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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细节处挖掘真相,讲讲北大教授与女留学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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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与女留学生的故事已经在网络上吵翻了天,消息来源分为两派:一派是记者,采访当事人、追踪举报事件;另一派是学生,以国关学生的身份揭露当事人面目。从记者派来看,这是个无良教授诱骗女学生实行性侵犯的故事;从学生派来看,这是个两人你情我愿的教授婚外情故事。但看完各方新闻之后,呈现在笔者眼前的却是不同于两者的另一个故事。

先从当事人的身份开始讲起。

引用朋友圈转发的一位师兄的话:“只说一点:本次事件性质系——两情相悦婚外情。传媒不该用“教授搞学生”的导向报道此事,余博士婚外情是事实,但他并非该女导师、也没有行政职务,而该女并非18岁小女生,而是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某私募基金董事、32岁正好在北大挂读的女博士。”

这位师兄补充了新闻报道当事人所遗漏的几乎所有关键点,“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某私募基金董事”、“32岁”、“挂读女博士”。

笔者首先搜索了“察哈尔学会”,根据其官方网站介绍,这是一家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余万里副教授也是其中的一员,是很自然的想法,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笔者在百度搜索栏内输入“余万里”,联想会出现某王姓名字,结合新闻对当事人化名“王静”,可以认为该王姓名字就是当事人姓名。搜索之后,该王姓名字在察哈尔学会研究团队名单中出现,可惜相关内容已被删除,但已可以确认师兄该论断正确。

第二个身份,某私募基金董事,因为这类组织的私密性,在网络无法搜索到任何相关内容。关于她的职务,《法制晚报》略有涉及:王静是某外企的高级管理人员,家庭条件优越(佳人微信公众号:jiarenorg),在国内外多个城市有房产。在北大学习之前,王静与社会接触不多,物质条件优越,根本不需要依靠余万里。外企是否是私募基金,笔者不得而知;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对应得上。《北京青年报》对她的采访中提到:“2004年,我从国外来中国,在北大读本科。至今已经有十年。去年开始,我在国际关系学院读博士。”

笔者不想妄加揣度,仅指出值得注意的细节,供读者思考:

作为一个女性,32岁当上高管;本科四年、硕士三年,博士已读一年,实际全职工作时间为两年;有多处房产,“表示自己不会留在北京,余万里有时候还会给她介绍楼盘,让她买个房子”,说明该外企不在北京,作为高级管理人员长期脱离岗位;作为企业高管,物质条件优越,但与社会接触很少;作为企业管理人员,学习外交学与外事管理。

这些不合情理之处,或许可以揭示出当事人的另一重身份,请看下文。

讨论完当事人的身份,让我们再看看“性侵”事件。因为学生派的文章言辞激烈,情感充沛,笔者将尽量引用记者派的相关报道。

“那天(2013年7月下旬)下午有个课题会,他第一次来宿舍找我说先碰个面,但是到我宿舍时,他突然侵犯我。”学生派的文章抓住“邀请”二字做文章,难以证实,而且即使证实也没有意义。当事人的描述虽然含糊不清,跳跃过快,姑且信之。

但不解的是,当事人并没有立即报警,继续与余万里发生性关系,到11月初发现自己怀孕,这段关系保持了16个月,当事人“一直挣扎在与余万里的不伦关系中”。笔者找到了网络上流传的两人微信聊天记录。

抱歉,图片很不清晰,不过应该能看清文字。第一张图,余万里非常热情主动,当事人却几乎没有回话;第二张图,当事人对余万里回复很多,似乎是在斥责老师,至于实际如何,请读者自断。如果让笔者作一个主观评价,笔者想用两个字:“老手”。

当事人为何维持这段关系?“我对他没有任何利益诉求。我也不在他所在的系,我们研究领域不一样,毕业论文跟他也没有关系,我没有任何地方有求于他。”从当事人的描述中,我们知道她和余万里没有利益关系而保持了长时间关系。为什么会这样?学生派的解释是“你情我愿”。笔者对此的态度是,合情合理,查无实据,且不能解释当事人此后的行为。

到这里,学生派的故事已经讲完了,而记者派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请读者特别注意接下来的问题,这段关系是如何结束的?

《新京报》是如此报道的:10月24日,刘伟(化名)给北京大学纪检网站发送实名举报邮件。次日,刘伟再次以文字信函形式向北大相关部门寄送了3封举报信。11月3日,余万里短信该留学生称:“不管怎样,我要对意外到来的小生命负责。”此后北大纪委与刘伟和该留学生多次接触,了解相关情况。刘伟和该留学生向北大纪委和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提出,要求给与余万里“双开”处理。

《北京青年报》是这么说的:之前朋友举报了他,他教我,如果学校调查,问起此事,就说我勾引他,我是真心爱他,现在两人已经分手了。11月3日,我发现怀孕了,立马给他打电话。他让我打胎。后来,他给我发短信说,会对孩子负责任,但实际上又让我去堕胎。绝望之后,我把这些事发布到了同学群里。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向媒体说出这一切。王静表示,11月6日,学院系主任曾打电话给她,让她从外地返京,方便学校了解举报的事情。

《法制晚报》是这样报道的:王静后来发现余万里与其他女子有“一夜情”,王静决定离开余万里。11月初,王静发现自己怀孕,并将消息告诉了余万里,余万里发短信称要对孩子负责,却打电话要求她去堕胎。11月6日,王静的朋友向北大实名举报余万里,王静到医院调养身体。

发稿顺序从上到下,不同报纸的报道甚至有所龃龉。笔者又要开始发问了。

第一,余万里对怀孕的态度,从第一篇报道的负责,到后两篇报道的假负责真推卸,为何有截然不同的变化?第二,当事人离开余万里的原因,是因为举报,还是他对怀孕的态度,还是发现了他的一夜情?第三,举报时间到底在什么时间发生?第四,11月6日当事人居然还在外地,返回北京是为了举报,还是为了调养?

这些问题笔者也无法求证真相。但可以断定的是,当事人接受媒体采访的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其中必然有虚假的成分。这种变化的趋势是,余万里从对生命负责到推卸责任,从对当事人专情到滥搞一夜情,而当事人则从有意离开到被迫离开,从参与举报其中到置身举报事外。搁置内容的真伪,这种口径变化实在耐人寻味。

不过事情并没有完结,无论是记者派还是学生派,都忽略了举报人刘伟,即使提到也一笔带过。然而正是这个人,让笔者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记者派的资料显示,刘伟是实名举报的,在报道中却使用化名,自称北大毕业生,与当事人系朋友关系。学生派还补充了一点,该举报人年龄为五十多岁。如果该举报人是本科或研究生就读于北大,以年龄来看和当事人并无交集;如果举报人是在北大参加进修培训,当事人社会接触很少,所学专业不相同,相识的可能性也很小。

从举报人多次实名向校方举报,提出对余万里“双开”的严重惩罚,接受采访时表示,尚未收到北大对余万里进行行政处理的结果,对事件处理速度不满,甚至拥有当事人和余万里的聊天记录以及相关照片来看(佳人微信公众号:jiarenorg),两人的关系应该相当密切。从举报人要求严重惩罚和表示不满看得出来,举报人不是有强烈的情绪化倾向,就是对“双开”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而且对行政部门的处理流程不甚了解,同时是一个追求速度、效率和结果的人。

排除掉与当事人在察哈尔学会和在北大校内交往的可能性之后,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举报人和当事人是在同一家外企工作,共事多年,拥有亲密的关系。一个旁证是,11月6日之前当事人不在北京,在这天之后和举报人来到学校汇报情况,很容易联想到在此之前,当事人就和举报人在一起,而之前的分析已经得出,当事人所供职的企业并不在北京。考虑到举报人的年龄,在企业中会担任更高级别的职务,很可能是他委派当事人来北大继续进修。

如果笔者对举报人身份勾勒正确,再结合当事人的身份行为,第三种故事也浮出水面了。读者们也一定能够想到。笔者引用某老神棍作出的结论,留给读者自己判断吧。

我的故事讲完了,现在,你愿意相信哪一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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