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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火风变身四川甘孜白玉寺的“活佛”，新名字叫乌金西珠丹增仁波切，这大概是继李阳少林寺出家后，关于宗教方面最劲爆的娱乐新闻。
“活佛”实为汉地对藏传佛教转世修行者的叫法，尊称“仁波切”，是修佛的人而不是佛，但在藏传佛教体系中身份尊贵，是方圆之内藏民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倚仗。一世活佛圆寂后（佳人微信公众号：jiarenorg），寺庙的僧人会遵循一定的征兆寻访他的下一世，通常找到的是被称为“转世灵童”的小孩子。据《人物》杂志报道称，火风是个例外，快40岁的时候才被寻访到。
仁波切，一个读起来多么朗朗上口的名字，代表着某种审美、趣味以及格调，这种优雅的存在，随着新浪微博的广泛推广而被人熟知，只要输入仁波切三个字，几十页的仁波切就笑意盈盈扑面而来，足以刷爆你对上师的想象力。
这些仁波切里，认证的动辄几百万粉丝，就算没有任何认证的，也有几万粉丝，标签无疑都挂着“世间”、“永恒”、“彼岸”等美好的词汇。
在新浪微博里，你经常会看到一些商人、艺术家以及中产阶级和娱乐明星转发着各种仁波切煲的心灵鸡汤，头头是道营养寡淡——这些话从凡人口中说出，那是正确的废话；如果从仁波切的口中说出，那就是废话的正确。
在某种意义上说，仁波切是一种中产阶级的市场需要，从他脱离藏地来到汉地那天起，就被赋予这层光芒。
这些信奉仁波切，并期待上师引领的人，没有一个电影《心花路放》里等待路边约炮的杀马特，没有一个深圳富士康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他们没有时间和经济成本来结识仁波切，能否得到仁波切的指引，是划分阶级社会的一种方式。
在北京的文化圈里，活跃着一帮仁波切，他们的存在就是给商人、艺术家以及各路演艺明星寻找人生灯塔的作用，这个过程中，信多少并不重要，被外人知道你信不信仁波切，这个很重要。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说，人类不可消除的不平等性的一个例证就是分成领袖和追随者两个阶层，后者占绝大多数，他们渴望一个权威来帮他们做决定，无条件地服从是最大的特征。
寻找一个上师，把自己的心灵收割，然后交给对方，等待丰收的到来。
宗教本身从来就不是美好精神的集合或冶炼工厂，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必然带着实用主义的内核，只是这种实用主义如今披上了仁波切的外衣，以脉脉温情的方式开始泛滥。
《凤凰周刊》其中一期报道，截止2007年，中国藏语系活佛有1700人。活佛是一项颇有利润的事业。“一般活佛名号值10-20万，中等活佛有花几十万的，大活佛就更贵了”。
在西藏，政府认可的活佛有150至200人，实际上（数量）可能上千。而在全国，政府认可的有2000人，如果加上未认可的，估计有5000至6000人，很多庙为了生存都把活佛立起来。
这就可以理解火风为什么会从《大花轿》跳下，直奔高堂庙宇之上，修行11年后终于忍不住，跳出来对着世界喊：老子现在是仁波切！
仁波切是一种身份象征，是一种宗教产业汉化的必然结果，你有十二罗汉我有十二暖男，只是此男非彼汉。
从市场行为上看，仁波切是一种批量化生产，一个霸道的垄断市场，无论如何只有那么多仁波切，善男信女们哄抢都来不及，所以无论什么质量，来自拉萨、东莞，乃至于铁岭的仁波切，都会被买方市场全部订购。
所以说，当仁波切灌顶收个天价，信徒们不会去质疑；当仁波切要求女弟子双修，共享师徒鱼水之情，后者则会认为这是一种荣耀。
仁波切是一种霸道的暖男，一种心灵的按摩，让人不得不臣服，但手段一定是温柔的享受。
在藏地，仁波切是一种很严肃的身份，一个仁波切修炼要几十年光阴（佳人微信公众号：jiarenorg），真正的苦行僧，就算货真价实的，如果不检点自己的言行，也会被信众抛弃。
在汉地的今天，行骗和欺诈的成本太低，乃至于无人愿意去甄别真假仁波切，会认为任何试图去思考此中厉害的人都是对佛的不敬。
在这个信息化已经如此发达的时代，很多人仍然缺乏最基本的生活常识，蒙昧无知和对神秘力量的崇拜，让他们丧失判断力，比如《人物》杂志这样的媒体跟风而上，他们要么是仁波切产业化的无知推动者，要么是仁波切产业化的一个链条。当年袁厉害的报道中，《人物》杂志百般无端质疑，对一个行大善之人抱有十足的恶意；而对待火风这个仁波切，他们却像个虔诚的信徒一样歌功颂德。大概这本杂志的决策层，还活在寻找人生上师的阶段吧。
从目前活佛的形态上看，仁波切是成本最低的修行，不用整天在寺院里守着清规戒律，可以结婚生子享受凡人的福利，这才是不甘寂寞的凡人需要的最享受的境界吧。就像那些家里不死几个亲人就没法参加选秀节目的歌手一样，人生没有点波澜壮阔的挫折，或者不在医院里思考一下人生，还真不好意思说自己转型做了仁波切。所以当火风陪着儿子出现在娱乐秀的活动现场，就当是给节目组和全场的看客加持发功吧。
我郑重宣布，这片仁波切被你承包了。（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