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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之死:生不逢时,幸而有之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免费关注微信公众号 jiarenorg ,就能天天收到佳人精彩文章了,咱们微信里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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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之死

文/王树增

导读: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在屈辱和病痛中辞世。生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李鸿章,生前身后都遭到诟病。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离1901年的结束仅剩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回銮路上的大清国皇太后慈禧,在黄河岸边的辉县,收到了那个令朝野上下无不悲哀的消息:李鸿章死了。

李鸿章,大清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就在他咽气之前的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逼迫他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为了大清国与洋人争辩了一生的李鸿章已不能说话,他只有眼泪了。眼泪流尽了,他的眼睛闭上了。

自1840年英国人用舰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以后,中国人沿海岸修筑的所有整齐对称的炮台,和花费巨银买来的位居世界第六的舰队,没有一次阻挡住“蛮夷”的入侵:“自道光中叶以来,外患渐深,至于今日,危迫极已。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都,毁圆明园,文宗出走,崩于热河……自此以后,法并安南,日攘朝鲜,属地渐失。各海口亦为列强所据,德占胶州,俄占旅顺大连,英占威海九龙,法占广湾……”

而就在李鸿章死时,因为允许外国在中国驻军和几近天文数字的赔款,而成为“将来无数困难问题发生之源”的《辛丑条约》刚刚签订,外国联军仍在整个朝廷逃亡在外的情况下,占领着大清国的都城北京。

对于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国来说,洋人的气焰永远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李鸿章一死,大清上下就失去了惟一能够与洋人周旋的人。李鸿章的死令“太后及帝哭失声”,大清国犹如“梁倾栋折,骤失倚侍”。

洋务重臣

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露出他与大清国所有官员的不同之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他组建的淮军需要银两购买武器。当淮军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成功地进行了大穿越进至上海,从而一举扫平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洋人?

创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的更新。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

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

大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招商局轮船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大清国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只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

之后,由大清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

李鸿章为大清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他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至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但是,李鸿章一生所从事的另一种“洋务”,却使他在生前和身后招致众多的痛骂,因为根据国人一向的认知,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与不公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所有竭尽心力的努力无不是在把国家的领土、财富和臣民出卖给洋人,这位大清重臣的罪责深重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大清国没有“外交”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统统归于“洋务”。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大清国当然的“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不但让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国有一个“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而且也让中国人在上一个世纪之交那段悲伤的日子里,终于揪出了一个“罪魁祸首”————李鸿章让国人因为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在怒斥他的过程中得到宣泄。

洋人了解李鸿章的外交能力,是通过中英《烟台条约》的谈判。其时,英国人的军舰开入烟台,日本军队开始向朝鲜武装挑衅,以对大清国构成战争威胁。皇亲醇亲王主张与英国人决裂开战,而李鸿章的思路是:大清国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一贯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1876年9月,《烟台条约》签订。

觊觎更多在华利益的英国人事后说:“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尽管洋人说,面对强大的威胁,李鸿章依然能谈出一个明显存有抵抗态度的条约,是一件“值得惊诧”的外交事件,但从烟台回到直隶总督府的李鸿章,还是因为赔款和开放口岸而背上了卖国的罪名。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之战,是李鸿章一生遇到的最大的挫折———“海军费绌,设备多不完,惟鸿章知之深。朝野皆不习外事,谓日本国小不足平,故全国主战,独鸿章深知其强盛,逆料中国海陆军皆不可恃,故宁忍诟言和。朝臣争劾鸿章误国,枢臣日责鸿章,乃不得已而备战。”

到1895年2月17日16时,日本联合舰队在风雪交加中开进威海卫,浩浩大清国败于一个弹丸小国的事实,令自认为是“天朝中心”的国人举国愕然。朝廷顾不得“天国颜面”,再令李鸿章去日本议和。

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被一名刺客击中,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这个位置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而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要价”,朝廷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均是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

伤痛和心痛折磨着李鸿章。如果采取强硬的态度和立场,只能导致中日战争继续扩大。以大清国实际的军力状况而言,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中国的东北被全面占领;而如果答应日本人的条件,大清国主权和财产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两害取其轻,这是面对残局的李鸿章的选择。

1895年4月,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回国的李鸿章,发现他成了举国的“公敌”: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民间暗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

每一次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的李鸿章,被国人目为卖国者,只有全体军机大臣在上奏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过的“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曾令李鸿章老泪纵横。

振聋发聩之声

因为签订《马关条约》而被免去显赫职务的李鸿章,赋闲在京城贤良寺。

1896年,俄国沙皇加冕,各国派员祝贺,俄国人特别提到了代表的级别问题,朝廷只有派李鸿章去。因为洋人们说,对于19世纪的中国,他们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朝廷。李鸿章以在马关被刺为由一再推辞,而朝廷就一再坚决不准,当李鸿章认为确实到了“众望所归”的时候了,便表示自己“非敢爱身,惟虞辱命”,只有“一息尚存,万程当赴”。

李鸿章的俄国之行还有一个重要行动,即与俄国结盟。

“联俄拒日”是甲午之后大清国朝廷中的主流认识,以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得最为明确:威胁大清国的国家以日本为最,日本企图占领东北的野心积蓄已久,而俄国因为与大清国东北接壤,必最不愿意。所以“我若乘此时与之深相结纳,互为声援,并稍予便宜,俄必乐从我”。

在插满了大清黄龙旗的彼得堡,李鸿章开始与俄国人商谈《中俄密约》。《中俄密约》的要点是:中俄两国针对日本的军事威胁结成互相援助的军事联盟;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铺设铁路,与俄国横穿西伯利亚的远东铁路接轨。

这一次,李鸿章没能意识到一个具有近代常识的问题:铁路的延伸正是扩张领土的主要手段。至于当大清国受到日本威胁的时候,铁路能够便于军事援助这一点,李鸿章和大清国的官员都没想到,如果俄国人想侵入并占领中国的东北,这条铁路同样会给俄国人提供军事运输的便利。更何况在中国境内修建铁路,一旦“路权”模糊不清,俄国人就会有理由在铁路沿线派驻武装。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就是对中国东北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的“中东铁路警察队”。关于后者,李鸿章想到了,于是他坚决反对俄国以官方的名义投资铁路,而坚持用私人投资的方式。李鸿章以为这样,就可以将铁路的修建变成商业行为。

离开俄国,李鸿章开始了他的欧美之行。在英国,他特意在代表西方民主制度的议院,旁听了议员们的辩论,李鸿章觉得那简直是一窝蜂似的吵架。

而大清国要员的出现,引起了英国人极大的关注。一位英国人这样描述了他所看到的73岁的李鸿章:

他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慈祥的异乡人。他蓝色的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看他的每个人投以感激的优雅的微笑。从容貌看来,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的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有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令李鸿章感兴趣的是英国的海军和陆军。他还参加了汇丰银行的招待会,在英国商人们表示要到中国去开拓市场的时候,李鸿章的开明思想令他说出了:“实具同心。”

当李鸿章乘坐的客轮到达纽约港时,美国海军最强大的舰队依次列阵港湾,鸣炮致敬以欢迎大清国的重臣。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报道说,当客轮驶往美国的途中,李鸿章在船上对每一位他见到的美国人,都问这样的三个问题:你是做什么的?你能挣多少钱?你住得离纽约近吗?

《纽约时报》记者接着报道说:“没有乘客表示他曾向女士问过这三个问题。”

而对美国记者关于“美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出路”的回题,李鸿章的回答是: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必须邀请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自主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这不可谓不前瞻。

美国记者的另一个问题是: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的回答是: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为了抗议美国的排华法案,李鸿章甚至宁愿选择经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回国。李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引自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

结束访美之后,李鸿章搭乘美轮回国。到达日本横滨港需要换船。李鸿章当年离开马关的时候,曾表示“终生不履日地”,现在又有了《中俄密约》,让他痛恨起日本人更有底气了。换船必须先上码头,但是为了不让自己的精神和肉体与日本国土发生一丝关系,李鸿章无论如何也不上岸。侍从们只好在美轮和招商局的轮船之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将他扶上船。

李鸿章以为《中俄密约》可保大清国20年无事。然而仅仅4年之后,最先攻破大清国都城第一道城门东便门的,正是俄国人!紧接着,曾经告诉李鸿章自己的国土大得用不完、没有侵占别人一寸土地想法的俄国人,开始胁迫大清政府将“东三省永远归俄国所有”。这时候,李鸿章终于明白:大清国自与洋人来往以来,所奉行的“以夷制夷”的策略是多么的天真无知。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表示:在某种意义上讲,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搀杂在一起的,大清国对此必须保持警惕。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持有这样的认识,不但在百年前的中国可谓凤毛麟角,即使是在当代中国也可属振聋发聩之声。

最后一次出场

1900年6月,外国联军攻陷了中国北方的海岸门户大沽炮台,3天之后,京城门户天津陷落,以保护使馆为名登陆的联军向通州进发,而通州距大清国的都城北京仅20公里。21日,大清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然后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

而李鸿章深知国家忧患日深,军力积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李鸿章给朝廷发去一封电报——大清国两广总督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这也许是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它标志着在封建帝国内,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大清国南方日益活跃的商品贸易和经济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官员们的思维方式和统治模式,这种影响虽可能如风蚀岩石般缓慢,但却是不可逆转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等,在获悉了李鸿章的电文后,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

他们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大清国的南方也发生了动乱,那么乱了敌人的同时,肯定也要乱了自己。虽然在以后很长时期内,这些人无不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巨祸中,竟是他们确保了大清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

“以卵敌石,岂能幸免?”

1900年8月15日,大清国都城沦陷,政府和朝廷逃亡。

此一悲惨事件发生之前,朝廷的电报再一次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正在攻打这个国家的洋人议和。朝廷为此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惟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

1900年7月17日,当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的时候,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少受些损失,李鸿章感叹道:“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就是在这样悲伤的心境中,开始了他与洋人噩梦般的周旋。

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他去了他曾经执政达20多年的直隶总督府,在满目疮痍的天津城中,总督府已是一片废墟。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外国联军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仍属于清国政府管辖”之外,整个京城由各国军队分区占领。那两个小院落一个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一个是参加与联军议和谈判的庆亲王的府邸。

11月初,联军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提出议和谈判的六项原则:惩办祸首;禁止军火输入中国;索取赔款;使馆驻扎卫兵;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这六项严重侮辱大清国国家主权的“原则”,令李鸿章说出了列强犹如“虎狼群”的话,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结束大清国的厄运。

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望电报如饥渴”,虽然大清国于1900年夏天发生的巨祸是由慈禧一手酿成,但李鸿章必须在联军的追究面前维护住慈禧的权力,他只有日复一日地“竭力磋磨”——“每当聚议时,一切辩驳均由李鸿章陈词;所奏朝廷折电,概出李鸿章之手。”李鸿章病倒了,起因是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气了,占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

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议和大纲”上“画押”。李鸿章对“不明敌情”却“局外论事”的张之洞十分恼火,他表示如果坚持不“画押”,谈判即刻便会破裂,结果只能是将大清国拖入无休止的战乱——联军在京城屯兵数万,有随时扩大战争的能力;在这种内外皆危之际,高谈阔论并不能扭转危难。

而因为“议和大纲”既没有将慈禧列为祸首,又没有让她交出权力,于是朝廷给李鸿章回电:“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大清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

国人即刻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吐血了。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李鸿章想尽快地结束谈判,而谈判结束的直接标志是,联军撤出京城和皇室朝廷回京。可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必须亲眼看到惩办祸首。

关于惩办问题的谈判,耗尽了李鸿章最后的气力,他无法接受皇亲们在菜市口被洋人斩首,最终还是顶住了联军要求对皇亲“正法”的压力。

接下来是赔款问题的谈判,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不愿为大清国的几两银子再低三下四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只是,病中的李鸿章没忘给张之洞传话,说是电报每个字四角银元实在太贵,要他不要再发“空论长电”,凡事可以摘要发出,以节省经费。赔款问题全部是由下级官员谈的,结果是大清国赔款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列强们说,4亿5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朝廷的回电是:“应准照办。”

1901年9月7日,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难以想象就要离世的李鸿章,在写下“必多一次吃亏”这几个字时,会是什么心情。他毕生致力的“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愿望,此时说出来实在是一种前途渺茫下的伤心无奈。

远在逃亡地的慈禧复电李鸿章,言他“为国宣劳,忧勤致疾”,望他“早日痊愈,荣膺懋赏”。

但是,李鸿章没有等到“荣膺懋赏”的那一天。1901年11月7日,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他“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

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享年78岁。

几种评论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只是,该怎样评价100年前这位不同寻常的大清重臣,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

在中国,评价一个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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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被时代巨轮碾压,力图站起,却发现已如蚍蜉撼树,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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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被时代巨轮碾压,力图站起,却发现已如蚍蜉撼树,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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