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1970年代的东北，距离长春约6小时火车车程的乡下，马可对农耕生活的敬意和眷恋全部来源于此，每年寒暑假，妈妈都会带着她住到姥姥家，上山采蘑菇、榛子，收苞米，起地瓜，给羊挤奶，看牛生仔。艰苦的乡间劳作让马可感到“特别开心”。
记忆中母亲在缝纫机前为马可和两个姐姐缝制衣服的身影也冥冥中决定了她高考时的专业选择。“说句实在话，我没觉得我妈做的衣服好看。”30年后马可坦言，那些衣服并不合身，为了穿得更久，常常比她的实际尺码宽大很多。
马可大学就读苏州丝绸工学院（现在改名苏州大学）。80年代末期，中国七五计划将纺织服装行业列为重点发展的行业之一，时尚业和成衣制造业被推至战略高度，高校陆续成立相关专业。1989年，苏州丝绸工学院建立全国首届服装设计兼表演专业，但课程设置更偏重时装表演，设计课的课时非常少。
马可对成为模特毫无兴趣，“人们对你的身材和长相品头论足，这一切让我感觉太难受了”。若干年后，作为这所大学最成功的毕业生回到母校，马可曾指着一间教室告诉大学老师，在校时她就是坐在这里，翻遍图书馆所有的设计资料，“然后自己写笔记，自己去思考，学得挺吃力的”。
大学毕业那天，马可最后一次步出校门，抬头仰望学校的牌匾，问自己，你知道什么是设计了吗？“心里的回答响亮：不知道！然后我就扭头告别了我的大学时代。”
与大部分90年代初的服装设计毕业生一样，马可进入广州一家制衣公司，做“一点”小设计和给各部门帮忙。次年，被心中的品牌梦想督促着，马可找到另一家有意创建一个原创品牌的服装企业，总经理许诺很快会成立新品牌，但是为了筹集创牌的资金，公司得先做些制服设计，马可接受了。90年代的珠江三角洲，工厂流水线24小时嗡嗡作响，大批来自西方的订单以及强大内需拉动数以万计的私营制衣厂，马可设计的制服取得了客户的好评，公司的业绩日益攀升。一年后，马可追问老总何时可以开始创牌，他反问：你不觉得现在这样做制服也很好吗？“我都快气炸了，因为我就感觉好像被人骗了。”当场辞职后，她气得连当月的工资都没拿。
一个缺乏版权保护的行业更需要的是不断抄袭外版的打版师而不是马可这样的设计师。1994年，一家老牌的香港公司为马可提供了一个设计职位，公司正计划从为国外品牌代工转型做品牌。马可参加了由日本企业赞助的第二届“兄弟杯”国际青年服装设计师大赛，从偶然在图书馆翻到的一组兵马俑照片里，她找到了灵感，接着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在在湖南农村完成了参赛作品《秦俑》，未来的设计风格似乎也发轫于此。制作《秦俑》的材料包括：缝制蚊帐的苎麻夏布、做鞋用的蜡绳和当地盛产的棕叶，“都是特别土的东西，全手工制作”。《秦俑》送到北京后，马可祈祷，千万不要是最差的，“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土裁缝，设计基本全靠自学”。出人意料，她获得金奖，来自意大利的评委紧紧抱住她说：我太爱你了。《秦俑》为马可带来了她人生中第一次的出国机会，意大利的评委愿意为马可去意大利深造发展提供一切支援，马可感谢她的好意并告诉她“我不会离开中国”。
毛继鸿，马可的第一任丈夫也是她在例外的合伙人，试图向《人物》总结马可对材质与生俱来的敏感，“有些人先画设计图，她可是用手去感受那个材料再去做东西⋯⋯折折叠叠，然后弄一下，就会出来自己的样子。”他记忆里清晰地保留着马可通宵达旦赶制衣服的画面，“有时苦到，她说流了一盆眼泪⋯⋯最后做秀时，一星期就没睡，最后已经累倒了，都病了。”
“兄弟杯”金奖给了马可极大的鼓励，“它让我相信我选设计这个专业至少是没有错的，我可以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1995年春天，香港公司的自有品牌启动了，作为设计总监（佳人微信公众号：jiarenorg），马可设计了100多套衣服，并在北京举办了她设计生涯中的第一场发布会，而后，又从中挑选出一部分参加首届中国十佳设计师评选并成为最年轻的获奖者。那年，她刚满24岁，一切在向更好的方向推进，她雄心勃勃，“只等公司一声令下，就将品牌推向市场”。
然而，从北京返回公司没多久，马可就听闻公司裁员近千人。那是1995年，美国对中国实行贸易制裁，中国纺织品出口被严格限制，拿不到出口配额使公司失去大量出口订单，老板说再等等，然后又一个月，再去问，还是等。3个月的等待煎熬后，新品牌的上市遥遥无期，马可的中国原创品牌之梦再次被现实击得粉碎。
3年3份工作，“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挺大的打击，想做一个中国原创品牌为什么这么难？”90年代中国消费社会的来临让很多服装企业开始重视设计师，然而，设计只是生意的一部分，设计风格来自市场终端，这与马可的理念相距甚远。
一位老板曾给马可开出100万年薪，“我心里边好失望，在想他为什么要跟我谈这个。因为待遇不是我关注的事，重要的是我们要在一起做的事情。”见马可没吭声，老板又加重筹码，外加一辆林肯车。马可掉头就走，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估价的商品。这一年里，她接连放弃了不少于10个待遇优渥的offer，因为没有一个企业能明白她想要的是什么。
广州芳村一栋廉租房顶楼，待业青年马可每天看书、养猫、给自己做饭，过着“颠三倒四”的日子。1996年南方盛夏，酷暑难熬，一天午睡半梦半醒之间，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声音，“马可，不能再等了，你只能靠自己。”她立刻跳起来给毛继鸿打电话，“我决定创牌了。”
在马可的描述中，这个神奇的时刻似乎蕴含某种运气。那一年，马可的金奖作品《秦俑》因为保管单位仓库失火，不慎被烧掉了，因祸得福，对方的15万赔偿金成为例外创牌的初始资金，马可和毛继鸿又外借了20万。第一批例外衣服寄卖在广州农林下路一间12平方米的小店，“做例外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前3年，我们的库存为零，当时店里面出现过好多次，就是顾客为了争抢一件衣服吵架。”马可说，即便1997年经济危机，服装业很不景气，但例外一家店的月销售额仍可达到十几万。
“我是被动创业，最不想做老板的人还是不得不做了老板。”在讲完例外诞生的故事后，马可自己都觉得太累了，她轻轻叹口气，“除了创牌，我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要的不是一个商业品牌的成功
马可视衣服为信仰及理想的存在，而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我最看重的是不管什么设计，始终是要为人服务的。”马可批评一些过于自我表现的设计师，使人变成承托衣服的模型。据说，马可从不使用模特，每一件设计都要亲自上身，她需要用身体充分感受衣服。为此，她的身材常年维持不变，方便穿进自己的中码设计。
马可有一双“入木三分”的眼睛。200种面料，1分钟辨别毫厘差别，挑出最需要的几块。无用工作室的平面设计师小周曾设计一款信封，马可立刻指出，一条线间距和其他不一样。周拿尺子一量，大概有2毫米的误差。
一次工作室停电，马可突发奇想做了一个实验，黑暗中她逐个触摸一整架的面料并判断是哪种材质。来电后，正确率达到95%。“这可能就是天生的吧。”马可说，材料在她看来是有生命的，设计是通过调动所有的感官，“读懂它们是谁，再赋予它们一个恰如其分的形象”。
2004年秋天，马可决定在北京时装周发布2005年例外春夏新装，这场秀被她赋予例外品牌升级的战略意义，例外从平均单价600、700元提到1500元，“我之前一直压低着做，从心里来讲，特别压抑，店开多了⋯⋯越来越多照顾大众口味⋯⋯设计空间越来越小。”
这一决定遭到了公司高管和各地代理商的强烈反对。“改革没有循序渐进。”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马可坚持如此，她的个性非常固执。
离服装秀还有两天，马可从广州飞到北京。之前的45天，她把铺盖搬到了办公室的沙发上，每天工作近20个小时，完成了100多套设计。北京一家巨大的工厂成为例外新装发布的秀场，马可的到来同时也带来压力。一次会议，马可看到秀场的空间设计模型，“她不说话，也不发表意见，但那个眼神就是『不行』。”一位不愿具名的例外前员工告诉记者，私下，大家称马可是“关键时刻冒出来推翻一切的人”。根据这位例外前员工回忆，那场秀的筹备工作很快变得不可收拾，不断推翻修改重来，他认为，毋庸置疑，马可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设计师，但她的严苛挑剔以及过于追求完美的个性常常让下属感到压力重重。一种极强的距离感，像“挂在墙上的图腾”。她毫不留情指责一位高管，那个人已经非常累了，做完这场秀立刻辞职了。
演出结束后，现场观众起立鼓掌—前所未有的成功。马可在后台哭了，她抱住身边的一个女孩。一位男士提醒她：鼓鼓掌。她似乎没有力气了，仍然在埋头抽泣。
那几年，马可极度疲惫。一年四季，上百套的成衣设计，100多家专卖店的营业压力，“每天在办公室都是一溜小跑着。”她患上严重的颈椎病，“你每年必须要做多少个款，20天就是一个循环，那就不是人过的日子。”如今回忆10年前的这场秀，马可说，那时她已经知道例外不再是她的未来，她要的不是一个品牌在商业上的成功，“内心五味陈杂交织在一起，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眷恋，失望，感动，沉重，一切都混合在里面。”
北京无用生活空间陈列的马可设计的服饰
前些日子，一位许久不见的朋友表扬马可，脾气变好了，人也爱笑了。“我以前比较爱训人。”马可承认，在例外“比较凶”，情绪很差，2004年到2006年“是我最难受的时间”。
“她觉得商业的事情其实是让她挺累的，她觉得她是有压力的。她觉得那个东西并不能完全表达她自己，她应该要去迁就市场或是什么样子。”毛继鸿认为马可“其实是蛮反市场的一个人”。
根据一位例外前员工回忆，马可曾在一次会议上说，例外是一件和钱没关系的事情。一家投资机构曾希望入股例外，马可强烈反对，“我都是斩钉截铁的，一秒钟都不用，就告诉毛继鸿，决不考虑⋯⋯如果他们希望通过品牌去实现的目的跟我们的不一样，你干吗要去卖身呢？”
无论如何你开始吧
马可越发感到和时尚产业格格不入。2005年，她参观纽约时装周，看完几场秀，感到一阵反胃，跑到中央公园的草坪躺了两个小时，“后来我才意识到是看表演看吐了”。震耳欲聋的音乐，袒胸露乳浓妆艳抹的模特，15厘米极细的高跟鞋，“我心里面特别悲哀，女人还不够美吗？人们为什么花这么多钱去制造这些折磨人的东西？“时尚填满了人们的空虚和自我，让人们深陷于自恋而顾影自怜。自我之外更大的世界却视而不见⋯⋯”
现代舞者侯莹那时曾在纽约和马可深谈，两人绕着百老汇大街走了一圈又一圈，累了坐在台阶上。侯莹回忆，那夜，路灯微亮，马可显得很痛苦，她无助地问，现在怎么办，例外已经满足不了我真正的精神需求了。
就在马可困顿不解的同时，2006年，巴黎时装公会与中国服装协会成立了中法联合会，意图促成中国品牌走进巴黎。此前一年，中国加入WTO，国际奢侈品牌正式入驻中国市场，一夜间，所有大型卖场一层被LV、GUCCI占领。“真正的狼来了。”毛继鸿说，“中国制造”必须转向“中国创造”。
此时，马可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已经生活了14年的广州，她把之前积累的近百件服装和数十双鞋子全部送给了亲朋好友，扔掉了所有的化妆品、香水，孤身来到珠海创建“无用设计工作室”。此前一段日子，她已无心成衣设计，行走在中国最偏远的山区寻找几近消失的手工艺，“她那种喜欢我是说不出⋯⋯打比方说看人家绣花，她可以这样子蹲人家旁边看着人家绣，蹲几个小时，然后自己拿着学。”跟随马可10多年的袁仰涵说。
巴黎高级时装公会前会长迪迪埃接受《人物》采访时回忆，2006年夏天，他去珠海拜访了马可。马可向他展示了一些无用的设计，同时告诉他，之所以选择服装设计是因为那是唯一一个让她感到自由的领域。迪迪埃喜欢这些手工产品，于是向马可发出进驻巴黎时装周的邀约。
马可知道这个邀约意味着什么。她看过拍摄著名日本设计师山本耀司的纪录片《城市时装速记》，“当时导演文德斯问山本耀司一个问题，你现在每年都要来巴黎做两次发布，会不会觉得很辛苦，是不是每年这两次都一定要来，然后山本耀司就很肯定地说，对，当然，一定要来。然后他问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来，山本耀司的回答是，如果你不来的话，大家就不记得你了。我就跟巴黎时装公会的主席讲，出于我对中国服装的一种责任感，我不会拒绝您的邀请，但是，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您，我不会一直在这里发布下去的，我只能做有感而发的设计。”迪迪埃沉默了一会儿说：“无论如何，你开始吧。”
2007年，马可在无用建立后的第一个作品《土地》出现在巴黎一个有百年历史的中学室内篮球场里，没有T台，模特们如雕塑般屹立着，衣服又重又厚，布满尘土和破洞，“这是给天做的衣服。”马可解释说。
“她展示的不是时装，而是中国。”迪迪埃盛赞马可的巴黎首秀在中国时尚还不具备可信性时，贡献了独特的创新形象，具有广阔的国家意义，成就等同70年代闯入巴黎时装周的第一批日本设计师（川久保玲、山本耀司、三宅一生、高田贤三）。马可构建的中式气场既不像时装也不完全是纯艺术，迪迪埃形容更像是“一场爱情表白”，“我觉得20年后，人们还会谈起它。”
几乎是在《土地》发布会结束的同时，马可接到了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HauteCouture的邀请，HauteCouture作为世界时尚金字塔的顶尖一贯以严苛繁琐的申请程序著称，目前全球仅有二十几个品牌被列入高定发布的名单中。2008年7月，马可带着新作《奢侈的清贫》重返巴黎（佳人微信公众号：jiarenorg），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出现在巴黎高定名单中的中国设计师。40多个舞者缓缓步入巴黎小皇宫的林荫道，表演场地的另一端，来自中国的老织布机发出强烈的节奏声，纺纱女轻揉慢捻，指尖里抽出一根纤长的棉线。全球权威的时尚杂志《ECOFASHIONTALK》评价马可发出了一个大胆的声音，“站在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统一的大工厂制衣业的对立面，重新拾起被低估的手工艺，从本质上挑战了现代文化的服饰属性。”
“我们当时很麻烦帮助她申请下来那个露天场地。”赵倩对《人物》回忆，作为法国国际时装公会中国执行总监，她的工作是将中国品牌推向国际。“她不是设计师，一定要抛开这个概念，设计师的核心是服装⋯⋯但是对于艺术家来讲，服装只是一个载体，她的思想是核心。”2007年赵倩曾去珠海看望马可，询问“无用”是什么？马可将答案写在纸上，大意是科技发展迅速，很多被抛弃的无用之物才是人类最珍贵的情感记忆，她想通过做这些“无用”的创作寻找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那些人们内心深处最渴望的永恒不变的东西⋯⋯“我不属于那种随便被煽情一下就会哭的人，她当时读完那个以后⋯⋯触动了我心灵深处的东西，我没有大哭，是流泪了。”
巴黎的表演无疑是成功的，但却激发了马可的另一层矛盾：是做艺术家，还是手工艺品牌的倡导者？是选择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一次田野调查时，马可曾住在一户农家，为了给孩子和丈夫添件过年的新衣，女主人坐在织布机前劳作到深夜。“我在黑暗中听着隔壁织机发出的单调而有力的声音，心里特别地感动，这声音曾经陪伴了人类数千年，这声音是母亲烙在儿女心头的记忆，也是女人无法言表的情感。”马可的眼圈红了，“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最⋯⋯我心里始终放不下的就是这些⋯⋯”这些让马可挥之不去的记忆最终占据了上风，她明白这次出发就不可能回头。
2009年，马可辞去例外艺术指导的职务，全身心投入到无用的事业中。
“我要做大，她要做小，她要做精。”在《接受》人物采访时，毛继鸿回顾了当时两人的谈话：“刚创办例外时，她问我说赚钱为什么，我说赚钱可以买自由⋯⋯当时她提出来做无用的时候，我心里是这样想的，就是像她去采风的时候，我必须守住公司，对吧，我说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人可以开始自由了。”
说到底这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
吴阿姨来自贵州榕江县，无用工作室的一位女工。她的针线活做得又快又好，4个小时就能绣出一个漂亮的六瓣花朵。她12岁学女红，全家老小的衣服都出自这双巧手。一个月前，她第一次来到北京，作为无用开幕式的表演者之一，坐在纺车旁“表演”纺线，这不是表演，就是她的日常生活，如此娴熟，以至于所有演员在演出开始前手忙脚乱地准备着，她一个人优哉游哉靠在后台门口望天。
“马小姐啊，很好的人。”吴阿姨拖着重重的鼻音告诉记者，她的普通话非常不标准，“马小姐从不欺负人，对人很好。”之前，有老乡在浙江的塑料厂打工，被老板骂死骂活，还因为恶劣的工作环境患了病。4年前，马可去吴阿姨的家乡看她绣花，问她愿意不愿意来珠海，她就来了，小儿子马上要结婚了，家里需要很多钱。
吴阿姨一周上6天班，包吃包住，按工时算钱。她不知道“马小姐”是干什么的，“搞裙子的吧？”她疑惑地问，反正马小姐拿来任何样式的绣花，她一学就会。马小姐的裙子缝起来太费劲了，一条裙子16朵花，2个月才做完一条，比家乡的工艺更复杂。以前在家时，曾有游客想买她身上穿的衣服，她舍不得，“卖出去不划算。”她一边忙着手里的活，一边猜测，马小姐的裙子肯定“卖给当官的”—“有钱人才穿那个衣服。”
陆陆续续，吴阿姨又带来一些老乡，“还有想过来的呢。想过来的有一些人我摸不着他们的心，我都不敢让他们来啊。”她拍拍胸口，带来的人必须能摸准六成心意，“人心好不好啊，多话不多话啊。”
一个周日，吴阿姨和4个同乡正在做“自己的活”，小肚兜，女人的头花⋯⋯平时休息，她们更喜欢待在宿舍，城市生活带给她们一种强烈的不适感，“说我们头发太长了，穿花衣服，街上人都看我们，我们在家都是穿这种啊。”每月工资，如果不寄回家，工作室的同事就帮忙存到银行里，她们不会使用银行卡。
生命的后半场，马可已经决定生活在这些贵州阿姨之中，从她的办公室走到缝制工坊用不上一分钟。有时周日，阿姨们会用从家乡带来的干辣椒和香料烧上一锅地道的酸汤鱼，她会和大家围坐在一起吃，吃到开心时还要阿姨们放开嗓子唱上两首。现在，马可的性格变得越发安静，连批评声都尽量温柔。
几年前，一个朋友拜访无用，带来一个商人，希望投资马可，马可立刻把他们请走了，“我就是那种黑白分明的，没有太多中间地带。”她这样描述自己对金钱的态度，并非抗拒资本，而是怀疑其后的目的，“独立的精神很重要”。无用现在的资金全靠她的个人积蓄，“精打细算”维持着。
“马可这里就像一个乌托邦。”时尚品牌咨询师法国人马丁·勒何波尔认为，马可所做的努力与现实的中国相反。“我的法国朋友经常说，中国简直不像话。中国人想拥有大车，他们什么都买。而我跟他们说，中国就跟挨饿的孩子一样，他们需要度过这个阶段。”一个处在疯狂消费的国家，就像法国的昨天，马丁认为，马可正在做的更像一个道德项目，为这个国家输入她自己认为是正能量的价值观，“不会明天就改变中国，但有很多人会看到。”
任何人都只能在时代划定的区域路线前进。在贾樟柯的《无用》里，马可的故事之后记录的是一个山西县城小裁缝的生活。许久以来，中国只有裁缝，设计师是时代的舶来品，作为中国服装产业接近30年的参与者，马可本可以足够成功，在日益崛起的商业力量推动下成为中国设计界山本耀司式的巨星。一个极具天赋又可能取得成功的人，却在时代潮流面前调转船头，逆流而行。
“我不想谈服装了，觉得服装太窄了。”回应一些惋惜声，马可面色平淡，她做了一个比喻，一个眼科医生转型做了中医，难道人们会遗憾他没能成为最顶尖的眼科专家吗？他可以治疗全身的疾病了。
在描述她所身处的时代时，马可认为，既不美好，也不丑陋，正如人性好坏参半，亘古不变。马可的很多朋友收到过无用的一块手帕，印着：“即使你把最好的东西给了这个世界，可能还永远不够，不管怎样，把你最好的东西给这个世界”—“这是特蕾莎修女说的。”马可接着背诵后半句：“你看，说到底这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而绝不是你和别人之间的事。”
此时门外织布机开始铿锵作响，“很多时候，我坐在这里听着隔壁阿香的织机声⋯⋯我的眼泪就会流出来。”
天色渐深，马可回到工作室继续加班，楼下工坊，贵州阿姨们也在赶工。“两个肩膀啊，好痛，好费时。”吴阿姨说，她刚绣完一朵花，开始缝一张床单。上个月，她的小孙子出生了，儿媳妇一点女红不会，“现在的女孩子玩手机太多了，上网太多了，不爱绣花了。”吴阿姨叹口气，心里念着给孙子做身小衣服，但工作太忙了，“没时间搞啊。”（来源）
穿过了国民妇女的典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