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寒是凛冽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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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磊

我在蓝靛厂住的时候，附近有军营，很早很早就会有军号响起，冬季天黑，恍惚会觉得每一次响号都是在半夜，我也随着那号声起来，被父母推醒，冻得瑟瑟发抖。

朦胧中的军号声，空气中的煤味，就是我在十四年前关于北京冬天最初的印象。

之所以要这么早起床，是因为那时的体育课有一千米跑，中考也会有这一项。父亲便陪我每天早起跑步，我常常睡眼惺忪地跑在蓝靛厂荒凉的路上，一路上总是被父亲拍脑袋叫我快点。

那时候穿的是双星跑鞋，英文名叫Double Star，我第一次听说Double Star的时候以为是Nike之类的名牌，但反应翻译过来才知道就是双星。那时候男生都穿双星吧，班上只有那么几个总能穿名牌鞋的（佳人微信公众号：jiarenorg），上课的时候会把脚撑得很远，裤腿也会撸得比旁人要高，他们那几个的坐姿我到现在都记得，当初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总那么崴着坐，现在想想大约就是那样的原因。

在那些街灯投不到的路上，我和父亲往往是只听到彼此的喘息和脚步。很多年以后，我在那么多的黄昏陪着父亲散步，都会记得当年的与父之路，想起那些年我的长跑总是满分。

父亲那时候是把全部的希望都压注在我身上了，他从县国税局辞职下海到北京做生意，带着妻子和儿子，家里全部的现金给我交完赞助费就剩下一千了。所以，当我在北京上初中第一次数学考试才考了79分，父亲在夜里得知后摔门而出，立在院子外面，抽烟望着远方，气得夹烟的手都在颤抖，那是我见过的父亲关于我的最失望的背影。

很多人问我们当初为何那么意气，抛弃县城的优渥，北漂来受苦？父母会说，因为读书少，没多想。只是怕孩子将来考上好学校却供不起，怕考到好学校我们也不认得门。

父母是在我小学毕业时带我来北京玩，玩了就没想回去。在天安门广场，父亲问一个捡瓶子的人一个月可以挣多少，那人说两千。父亲说，可以留下来，留下来捡破烂都能活，因为父亲的工资当时才九百。但我们还是有过犹豫，在天安门广场上，母亲拉着我的手，望着天安门说，要是回去，以后再看到它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要是在北京留下来，天天都可以看到天安门。

我懵懂地说，那就留下来吧。

我们真的是没多想，也许就是为了将来给我找到校门，也许因为对天安门的憧憬，那时候觉得北京好大好繁华，夜里站在天桥上，看马路的一边是红色的，一边是金色的，就可以看得神往；还有老房子上空和平鸽的哨音，让人想起电视剧的里头，这些都抓着我们的心说，留下来吧。

现在大家都往公务员里挤，虽然说那时是下海浪潮的尾声，可父亲当时以优异的业绩炒了公家的鱿鱼，还是震动乡县，以至于我们那个县盛传着谣言说我父亲是到北京来贩毒的，否则没有任何逻辑可以解释。

贩毒什么的，聊供笑谈吧，当初我们是连暖气都烧不起，晚上呵出的水蒸气会把门死死封住，每天要砸冰出门的。这个恐怕很少有人体验过吧。

第二年更是穷得过年只剩两百块钱，连老家都回不去。

但那个时候，终究没饿死不是。我母亲说北京人傻，吃鸭子就吃皮，留下个那么多肉的大鸭架子就两块钱一个，所以母亲就买鸭架子给我吃，我不记得自己吃了多少，母亲说那时候蹲在门口就能吃下一整只，她看着特别开心，但也总后悔说那时候没给我补好，害我个头没有长得像舅舅那么高。

母亲还会买将死的泥鳅给我吃，她说泥鳅早上被贩到菜场，颠簸得都会翻白肚子，看起来像死的，所以才卖一块钱一斤，母亲就把它们买回来，用凉水一冲不一会儿就都活了。

其实就是死鱼又有什么关系，几十年前菜场买鱼，能有几条是活的？去年看《女人四十》，上面的母亲买鱼也是在等鱼死，好像还趁卖家不注意使劲拍了那鱼，要是这段子搁在相声里听会让人大笑，我听到也会哈哈大笑，但转念就想到母亲当初买将死的泥鳅。

母亲买回泥鳅会把它们收拾好，晒到屋顶上。每次见着都可以买，晒干了就存在瓶子里慢慢吃。

有一回母亲穿拖鞋上屋顶，下来时滑到，大脚趾戳到铁簸箕上，流了好多血。一连有一个月，我每几天搀扶着母亲到医院去换敷药，走过的那条四季青路，也是我同父亲跑步的那条路。

那条路现在完全繁华了起来，一点当年的影子都找不到。当年那条路的样子我也不记得，因为，要么是在黎明之处有看过，要么是挽着母亲时经过。挽着母亲的时候，我的心都像她脚一样疼，哪里会注意到周围，于是一切关于那条路那个医院的印象都集中在母亲周围的几尺之内，其余的都早已模糊。

当年住过的小屋，我却记得清清楚楚，记得电饭锅里的锅巴香，记得书桌被热锅烫过的油漆味，还有后窗飘来的厕所味道。

家里就两张床，一张桌，一个电灯，一口锅，最高级的电器是我学英语不得不用的步步高复读机，那也是我们全家的娱乐工具，一家人吃了饭总能围着它唱歌录音，父亲有时候出差，两三月都不能回家（佳人微信公众号：jiarenorg），想他的时候我就抱着他的歌声听，有回半夜在外面的厕所里放，母亲穿好大衣跑了出去，以为是丈夫回来了，却发现我从厕所里出来抱着复读机，她骂我神经病。

还有次我踩翻了晾在电饭锅里的开水，烫了一脚的泡，哇哇地叫，母亲抱着我一个劲儿地哭，心肝宝贝地喊。那么大的北京，好像就这么一对母子，母亲哭喊着，“真对不起，对不起，好好的干嘛到北京受这份罪呢？要是在老家，哪里会这样烫着脚了。”那天晚上，母亲哭出她内心压抑着的好多委屈，后来我咬着牙，说不疼了不疼了，一边给母亲擦眼泪，一边自己又流出眼泪来。

忧患就是如此，会让亲爱的人抱得更紧，父亲在日后与我的散步中曾对我说，那时他与母亲的感情比新婚还要恩爱。有太多的夜晚，他们都会愁到失眠，但是可以相依为命。

那些年父母回到家总会很晚，在蓝靛厂的小摊贩上，父亲有时候想吃西瓜，母亲同他一道走的时候都会把父亲拉开，说算了吧，那有什么好吃的。父亲好笑地望着母亲，意为也不会差这么一点钱吧？母亲就挽紧他，一笑而过了。后来有几年父亲查出血糖高，吃不得西瓜，母亲为此特别难受，她总跟我讲起那些年居然拽着他不许吃，有时说着都会流泪。

其实当初怎么就不差那么一点钱呢，父亲说他们坐三百路，人多时上车会转脸背对着售票员，等坐过几站再买票，心里总是特别紧张，就是为了能省下按里程算的五毛钱。

好在父亲现在的血糖正常了，西瓜照吃，母亲也就没有了那样的负罪感。也再不会有逃票的事情。

当初的我毕竟是少年，对于贫穷并没有太多的感受，很多都是嘻笑过去了，比如我们没有钱买第二套校服，却需要每天都穿它，没办法的时候就在锅里炒衣服，校服洗过放到锅里去炒干。我很擅长这种技艺，我可以告诉你如何不把衣服炒皱，如何不把拉链炒化。

后来还知道，原来不止是我一个人炒衣服，我表弟被大舅、舅妈带到上海打工的时候也被炒过衣服，当时大冬天的，弟弟掉到泥沟里，舅妈只好把弟弟脱得光光的，裹在被子里，一整天都在洗衣服炒衣服。

去年大舅还专程到上海把他们当年租过的小房子拍下来，那样的一个窝棚，大舅却看得深情脉脉，感慨万千。

我小舅也闯过上海滩，竟睡了半年的水泥地，冬天真的就是盖报纸。当初大舅跑到上海去看到小舅的时候，两个人抱头痛哭，可他们就是不回去，混不出个样子就是不回去。

好在后来大家都富裕了。

前两年，有一部电视剧热播，叫《温州一家人》，播出之时，温州反响震动很大，很多店面都到点打烊，收看这部电视剧。

那是只有苦过拼过的人才知道的滋味。温州人是富了，可有哪一个不是从赤贫闯出来的？中国人富了，可有几个人三十年前手上有祖产，有几个可以号称是世家？不都是从零崛起的。

但是真正的财富，也许不是后来的富有，而是当年的贫寒；不是后来的安乐，而是当年的忧患；不是那些小家子气的冷暖自知，而是破釜沉舟的卧薪尝胆、咽辛啖苦。

贫寒像凛冽的酒，喝过才敢提着虎拳，往世上走。（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