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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年龄无关紧要,而是心态决定了身心健康会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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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秋季的一天,八位70多岁的老人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座改建的寺院门前走下了一辆面包车。他们举步蹒跚,其中的几位关节已经变形,还有两个拄着拐杖。随后他们走进了大门,进入了一个时间隧道。佩里.科莫在一部老式收音机里唱着歌,艾德.沙利文在一台黑白电视机里欢迎着客人。里头的所有东西——包括书架上的书籍和到处摊放着的杂志——都被设计成1959年时的情景。在五天时间里,这里将成为这些老人们的家,他们在参加一项重要的试验,这是由一位名叫埃伦.兰格的年轻心理学家设计组织的。

这些受试者的健康状况良好,但岁月在他们身上都留下了痕迹。“这是75岁以前,从新开始的55岁,”兰格说到,他现年67岁,是哈佛大学任教时间最长的心理学教授。在来这里前,给这些老人做了各种身体检测,如灵敏度,握力,柔韧性,听力和视力,记忆及认知能力等——差不多当时老年医学研究领域最新的测量年龄的指标都用上了。兰格估计这些受试者在经受了相当强度的心理干预后,他们的指标值五天后会发生很大变化。

兰格早已在着手进行若干老年病的研究。在一项研究中,她发现那些已经表现出早期记忆衰退征兆的住在养老院里的老人,在鼓励他们努力记忆后,能提高他们在记忆测试中的表现——很多例子都印证了这一点(佳人微信公众号:jiarenorg),看上去面无表情一直被误认为是大脑退化的表现。在另一项现在被视为是社会心理学的经典之作的研究中,兰格给两组住在养老院的老人都发了盆栽植物。她对一组老人说他们要负责让这盆植物成活,他们也可以在当天改变自己的活动安排。对另一组老人则说工作人员会照看那盆植物,而且他们不能改变当天的活动安排。18个月后,可以自己安排时间的那组老人不仅依然气氛活跃,而且谈论照顾植物的话题是另一组的两倍。

对兰格来说,这就是那一天生物医学模式的证据=-即精神和身体相分离——是不对的。其理论是“得病的唯一途径是病原体的侵入,而要痊愈的唯一办法是消除病原体。”,当我们十二月份在剑桥会面时,她这样说到。她因此认为病人要想使自己痊愈需要心理上有所“准备”——这样可以激发身体完全靠自身采取治愈措施。把那些老人召集到新罕布什尔州,是为了进行她后来称为让时光倒转的研究,这可以成为一种检测这一假设的办法。

试验组里的受试者被告之不但要追忆以往的岁月,还要身临其境——“在心理上尝试着成为22年前的自己,”她对我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你们能做好这些,”她对这些人讲到,“你们就会感受到自己就像在1959年时那样。”从他们踏进那扇大门时起,他们就被当成比自己年轻的人对待。这些老人被要求必须自己把随身物品拿到楼上去,即便一次只能拿一件衬衣也得如此。

每天,在他们谈论体育(强尼·尤尼塔斯和威尔特.张伯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体育名星,译者)和“当前的”新闻(美国第一次发射人造卫星)或仔细分析他们刚看过的电影(“桃色案件”,吉米斯.图尔特主演)时,他们用现在进行时谈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和事——这是兰格创造的主要的认知启动办法。不能有任何东西——不许有镜子,不许有现代服装,除了他们自己很年轻时的照片也不许有其他照片——破坏他们跨越22年的感觉。

在活动要结束时,又对这些老人进行了一次测试。在若干测试中,他们都超过了另一个试验对照组的人,那些人在他们之前来到这所寺院,虽然也鼓励他们进行回忆,但没有让他们想象回到青年时代。他们有很大的可塑性,表现出了较强的动手能力,而且提高了眼界——正如兰格预计的那样。或许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视力也提高了。独立的评判人员说他们看上去变年轻了。兰格对我说,这些试验对象已经“把他们的心境放进了从前,”他们的身体也一起跟着同行。

结果似乎有些太过于好了。他们暂停了下来。兰格说:“它让人感觉有点儿像披着神秘色彩的卢尔德市(法国西南部的一个神秘城市,译者)。”虽然她和她的学生们将把这项试验的情况作为一个章节写进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名为《人类发展的更高阶段》的书里,但他们却放弃了许多使人好奇的内容——比如下意识触摸足球的游戏,这发生在这些老人在等着乘坐大巴返回剑桥的时候。而兰格从没把这件事透露给这些刊物。她担心这种东西会被退稿。

毕竟,这只是一个小样本的研究,只进行了五天的时间,设计上存在着大量潜在的混淆变量。(或许这项试验设计的新颖之处或尽力取悦测试者才造成了这些重要改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项研究的不规范化使得兰格都不愿将它公示于人。她说:“这和我知道的在现场做的所有试验都太不一样了,”“你不得不表示赞赏,大家都不谈身心医学问题。”

兰格不打算重复这项试验——主要是因为太麻烦和成本太高;每次她想再做一次时,她都会说服自己放弃。到了2010年,英国广播公司推出了一个名为“年轻的人们”的娱乐节目,兰格在这个节目中当顾问,这档节目用六位年迈的过气名星作为受试者。

这些明星乘坐老式轿车来到一座精心设计成1975年户型的乡间别墅,来到一堵当年俗气的艺术墙前。他们一周后重新露面,像兰格请到新罕布什尔州的那些老人一样,明显变得神采奕奕,他们的健康指标用不同的方法测试都有显著的改善。其中一位是坐着轮椅来的,走的时候只用了一根拐杖。还有一位,刚来时,没有他人帮助连袜子都穿不上,后来却能主持告别晚宴,精神百倍地忙前忙后。其他人也都精神矍铄看上去年轻了很多。他们被拉进了公众的视野之中,重新感受到了追捧,而且或许像兰格后来相信的那样,重新唤起他们的自我意识是使他们身体变好的关键。

这个节目通过四期播了出来,获得了“英国电影学院奖”(英国的艾美奖)的提名,重新引起了对兰格工作的关注。哈佛大学麦德林医学院的临床主任,精神病学家杰弗里.雷迪格和他的一些同事去年受到兰格一位朋友的邀请观看这部片子。雷迪格知道兰格原来在新罕布什尔州进行的试验,但是这个专门被拍成电视节目的试验却对实际生活带来了现实意义。

雷迪格对我说:“她是哈佛大学里真正懂这个专业的人之一,”“健康和疾病更多地依赖于我们的心态和心情,而我们怎样更多地用心而不是身体去体验生活,才刚刚开始受到关注。”

去年,在我们一起从学校步行来到兰格在剑桥的家时,她的屋里就像冰柜一样寒冷。她屋子的后门整天都是敞开的,以便她那年迈的宠物狗格斯能随时跑到院子里去玩。(兰格的生活伴侣,南希.海明威一般都在家,但这时却不在。)格斯脑子里长了个肿瘤。兰格说:“大家一年前就以为它要死了。”“但我却认为它会比我们都活得长。”

在厨房里,兰格开始为做卤汁面拿出宽面条,这是她为这学期结束而举办的聚会准备的。这将是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最后一次和学生在一起,大家在寒假里将各奔东西,她要去墨西哥的巴亚尔塔港度假,在那里她和南希还有一套房子。(兰格打算用网络电话参加每周的试验室会议。)

我看着桌上的饭菜问道:“这是祖传的食谱吗?”

她告诉我:“我从来不按食谱做饭——你应该知道这个。”她放了一大堆奶酪。“另外,如果我搞砸了,那得浪费多少钱啊?”兰格说到。她又问了一句:“难道这是最后一顿饭吗?”“难道我做不好卤汁面,我的学生就不喜欢我了?”

兰格出生于布朗克斯区,后来进了纽约大学,在主修化学专业时,她也选修了一些医学方面的课。这一切在她听了《心理培训101》这门课后彻底改变了。讲这门课的是菲利普.津巴多教授,他后来去了斯坦福专门研究管理机构的作用及公众对其服从程度的问题,这些都在他在监狱做的著名试验里得到了很好阐述。像津巴多教授所说的那样,人的行为要比她正在学的东西有意思得多,兰格因此立即就换了专业。

她在耶鲁大学继续完成自己的毕业论文,那里一种纸牌游戏引起了她的兴趣,让她的博士论文专门研究起了平时很有条理的人出现的神奇想法。兰格的结论是,即便是聪明人,在遇到偶发事件时也会成为”控制错觉“的牺牲品。我们并不是真正理性的动物。我们的认知偏差经常会把我们引向错误。兰格的观点,即人受的教育并不是为了进行思考(佳人微信公众号:jiarenorg),所以极易受到貌似正确实际上错误的观点的侵扰,而这些东西充斥在”行为经济学“的很多原理以及像丹尼尔·卡尼曼(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这类人的著作中。但是和许多系统研究一个概念直至自己认可为止的学者不同,兰格漂移不定的思路很快就转向了研究其他领域。她说:“我从来都不是——或许这是一个性格缺陷——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人,”“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有很多想法。如果我现在极感兴趣的东西搞不出结果,没关系,因为总会出现下一个目标。”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兰格开始相信大多数人不光是因为自己的偏见误入了歧途,他们显然还忽视了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正如她所说的:“他们让自己置身事外,”兰格分析到,如果你不了解身边发生的事,你就很可能陷入误入的歧途中。她开始了若干项研究,来说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是怎样很容易就被精心的设计所操控。

在其中一项研究中,她和同事发现,如果一份内容荒唐的部门之间的简报看上去很像一份正式的简报,办公室的白领们就很容易去遵守。在另一项她和自己在耶鲁的老师罗伯特.阿贝尔森一起进行的研究中,他们请治疗行为问题的医生和传统医学的医生来看一段录像,内容是对一个人进行的采访,这个人被冠之以“病人”或“申请工作的人”,然后让他们评价一下这个人。行为科的医生不管这个人是病人还是申请工作的,都认为他很适应那里的环境。但是那些传统医学的医生则认为那个被冠以“病人”的人要明显紧张很多。兰格说,即便是那些受过良好培训的观察者“也会被冠名盲目误导。”

兰格说,如果人们能够学会随时留意,而且能察觉到自己可把握的机会,他们就能发挥出自己的潜能并增强自己的健康。兰格让人处于留意状态的方法不同于东方式的“冥想”——徜徉在人大脑中的思想和感受客观感知——这种锻炼现在在全世界大行其道。她的办法重点在于留意你身边时时发生的变化,从坐在餐桌你对面配偶的气色变化到你哮喘病症的些微改变。当我们能“主动发现新的变化,而不是依赖于习惯”时,我们的生活就会有生气;而当我们有生气时,我们就能得到提升改善。实际上,“幸福和增强体质”是兰格从踏入这一行业时就树立的目标。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马丁.赛里格曼已经成了积极心理学之父。在2008年前一直在哈佛给本科生讲这门广受欢迎的课的泰.本-萨沙尔博士,把兰格称为“积极心理学之母”,以赞扬她早期对这一领域的贡献。

兰格后来认识到增强健康的一种办法是使用各种安慰剂。安慰剂不只是伪装成药物的糖块,虽然文字上是这么定义的;它是一种干预办法,无害但服用者却相信它有效力,能够产生显著的生理变化。安慰剂的作用是惊人的,还没有完全被人们所了解。完整的学科,如心理神经免疫学和精神内分泌学已经出现,专门用于研究心理和生理活动过程之间的关系。神经医学工作者正在绘制只靠期望来减少帕金斯症的痛苦或症状时大脑活动的图表。越来越多的传统医学工作者认识到安慰剂的作用,并使之应用于自己的医疗实践中。但是兰格早已超越了这些。她认为它们的作用极大——其作用大到在很多治疗中,实际上它们是产生疗效的主要因素。

她拿自己2009年在一家美发店做的试验作为例子。她做这项试验是因为受到一个学生的启发,这个学生在十年前参加了三位科学家搞的试验,这三位科学家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观测了4000多名受试者,他们发现在参加他们试验时秃顶的男性要比那些头发完好的人更容易得上前列腺癌。这几位科学家搞不清其中的联系,虽然他们怀疑雄激素(男性荷尔蒙包括睾丸素)对头皮和前列腺都有影响。兰格则有另一套理论:“秃顶是年老的一种表现,”她解释说。“因此,那些早年就发生谢顶的男性可能会将自己视为老人,因而可能会预计自己会更快变老。”而这样的预期可能真会让他们体验到老化的影响。为了了解对老化的预期和心理健康指标之间的关系,兰格和她的同事们策划了在美发店进行试验研究。他们让助手接触了47位女性,年龄从27到83岁,她们都准备剪发,染色或兼做二者。先给她们都测了血压。在她们美完发后,请她们填写了一份有关自己对自己容貌感觉的问卷,然后又给她们测了一次血压。在2010年《心理科学透视》杂志上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他们披露了那些在美完发后感觉自己变得年轻了的受试者,血压都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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