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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萧红的故事:当文字与人生一起脱轨

三、“我将孤寂忧悒以终生”

1938年春,萧红与端木蕻良回武汉就同居了,5月下旬举办婚礼。这是不被祝福的婚姻,双方的亲友团都不以为然:两萧有共同的朋友圈,老朋友们对端木感情上不免排斥。他那种散漫、疏淡的风格,包括洋派、考究的装束,也让左翼作家们看不顺眼。端木的亲朋对他娶一个有复杂情感经历的孕妇则是又惊讶又惋惜。

萧红在婚礼上对胡风等朋友说:“我对他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只是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端木蕻良与萧红恋爱、结婚前,也曾思虑再三:他未结过婚,萧红比他大一岁,身体不好,还怀着萧军的孩子。后一点恰好最让萧红心存感激,她说: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萧红当年逃婚、同居、未婚先孕,在三十年代初的东北小城,何等令人惊骇,陈规旧俗被她漫不经心地抛诸脑后。然而,就算一路走来羽翼渐丰,结缘的都算新派文人,在掂量婚恋关系时,叛逆、放任如她,依然会不自觉地滑入传统思维与价值的坐标。或者说,所谓“人之常情”,到底无法回避,所以,先自“怯”了三分。

前后两次,萧红都是怀着别人的孩子开始新的感情。固然可以看出她不乏魅力,但她也真是欠缺理性与“世故”,因而每每在无奈或无意时被推到逼仄处,难以转圜,或是给未来留下阴影,也未能拥有孩子。她曾去医院堕胎,因费用太高而作罢。蒋锡金鼓励她生下孩子,萧红泣不成声,说自己维持生活都很困难,再带一个孩子,就把自己完全毁了。

日军逼近武汉,1938年八九月,萧红夫妇先后抵达重庆。在宜昌时,她带着八个月身孕在码头绊倒,无力爬起,幸而被陌生人扶起。她过后对朋友感慨,自己总是一个人走路,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11月初,萧红到女友白朗在江津的家里待产,她情绪很坏,焦躁易怒,甚至对白朗及其婆母发脾气,让老太太难以接受。她生下一个男婴,三天后死亡。回重庆时,萧红苦笑着对白朗说:“我将孤寂忧悒以终生。”

萧红夫妇搬到北碚才安顿下来,端木蕻良在复旦当兼职教授,也作编辑,两人都有固定稿费收入。重庆岁月是萧红生活最安稳的阶段,虽然已出现肺结核症状,但她写作量不低,长篇小说《马伯乐》就在那时动笔。

1939年秋萧红完成长篇散文《回忆鲁迅先生》,在所有纪念文字里,她写得最鲜活灵动。一来,她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近距离观察过日常生活里的鲁迅——她与萧军曾每天晚饭后去鲁迅家,像家人一般自由出入。旁人的文章,或着意凸现鲁迅的横眉冷对,或高屋建瓴、宏大叙事,她却是从零星细节和片段场景入手,看似信马由缰,一如她惯用的散碎笔法,却写出了鲁迅温厚、细腻、包容的那一面,也写出了鲁迅和许广平家常过日子的烟火气。她将鲁迅给人的冷峻、坚硬、偏激印象,添上了灶火一样的暖黄色;二来,她投注了深厚感情。被鲁迅一家接纳、关爱,令萧红找到难得的情感慰藉和安全感。她也从鲁迅身上找到理想父亲、理想男性的形象。牛汉口述、何启治、李晋西采写的《文坛师友录》提到与晚年萧军的交谈:“从萧军的口气也证明,萧红跟鲁迅的关系不一般,太不一般了。”

1940年初,萧红夫妇飞往香港。这里尚远离战火,海阔水清,鸟鸣花媚,她却难驱孤独、抑郁。老朋友胡风看到萧红病弱不堪,不禁对端木蕻良又添恶感,他甚至觉得端木毁坏了萧红“精神气质的健全”,使她“暗淡和发霉了”。他们的东北老乡周鲸文则觉得:端木自幼受溺爱,所以懦弱娇气,没有大丈夫气。萧红显得坚强,却也需求支持和爱,两人又恰好遭逢动荡,所以彼此都得不到满足。

萧军那种自命不凡、强悍凶蛮带给人捆绑约束的感觉,但有时也不乏安全感;端木蕻良优柔温和,却又失之绵软、游移。人们重组婚姻时,有时会下意识地选择迥然相异的对象,以期规避昔日风险。而一个人的优缺点,却往往犬牙交错,且“成套搭配,不得开零”,很难十全十美,结果依然不免失落。

各省籍人士为避战乱源源不断拥入香港。1940年前后的香港报刊,被浓郁的故园之思笼罩。萧红的《呼兰河传》虽然酝酿、开端于武汉,却在香港一气呵成,1940年9月至12月在《星岛日报》连载。孤寂中愈加思念家乡,但呼兰对于萧红,除了战争与空间阻隔,更多一层有家不能回的难堪。要重返故园,她有游子与逆子的双重不易。萧红在暖洋洋的南方,想念寒风凛冽的北国,想得心尖发颤。《呼兰河传》开篇就写:严冬封锁大地,大地被冻得满是裂口,水缸被冻裂了,豆腐被冻在地上,热馒头冻成冰块,水井都被冻住了……呵气成冰,多么麻烦,但萧红写得欢天喜地的。那不可思议的酷冷,在她眼里竟是有喜感的——它们属于朝思暮想的故乡。呼兰的风俗风物,朝露晚霞,流云繁星,蝴蝶蚂蚱,花园菜地,还有世界上最疼爱她的祖父……那些无法复现的场景,永生难忘的欢乐,在她笔下越是绚丽明快,心里眼里也就越是酸涩苦楚。

1941年夏秋,萧红的肺结核已很严重,她边治疗边写《马伯乐》第二部,出院后依旧虚弱。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炮火连天,全城惊慌失措。已卧床半年、不能走动的萧红,比健康人更多一层惶恐。与端木一起陪着萧红的骆宾基感觉,她似乎很担心自己被弃之不管。大难来临,有过伤惨经历的萧红,显然对她的丈夫、对人性、对时局都极其不敢乐观。端木、骆宾基等用床单做了临时担架,抬她出门,又雇人力车载她转移。此后,端木蕻良一度计划先行撤离,有几天不在身边,萧红以为自己被抛弃,非常绝望,待他返回,才情绪渐稳。

然而,大都市的倾覆,还会带来更多的离合悲欢与愁惨难堪。当萧红以为端木蕻良抛弃她时,骆宾基想去九龙抢救他用两年时间在桐油灯下写出的长篇。萧红生怕他这一走,自己孤立无援。她请求他顾念朋友的生命,“你不是要去青岛么?送我到许广平先生那里,你就算给了我很大的恩惠。我不会忘记”。那一刻她真是焦虑,情绪阴晴不定:一会儿想着不得不返回老家:“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卸甲的了。因为我的身体倒下来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一会儿又相信,自己会健康起来,还要写《呼兰河传》第二部。一会儿又怨恨端木蕻良,说自己早该与他分开。

僵卧病床,身无长物,倘若独困危城,萧红必死无疑。看得出她多么阴惨无助,求生欲望又有多强,就像在滔天大浪里,死命抓紧了救命木板。她果真说服了骆宾基呢,他放弃去抢救手稿,留下来照料她。骆宾基是她弟弟的朋友,跟萧红夫妇相识不算久。后来端木返回,他俩为萧红的安全与治疗费尽心力。那些日子,食物匮乏,物价飞涨,水电瘫痪,地痞乘机作乱,炮火震耳欲聋,人命细若琴弦。无牵累的朋友们逐渐撤离,萧红等几人要躲要藏要求生,心里也翻江倒海:施救者的情义、担当、责任;垂危者的感激、惭愧、不安;一闪而过的杂念、抱怨;涌上来又按下去的责难、委屈……内心的时刻煎熬、复杂难耐,不亚于小说。如果萧红不死,她写一部“倾城之恋”,必定又是另外的模样。

住处遭遇炮击,萧红被抬着到处寻找安全落脚点,病情加剧。几经周折才住进医院,不久日军强占医院,赶走病人,萧红术后感染高烧,又接连遭受折腾,而药品全部被日军接管,药店无药可售。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逝于简陋的临时救护站。

四、天马行空,无拘无束

萧红与张爱玲的早期经历有点相似:两个父亲都有一定文化修养,但性格冷酷、乖僻;她们的母亲俱少有暖意,且一个远走异国,一个早早过世,母爱同样缺失,跟继母的关系都不算融洽;两人都在囚禁中逃出父亲家,此后经历有别,却都一生孤绝。她俩的背后,几乎都空空落落,无所凭依。

现代文学史上好些女作家的作品,拿今天的标准和口味看,实在不够引人入胜。阅读时需要换一层眼光,想到它们是新文学问世早期的产物,虽然粗疏、幼稚,却可以从中窥见那个时代的文学与社会风貌。不过,等到萧红和张爱玲横空出世,气象陡然一变,仿佛在起伏不大的高地上双峰耸峙,但见文气郁勃,云蒸霞蔚。

张爱玲的代表作与萧红的《呼兰河传》,都有惹人沉溺其中、欲罢不能的魔力。她俩俱是难得一遇的天才,张爱玲二十岁出头惊艳文坛时,已经有丰满、严谨的中西文学储备,家世、阅历和早熟又给她镀上苍凉、世故之色。她像一个绣花大师,针针缜密,步步为营,也常有神来之笔,所以一枝一叶都粉底描金,精美曼妙;萧红没有经过多少专业训练,她虽然喜欢阅读,也说自己像香菱学诗那样,梦里都在写文章,但她的才华流露,却是随心所欲的成分居多,仿佛“春来发几枝”的天然、率性。她更像个采花女子,东一朵,西一朵,玫瑰也采,倭瓜花也摘,似乎漫不经心,不剔不砍,聚拢来却是鲜灵灵的一篮,正看侧看都赏心悦目。

萧红的写作风格在《生死场》已基本奠定,鲁迅在《生死场》的序里夸赞道:“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家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鲁迅准确地预言到:“她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她很可能取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就像丁玲取代冰心一样。”

到了《呼兰河传》,萧红的“越轨笔致”登峰造极。人人都惊讶,《呼兰河传》太不像小说了,它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和情节,情绪和语言又那么诗化、散文化。作者好像全无章法,凭兴之所至,将家族叙事、风俗长卷、私人经验等随意铺排。看似松散、零碎的七个章节,却勾勒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北方小城浑成而斑斓的乡土画面,既有万物求生求荣的喜悦快意,也有生存的酸涩残酷,还有无知者的可怜可憎,以及弱者(尤其是女性)的凄凉悲歌。

年龄越大去看萧红,对她越多一丝怜惜。她去世时还未满三十一岁,却已经尝尽磨难:成年后的日子,大多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她总是被战火追赶,由北往南,不停逃离。那些穷愁潦倒、动荡艰辛,让萧红百病丛生。最后过早病逝,也是被香港的战火彻底摧毁。她不幸遭逢乱世,生死荣枯都不由自主。

萧红临终前曾说: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就因为自己是个女人。来自男权社会的伤害,生为女人的无奈,也带给她无限痛楚。她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然而,“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小时候挨父亲打,都是祖父安慰她:“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1936年底,萧红独居东京,难抑凄伤:“‘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细看萧红的经历,在某些人生的关节点,因个性独特导致的非理性选择,也让她不止一次置身绝境,仿佛立在悬崖,脚下的石头正摇摇欲坠。逃婚之后,萧红就脱离了当时传统妇女的生活轨迹,既有飘洒、恣意,代价也沉痛。有时不免假设,如果遵从父亲安排,成为汪家安逸、悠闲的少奶奶,萧红的一生会是怎样?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一个循规蹈矩、安分随时的女子,绝不可能写出天马行空似的《呼兰河传》。

女友白朗说萧红是个“神经质的聪明人”。她有忧郁、沉默、孤独的一面,跟朋友相聚也颇能尽兴尽欢,抽烟喝酒,聊天唱歌,样样拿手。丁玲对她的“少于世故”、“保有纯洁和幻想”的印象很深,也看出其稚嫩、软弱。耽于幻想、沉溺感性的人,往往冲动而不计后果。曾有朋友反对萧红跟端木相恋,说离开萧军也好,就不能独立生活吗?她反驳道,“我是不管朋友们有什么意见的……我自己有自己的方式。”她曾向聂绀弩抱怨端木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精,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的”。不久却又跟端木结婚了。

萧红曾对朋友说,自己一生走的是败路,她感慨“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她看到了女性的困境和局限,却不晓得自己到底飞了多高。

生活的脱轨,让萧红饱经忧患;文字的脱轨,却让《呼兰河传》不朽。(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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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自古红颜多薄命…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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