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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康熙来了》十年记:最好的时候过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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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来了”十年记:最好的时候过去了吗?

制作:低成本到一集制作费仅有50万台币

2014年1月3日,在台湾中天电视台二楼,《康熙来了》(下称:康熙)举行了开播10周年庆祝记者会。不足500平米的录影棚里,主持人蔡康永、小S和助理主持陈汉典站在用硬纸板和LED显示屏搭成的花花绿绿的布景中央,笑容可掬。

除了一些彩色气球、玩偶和一块贴满主持人相片的纸板外,此情此景与平日节目录制时相比,别无二致。节目制作方代表、金星制作副总裁詹仁雄到场祝贺,开口就说:“10年前,我们第一次进棚,蔡康永和小S录完影,他们俩说的第一句话是‘可不可以不录了’。”

一旁的蔡康永接口:“我不想录是因为布景太烂了,你当时跟我说来不及,就先拿仓库里的东西拼一下,我看到都傻掉了,好可怕。”

回忆中粗糙的过去令在场的人们笑做一堆。但事实上,即使是现在,对《康熙来了》这样一档在过去十年间影响了整个华人社会流行文化、迄今播出超过2600集的电视节目来说,属于她的十周年庆典,多少还是有些简朴。

对于这一点,站在一边的时任康熙制作人B2(真名陈彦铭)心里最有数。

中天电视台并未为十周年系列节目多拨预算,为了庆典,他硬是四处筹来了一百多万台币,做出节目。他戏言,“我也想要万人体育场,那要一千万,哪儿来啊?每天我一睁眼就在想怎么找钱。”

这样的窘境,对B2而言,从他5年前接手这个节目开始就是常态。相比起内地《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这样一集预算在1000万人民币规模的综艺节目,日播的《康熙来了》每集预算(除蔡康永、小S酬劳)只有50万台币(约合人民币10万元),差距高达百倍。而这已经是全台湾制作预算最高的谈话类节目。

一集50万台币,在台湾已算“天价”,普通日播谈话类节目只有20-30万台币左右。这50万台币需要支付陈汉典酬劳、摄影棚租赁费、布景费、道具费、音效费、梳化费等一系列成本。

康熙平均每集邀请艺人的成本不能超过5万台币,已是全台湾最高价。平均每集康熙有5名来宾,像沈玉琳、赵正平等效果好的通告艺人,一集酬劳在1到1.5万台币左右,有时会为康熙酌情打折。其他艺人依次递减。所有在宣传期的艺人,无论名气大小,酬劳价格均为1350台币一位(多人团体视为一位)。康熙的一些名牌栏目如“男女关系调查局”、“通告王评选”等,常会有超过10名艺人作客现场,多出来的邀请费用,都依靠制作人在平时的节目里一点点精打细算抠出来。

邀请费如此低廉,遗憾自然不少,B2一直很想邀请金城武来康熙,算一算费用,机票酒店梳化费用不少于30万台币,只能作罢。

从2004年开播至今,康熙只改过三次布景,分别在2006、2009和2012年,每次预算都是100万台币,这也是台湾通行价格。一直为康熙制作布景的乔婕视觉设计有效公司老板Joey,近些年开始频繁北上,为大陆综艺节目制作外景,因为“那边随便一个场景就能花100万人民币”,这是5倍的价差。

钱少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人手少。康熙制作团队常年保持在10人左右,不及《中国好声音》一位副导演手下分管的导演组人数。这些人要完成想主题、邀请艺人、采访、撰写故事脚本、制作道具、现场拍摄、后期制作、传送录像带等所有制作任务,所有人都身兼数职,“原则上什么都得会一点”。

作为制作人,B2不但要管全局,还要管具体事,比如想节目主题。虽然团队里每人每一两天都得交一次题目给他,但实际上,90%的主题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康熙一周播五集,所以基本每周定在星期三一次录五集,这意味着每周都需要5个新的主题。一年两百多期节目,就是两百多个主题。“我每天一直在想,一直想,很可怕的轮回,礼拜三录完一轮,表示我下礼拜三还要再多五集的内容,所以我要一直想。”

想不出来,就一个人去忠孝东路上来回地走,看路人的生活。再想不出来,就只能凑。“这五年内,你要觉得节目很难看,那就是我身体不好的时候。大家就骂,怎么难看了,原因就是我生病了。最近好,是因为我最近状况很好,就是这样,很可怜。”

他去年在做节目的同时还拍了一个电视剧,状况就更多了。“都没睡觉。我每天拍完戏两三点回家,才开始想题目,想到早上6点又出去拍戏,中间一转场我就倒在那边睡,醒来继续想题目,拍戏那三个月把我自己搞死了,满头白发就这样来的,把自己压榨到极致。”

拍戏、庆典,这些超出常态的状况,更会影响人的心态。就在我们去采访的头一个星期,B2下了决定,告诉上司王伟忠自己想离开金星制作,出去拍电影。而我们所看到那次现场录制,是他在康熙的最后一次。

经营:台湾综艺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康熙的播出平台是中天电视台(下称:中天),对中天董事长马咏睿这位资深电视人来说,今昔之感更为明显。

他们也曾经有过好日子,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及之前的台湾岛经济起飞时期,购买力上涨,广告源源不绝,而且整个岛上当时只有台视、中视与华视三家电视台。当时已在电视圈工作的马咏睿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播出的综艺节目《来电50》,主持人就已经飞遍全世界录节目,远不是今时今日只能躲在摄影棚里的格局。

但那时,机票、食宿都有人抢着赞助。广告每10秒钟售价33000块台币,厂家要购买这10秒必须再多购买另外五档广告时段,俗称“一搭五”。三台当中即使表现最差的一家,年终奖金都能多发十几个月的工资。像《龙兄虎弟》这样的当红节目,当时制作预算就可以达到300万台币。扣除通货膨胀,是今日十倍有余。

后来经济状况整体不景气,广告市场日渐萎缩,明星、幕后人员等各种资源纷纷向大陆转移,而由于政策放开而导致的恶性竞争,更是给了电视业以致命一击。

1993年,台湾当局通过《有线广播电视法》,允许民营力量进入有线电视系统。1999年2月,该法修正版(更名为《卫星广播电视法》) 公布,开放外国公司营运有线电视权限。自此之后,“老三台”逐渐变成了超过100个电视频道,争夺台湾岛上2300万人口的一块不大的市场,而每月每户只需缴纳600台币,就可以全数收看这100多个频道。

詹仁雄对此愤愤不平,“2000多万人要那么多台干嘛?了不起十几个电视台就够了。”

现在,中天的广告价格已经萎缩为10秒钟2万块台币,还要再额外附送对方五个时段,“一搭五”变成了“一送五”。华视一年的营业额从60亿台币缩减为了20亿台币。从业人员的平均薪资水平锐减为15年前的一半。

而且,台湾法律不允许节目冠名厂商的产品出现在节目当中,也不允许以产品名称冠名节目,走口语化主持风格的主持人,也不大可能仿效内地同行,在节目开始前用报幕方式报出产品。内地观众在爱奇艺网上看到的康熙,与中国台湾地区实际播出版本有微妙的差异,内地版本开场前以字幕走马灯形式播出的旺旺食品广告,在台湾只能换成蔡康永的书评。

仿佛就在一夜之间,两岸内容制作能力上的对比也发生了逆转。几年前,詹仁雄去福州,当地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惊讶于,这位曾制作出《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等知名节目的制作人刚满40岁,称自己一直从中汲取养分,“我看你的节目,都要一秒一秒地定格,想这一秒你是要干什么?”

现在,詹仁雄常对着大陆制作的电视节目,向金星制作的新员工分析,为什么这几秒要切这个画面。

“我不服气。”他说。“这几年我们没有把握住优势。我们同文同种,为什么反而是美国、韩国的综艺节目拿到了大陆市场,而不是我们?”

为什么?最直白的答案也许就是没有钱。低廉的制作成本,决定了台湾综艺节目只能以本土化的笑料和创意取胜,鲜少形式创新,格局不大。而正在蓬勃发展的内地市场需要更加精美、标准与可复制的节目类型。

听上去,曾经引一时风气之先,风靡华人世界的台湾综艺节目,整体已陷入了“小打小闹、维持经营”的低潮。康熙第一任执行制作人梁赫群不讳言,“如今已经是台湾综艺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詹仁雄说,他憧憬过度激烈的竞争可以在几年内改变现状,但更大的希望还是寄托在互联网的崛起与两岸合作之上。习惯了50万台币预算规模的制作人、高效强执行力的团队和越来越小的文化隔膜,让他对内地逐渐开放的电视市场跃跃欲试。“看看《中国好声音》的评委、《我是歌手》的参赛选手,还有更多节目的幕后制作人员,其实我们的人已经过去了”。

然而,作为对电视台经营状况直接负责的马咏睿来说,现实是不等人的。去年,他决定让中天购买《中国好声音》的版权,首周收视率达到0.88,击败当周平均收视率0.72的康熙。

今年,他又决定买下《爸爸去哪儿》,准备播出。他去湖南卫视调研时,好奇地问,“《爸爸去哪儿》每次拍摄至少要30多台摄像机吧?”对方轻描淡写地说,“还好,大概40多台。”马咏睿复述这一故事时评论:“我把我整个公司所有摄影都调在一起,差不多也就这么多人了,他们只是做一档节目而已。”

我们在台湾采访时,恰逢《我是歌手》刚刚播毕,立白洗衣液在台湾没有售卖,但每个受访对象都在好奇地打听这一品牌,因为“他们的一个节目冠名费用,就能做我们一家电视台”。

内容:与通告艺人这个特殊群体的相互倚重

“100年后再看台湾的这个时代,我认为,《康熙来了》是一个非常值得参考的文史缩影。”詹仁雄如此评价康熙的历史地位。

17年前,初出茅庐的詹仁雄画了一本漫画,《电视大国民》。那年他27岁,他送了一本漫画给好朋友陶晶莹,上面写着,“陶子,如果10年后台湾电视环境还是这样,那就是我们两个人的责任。”今天回想起来,他笑说,“当年我是哪根葱啊?”

1978年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来,从邓丽君、罗大佑、琼瑶、林青霞到周杰伦、F4、蔡康永,台湾文化人在内地的强势影响力保持了20多年,但现在明显式微。十年前康熙崛起,现在回过头,从某种角度看似乎是最后一浪。1949年跨越台湾海峡,将中国传统精英文化带过去的那些家族们,后代要么去了欧美或中国内地,要么已经跟台湾的经济一起慢慢沉没。

想想康熙2004年1月5日开播后的那轮嘉宾名单,李敖、马英九、连战、罗大佑、陈文茜……再到当时所制造的许纯美、国光帮等社会热点话题,主持人小S“调戏”男嘉宾在两岸掀起的女性主义热潮,还有在蔡康永主导下所形成的冷眼旁观、嬉笑怒骂的清新风格,在网络传播的强大威力下,康熙成为整个华语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

在蔡康永的鼓励下,小S剪费翔的胸毛、与李敖聊性能力、与连战聊内裤颜色、坐马英九大腿……康熙前任制作人孙乐欣说,他发觉许多原本严肃的人,听到要上康熙,尺度都会变宽,愿意展现自己有趣的一面。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康熙令所有人都屈服于其本身的气场。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地娱乐市场开始蓬勃发展,许多原本在台湾发展的艺人北上,留在台湾的时间减少,康熙能够请到的嘉宾数量也逐渐变少。而所有的大牌明星几乎都已被康熙访问过,有些甚至已来过节目三五次。“我们做周杰伦,他的音乐、他变魔术、他的电影、他的好朋友们,全部都已经聊过一遍了,他来十次我也不知道要问他什么了。观众不累吗?而且我们还只有一个周杰伦,一个蔡依林。”B2说。

主持人的好奇心也在迅速磨灭,挖掘一个人的人生也许很有趣,但三番五次地挖掘同样的人生,却很容易令人幻灭。“康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快地把别人的人生看完。”孙乐欣说。

节目开始被迫转型。维持谈话类节目本色不变的情况下,孙乐欣和继任制作人B2,开始谋求添加一些综艺类元素。康熙由人物专访转向话题讨论,而为了顺应其主要目标观众:20至40岁的上班族女性(康熙收视率只计算这一部分人群),话题也开始向感情、化妆、美食等方向倾斜。“卸妆”、“舞蹈大赛”等综艺味浓厚的节目类型,都在这一时期出现。

康熙作为日播节目,一年录制超过260期,平均每期5名嘉宾。每周三录制一天,从中午12点到晚上11点,一次录制完下周要播放的5期节目。而同期台湾还有其他综艺节目也在录影。这催生了节目对嘉宾数量的要求。但大牌歌手和演员多半都在大陆,不在宣传期不愿上电视。

某种程度上,是2008年之后的康熙成就了台湾的“通告艺人”这一特殊人群。他们多半都没有什么作品,或与明星沾亲带故、或是过气歌手或演员、或者只是单纯能讲故事敢扮丑自己,就可以上节目大聊自己的人生经历,赚取酬劳。目前台湾共有大约200名通告艺人,聊天风格符合康熙要求的不到80名。效果好的嘉宾如沈玉琳,2013年总共上过26次康熙。

“现在换我们自己倒霉了。”B2说。即使是通告艺人,故事也有讲完的一天,原本想出“你曾和谁交往过”这样的话题就可以录一集,但现在,常上康熙的艺人之间的关系观众早已烂熟于心。话题只能不断向下延伸,稍有重复,观众就会开始抱怨。而艺人也开始出现断层,常出现的艺人年龄通常不满30岁,人生阅历不丰富,也讲不出故事。

B2曾规定自己,每年都要让康熙出现一到两名爆红人物,过去几年除了赵正平和沈玉琳,还有大学老师曲家瑞、前新闻台主持人盛竹如等。但今年的康熙播出近半,还没有一个话题性人物出现。

47岁的沈玉琳是台湾前知名综艺节目制作人,但台湾电视业整体不景气,让擅长整人、外景类节目的他生意艰难。2008年,他结束了自己的制作公司,考虑到自己曾经上过节目还颇受欢迎,就决定转至台前,尝试成为一名通告艺人。上了几次康熙,没想到收视率甚高。从2011年至2013年,他在康熙蝉联“看到他最不想转台王”,事业迎来第二春。

这几年他常去大陆,在机场被人认出来,张口就说“您是康熙的那个谁吧?”绝大多数大陆观众都是通过这档节目认识的他。作为全台湾最受欢迎的通告艺人,他一个月平均上80个节目。可只要不上康熙,微博里的留言就全是“玉琳哥,你怎么消失了?”

“我累得跟条狗一样,他们还说看不到我。见鬼了?没办法,内地人就只看康熙。”

另一位知名制作人赵正平发迹于节目《国光帮帮忙》,但康熙却让他真正为观众熟知,他坦言,自己人生的所有转折点,例如出书、做导演宣传新戏、出唱片、跳舞,几乎都是通过康熙发扬光大。“这是我心里的一个痛,好像我上康熙才红,不上康熙就没人认识我。”他说。

曾因曝光感情而在康熙中痛哭的曲家瑞,说康熙在她眼中,像一个罗马竞技场,“把两只狗放在里面斗,看谁会咬死谁”。作为嘉宾,领了通告费,出效果是她的义务。但有一次,在小S频繁遭遇各种负面新闻期间,曲家瑞去上节目,看见她在开场前披着围巾,形容憔悴,节目一开场,她又言笑嫣然。那一刻,曾觉得自己被愚弄了的曲家瑞突然明白过来,“在这个竞技场里,她也一样被全部的观众用鞭子抽打,这样她才能够娱乐别人。”

灵魂:最好的时候过去了吗?

在台湾,康熙仍是当红节目。台北的出租车司机听说我们来采访康熙,连连说“很红,红了好久”。金星制作手上仍在制作的节目,只有康熙坚持了10年之久。如今,康熙收视率稳定在1左右,偶尔特别好,可以达到1.7,差时则只有0.7。

再回头看康熙,马咏睿称它为“台湾访谈类节目始祖”。尽管从时间概念上看,康熙不是最早,但自康熙始,各家电视台才一窝蜂地开始效仿制作访谈类节目。但客观上,康熙的高收视也限制了电视台求新求变的决心,“低预算做出来高收视,为什么还要再花钱?”

这样的想法导致的结果是,除了康熙外,其他台湾综艺节目在内地的影响力都在减弱。视频网站爱奇艺买下了包括《康熙来了》、《小燕有约》、《国光帮帮忙》在内的多档综艺节目网络播出版权,除康熙之外,其他节目的点击率排名都很靠后。

今天,曾经打造过《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全民大闷锅》、《超级星光大道》等诸多王牌节目、被人称为台湾综艺教父的金星制作董事长王伟忠,手里只有一个康熙还保持着原来的地位。但问题是,这样一枝独秀的局面还能撑多久?

《康熙来了》最好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过去了?

沙发那头的王伟忠眯起眼睛,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对快人快语的他来说,这样的时候不多见。

半晌,他说,“你可以这样说,但作为这个节目的制作公司老板,我不能这么说。”

24岁就在台湾电视圈声名鹊起的王伟忠,今年57岁,他经历了开放报禁、制播分离、有线电视崛起等一系列传媒环境变革。他祖籍北京,眷村出身,身为外省人又有着台湾情结。目睹了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开放,再到后期两党竞争等时局变化。面对如今的台湾综艺环境,坚称“没有本位主义的台湾失落,但要为台湾作一些努力。”

忆起当年,他雄心勃勃,心中始终装的是大中华。“泱泱大国,我们土地北起黑龙江,南到曾母暗沙。我们是穷,可我们有大国思想。”张口闭口就是要做“中国电视史”,写剧本定名“中国小姐”,读古书,说古话。这几年,他慢慢发现,台湾人在内地人眼中成了“台湾小确幸”。他说,“台湾人有钱了,可心却变小了。”小岛思维困住的不是人,而是心胸本身。

所以,去年一年,他带着旗下艺人先后上了两档大陆综艺节目《中国梦之声》和《中国达人秀》,他必须为未来做打算。

他回忆起十年前的两位主持人,一个没结婚、没孩子,单身姑娘无所畏惧;一个知名度还仅限于岛内文化圈,并未成为华人文化偶像。十年后,今非昔比。

“时势造英雄。”他说,“什么都是天时地利人和。”拿康熙来说,就是应了台湾的制作尺度宽松,可以辛辣调侃、肆无忌惮,恰逢互联网将华人文化差异抹平,在大陆的成功本非计算,完全是时代选择了康熙。

现在呢?他不正面回答,只说,“创意这东西,心要大,人要乏。心安稳了,人不乏了,又何来创意。”

康熙这档节目的核心,始终是蔡康永与小S两位主持人。王伟忠的副手詹仁雄坦言,对于两人来说,做主持人都不是各自生活的重心。每周三录影,是身为家庭主妇的小S一周中难得的放风时光,而蔡康永则通过这档节目满足自己对世界的好奇心。两人不缺名利,全凭兴趣坚持了十年。

十年中,两人无数次向王伟忠与詹仁雄提出,要见好就收,别做到覆水难收时再宣告结束。每一次,詹仁雄都以节目还在第一名为由劝阻。但他心知肚明,维系这一节目的,并不是收视率或讨论度,而是两人的好奇心与表演欲。“他们不是在做工作,而是在做功德。”

王伟忠仍有些关于康熙的宏伟构想,在他的设想中,康熙本应成为一档真正的泛华人文化标杆类节目。他设想过做“康熙盛典”,新加坡、马来西亚、纽约,全世界哪里华人多就去哪里,各待三个月,一网打尽当地知名和有趣的华人。可小S的家庭、蔡康永的时间、成本控制,种种问题,谈何容易。

中天电视台综艺部主任盛士骅,将大陆的高制作费节目形容为“宴客”,康熙为代表的台湾综艺节目则是“泡面”。“泡面也可以很有创意,有干有湿,有各种口味”。他说。可泡面终究只是应急之需,登不上大雅之堂。

时日久了,总吃泡面,难免懈怠。如今已告别康熙的孙乐欣回忆,一天录5集康熙,一集5位来宾,相当于一天就要面对25个相对陌生的人。有一次录影到第三场,蔡康永突然问他,第一场录的是什么,来宾是谁。他愣了一下,发现自己也想不起来。那时他才惊觉,“我们都是录完一场忘一场,抱着一种赶紧做好这场的心态。我们总在重复做同一件事情。”

但别忘了,10年前的康熙给人的印象可不是泡面,对内地观众来说,那是全方位了解台湾地区新文化的一席盛宴。这个节目的灵魂人物蔡康永对我们说,他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派对主人。

但区别是,头几年,他的贵客是连战、马英九、李敖、李昌钰、刘德华等等各界大佬,他们还需要来这个派对增加自己的影响力,而这几年,客人变成了沈玉琳、赵正平、曲家瑞这些通告艺人。康熙的十周年庆典上,蔡康永做了一回和事佬,在记者面前,成功地劝解沈玉琳、赵正平这两个为了争谁的收视率更高而反目的客人放下心结,其苦心一想即明。放到十年前,很难想像他会这样做。

一位中天高管告诉我们,林书豪窜红时,他们曾想尽各种办法,希望能请他上节目。林书豪回过台湾,但最终还是没有接受这个派对的邀请。

作为派对主人,每周一次,面对有时多达几十位的来宾,十年来他力求宾客尽欢。偶尔会陪别人一起看康熙的蔡康永,心里总会暗想,“原来这可以让你们如此高兴”。

在他自己看来,康熙中聊的大多数内容,都是言不及义的。嘻嘻哈哈中,一小时就过去了。他想过,这样对自己的观众是否公平。可随后,“我发现,我跟我的朋友聊天,大概90%也是言不及意的,但这可能就是我们还能够做朋友的重要原因。”

“台湾有句话叫狗吠火车,意思是狗在旁边叫几声,火车也不会停下来。我们所讲的话都属于这一类型。但我还是要讲,你不能是一个且做且陶醉其中的人。狗吠火车,为的不是让火车停下来,狗必须知道自己在干嘛。”

但人生从来不乏浅薄。“从小,我所认识的所谓深刻的人,都让我感到阴森,我并不觉得这很愉快。我自己觉得,人生是深度跟浅薄各半,你不能假装人一直都在追求深度跟文明,拆穿了一些事情之后,人大部分时间做的事情跟动物的选择是一样的。”

所以,这大概也是康熙能够风行十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像王伟忠所说,“华人社会里面永远需要一个康熙精神,总要有一个家,里面嘻嘻哈哈快快乐乐,没有什么复杂的事情,但有基本的伦理,又亲切、不端着。”让我们的心能够找到一个归宿。

采访的最后,我们问小S和蔡康永:如果,只是如果,康熙即将迎来最后一期,你会选择怎样录制自己的最后一期节目?

“我希望它不要让人感觉到是最后一集。”蔡康永说。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和电视台签约。王伟忠最近还给他打过一次电话,恳切地希望能用一纸合约稳定合作关系。他说,如果要签约,他下个星期就不来录影了。来自一个衰老世家的他,从小家中讣文永远多过喜帖,这让他隐约觉得,应该永远将“无常”二字置于自己的生活当中。如果康熙真的走到了结束那一天,在他的想象中,一切都应是戛然而止,消失在泡沫中。

“我们都不会知道自己和哪个朋友的见面就是最后一面,对不对?”他问。

小S说,“按你们的想法,肯定要把康熙的重要人物都请来。但我觉得,如果这期节目只有我和康永哥还有汉典,会挺有趣的。我和康永哥在化妆间里,随便聊聊。可以一下很开心,又一下抱头痛哭。”

“汉典在哪儿?”

“他在门口偷听我们讲话好了。”她说。(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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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台湾人跪舔大陆的时代早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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