要什么周年来提醒,不需要你看到以前一起去的餐厅,不需要任何能够联想起她的物件。

在一起买沙拉的超市里,你会想起曾经有一个人告诉你应该买哪一种芹菜,配哪一种大蒜泡过的面包屑;在一起出发的机场内,你会想起曾经有一个人陪你看着旧电视剧的哪一集;亦或是在一个满月的夜里,你会想起曾经有一个人,你的妻子,从认识你的那一天,就会告诉你生命之短暂与爱人的永恒。就像一个幽灵缠身,无时不刻带来痛楚,偶尔哭泣,空无一物,但你却不忍让她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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