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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冯骥才:孤独者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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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和一位作家过从甚密,便会产生一种担心——这家伙会不会哪一天把你写进小说?

  你的担心极有道理。作家能够真正写活、写得入木三分的人,恰恰都是与他贴近的人。即使虚构的人物,也常常从熟悉的人的身上“借用”一些情节和细节。借用太多便会“酷似”某某人,这就免不了招来麻烦。最典型的例子是,契诃夫在《跳来跳去的女人》中惹恼了他的好友列维坦; 左拉在《杰作》中深深伤害了他一生的挚友赛尚。这两个例子有个特别的相同之处,就是被无辜遭到“侵犯”的皆为画家;但不同的是,事后契诃夫与列维坦重归于好,左拉与赛尚却终生绝交,至死不再见面。

  从作家角度说,这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在他朋友身上发生的事实实在太诱惑了。可是谁去体验一下画家们内心深处那种难言的痛苦呢?比如赛尚。

  与左拉的关系,贯穿着赛尚的一生。

  这两位巨人的友谊,始自1852年。那一年他们一同进入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包蓬中学。左拉12岁,赛尚13岁。他们志趣相投,很快结为伙伴。学习之外,一起去游泳,钓鱼,爬山。人高马大的赛尚还成了弱小的左拉的保护者。而共同的理想、抱负、见解和野心,在他们心中描绘着相同的未来。后来他们都千里迢迢北上到了巴黎,左拉从文,赛尚事画。从成长到成功几乎全在一个城市里。左拉又是作家中惟一涉足画坛并举足轻重的人物。可以说,他是印象派运动的发动者。但为什么他偏偏要把自己的挚友赛尚写进小说,并写成一个艺术事业上彻底失败的人物呢?

  我们去艾克斯那天正赶上周末。艾克斯市比一个镇还小。偏爱传统生活方式的普罗旺斯的人在周末总是起床很迟。我们的车子在城中转了两三转,才打听到赛尚故居所在的那条劳伏街。这条用石块铺成的小街又窄又长,有些弯曲,而且是爬坡,车子上不去。徒步往上走时,脚掌还得用点力气呢!街上极静,走了一百来米,才见一位老人迎面走下来。我说:“看,赛尚来了。他要到下边的包列贡街吃早饭去。”大家笑了,继续往上走。待与这老人走近时,便问赛尚故居是哪一个门。老人说:“你们走过了。”他朝下指了指说,“那个就是。”

  一扇不起眼的暗红的门板。门两旁的石墙快给从院内拥出的繁盛的绿藤整个包住了。连“赛尚画室”的标志牌也给遮住。看上去不像是“故居”。好像赛尚还在里边。我屈指敲门。门声一响,忽然弄不清是想敲开赛尚的家,还是想敲开藏着许多秘密和答案的历史?

  赛尚的性格是他与别人之间的一道墙。1861年,他刚到巴黎的苏维士学院学画,就对人际交往频繁的巴黎生活非常不适。几个月后便返回老家艾克斯。尽管强烈的绘画愿望使他不得不重新再去巴黎那个绘画的中心。但他总是待一阵子又走一阵子。赛尚的天性内向,为人拘谨,但又有情绪忽然紧张起来的神经质的一面。他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别人接近他困难,而是他难于接近别人。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印象派的形成期。巴黎的画家们十分活跃。无论是在左拉家中常常举行的“星期四聚会”,还是在巴提约尔大道11号的盖尔波瓦咖啡馆里,赛尚通过左拉结识了马奈、莫奈、雷诺阿、德加、芳汀、克洛德、丢朗提等等一大群画家。这些画家正酝酿着绘画史上一场伟大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他们将把绘画从空气凝滞的画室带到大自然灿烂的阳光里。左拉把这即将掀起的艺术大潮称作“自然主义绘画”。他实际是这个画家群体——他们自称做“巴提约尔集团”——思想上的领导者。在印象主义者们翻开绘画史新的一页时,是他向全欧洲宣告“古典风景画被生命和真理灭绝了!”

  虽然赛尚也是这运动的一员,他也声称“我决定不在户外就不画”。但他无法融入这个画家群体。他不喜欢高谈阔论,不喜欢乱哄哄人多嘴杂的场合,忍受不了与自己截然相反的见解。甚至会嫌恶个别的人,比如马奈。在别人眼里,赛尚也叫人反感。大家受不了他粗俗的穿戴,举止任性,很难与他沟通和融洽。尽管1874年4月15日举行的历史性的“无名艺术家协会”的展览会(即首次印象派画展)上,赛尚是参展的一员。但事先就遭到画家们的反对。在展览会上,他独异的画风还受到公众的嘲笑。在印象主义一开始,似乎他与大家风马牛不相及。可以说,在当时的法国,印象派是一种“另类”;在印象派群体之中,赛尚又是一个另类。他是另类中的另类,一个和谁也不沾边的个体。此中的原故,就不是他的个性了,而是他的绘画本身。他和当时的印象派(早期印象派)有根本的不同。

  赛尚实际上是埋藏在早期印象派中的一个叛逆。这是当时谁也没有看出来的——包括左拉!

  赛尚的一生中画不尽的圣维克多山

  在当时,两个艺术时代——古典画派与印象派之间的斗争中,赛尚属于印象派这一新的时代。他和梵·高一样,都把画架搬到田野中,面对阳光下的世界作画。但是他和梵·高在骨子里,与莫奈、德加、雷诺阿、毕沙罗等人是不同的。1876年赛尚给毕沙罗的信中说:

  “太阳的光线如此强烈,让我感到物体的轮廓都飞舞了起来……但是,这可能是我看错了,我又觉得这是地面起伏的现象。”

  显然,凭着他天才的悟性,他刚刚迈入印象主义,马上就不满足户外作画带来的视觉上的快感了。他反对仅仅凭“印象”作画,反对那种被现实束缚的瞬间印象。他一下子就才“印象”穿越过去,谁又能有这样的眼力与勇气?

  所以在赛尚的画中,事物没有消融在眩目和缤纷的光线里。它们的本质被有力和富于意味地体现出来,从神奇的色彩里可以触摸到坚实的结构,而这严密的构成中又包含许多抽象的形态。那么——这种被赛尚自嘲地称为“灰色而臃肿的大笔画”到底应该归属于哪一个艺术的范畴?人们对孤立而无序的艺术现象总要排斥在外的。所以乔治·摩亚干脆称他是一个“绘画的无政府主义”。

  正像古典主义不能接受印象主义一样,前期的印象主义运动也不能接受赛尚。赛尚便成了“全世界的敌人”。我们翻阅当时巴黎的报刊就会看到,当时的巴黎对他讥讽、奚落、挖苦和嘲弄简直达到了疯狂!

  比如勒罗瓦在《喧噪》中写道:

  “如果与女士们一起去看画展,想找到最有趣的事情,就请赶快去到赛尚那幅肖像画前吧!看,那个像鞋底颜色的、奇妙的脑袋,一定会给你非常强烈的印象。他多么像得了黄热病!”

  这样的话举不胜举,天天闯进赛尚的眼睛。

  休斯曼斯的那本重要的书《关于现代艺术》,甚至没有给赛尚一个小小的地位!

  他给巴黎抛弃了。

  于是他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和梵·高不同,梵·高一直在圈外,至死无名;他却在圈内,在舆论中心, 于是他被认定为一个有才能却误入歧途的失败者。他孤单无助,天天被各种攻击打得满身弹洞;惟一能够给以支持的是他“人生的伙伴”——左拉。可是就在这“生死关头”,左拉忽然把他拉进他那部系列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之一的《杰作》中,把他写成一个名叫克劳德·兰蒂尔的人物。这个人物是一位固执己见、终生失意而无可救药的画家,最后走投无路而自杀!

  左拉在赛尚的身后,非但没有托着赛尚的后背,给他以力量;反而挖了一个洞,把他拉了下去!

  如果着意研究其中的根由,就会发现,早在赛尚和左拉到达巴黎之后,已经分道扬镳。他们在各自的世界奋斗着。虽然,他们彼此往来,相互赠书赠画,他们之间的友谊看似延长着,实际上却没有加深。这首先是不同工作的性质决定的。赛尚不主张画家做太多抽象的文学思考。他认为画家应该用眼睛去观察自然,头脑只是用来研究表现方法。他在自己的世界里涉入愈深,就与左拉的世界距离越远。

  尽管左拉关切绘画,但在艺术的主张上,他与“巴提约尔集团”更趋一致。可以说左拉与马奈等人的志同道合远远超越了同赛尚源自童年那一份久远的情谊。因此,左拉在写作《杰作》而动用他与画家们交往“这一大块”生活积累时,顺手就从自己最熟悉的赛尚身上去选择细节了。左拉毫不避讳“克劳德·兰蒂尔”的一部分原型是赛尚。这表明赛尚在他心中仅仅是一位昔时的友人罢了,并没有太大的分量。

  然而,具有悲剧意味的是,左拉完全不了解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失意潦倒的童年挚友赛尚,对自己却一如往昔的情真意切!故而在人生的意义上,左拉对赛尚的打击是带有毁灭性的。

  《杰作》发表于1885年。赛尚46岁。这一年赛尚流年不利。事业的失败到达谷底,还经历了一次夭折的恋情,再加上最密切的朋友的负情忘义——不,应该说,是左拉在他人生的坠落中,又给他加上一块巨石!

  走进赛尚故居的大门。一个被一些树木的浓荫覆盖的小院。一座两层的木楼。暗红的百叶窗全都打开着。简简单单,没有任何装饰。倘若不是赛尚的故居,我们一定会感觉单调乏味;然而由于它是赛尚晚年的画室,自然会感到它内在的丰富,浓郁,神秘,寂寞,还有浸透赛尚一生孤独的气息。

  眼前的一切都像我们曾经在文字上看到过的。二楼上的画室真的十分高大,一面全是巨大玻璃窗,室内饱和着普罗旺斯独具的通彻的光明。惟一一个在有关赛尚的书里没有见过的细节是,墙角有个洞,穿过楼板,通往楼下;这是当年赛尚为从楼下往画室搬运大型画布而专门设计的。

  赛尚故居的布置极具匠心。画家的外衣随意似地搭在躺椅的椅背上,几个画架都支立着,有的放着一幅未完成的油画,有的挂着外出写生的背包。好像赛尚有事出门,不一会儿就会出现在门口。桌上陈列着布置好的静物。那块深灰色带暗花的背景布,那几个形状各异的水罐,那些水果,那个石膏的孩童像,都在赛尚的画中见过。现在看来便十分亲切。十来张椅子随处乱放,颜料、调色油、烛台、水瓶、酒瓶和咖啡杯铺了一地。这正是赛尚的真实。

  全部精神都在想象天地里的人,生活上必定七颠八倒。赛尚的心情总是很坏,这从他潦乱的画室便能观察出来。他作画的速度十分缓慢,过程中不断推翻自己。没有成功的艺术家对自己总是疑虑重重。尤其是画家,一个人在屋子里默默地作画,没有任何观众,他怎么知道自己的画能否被人认可,是否会获得成功?对于那个死后才成名的梵·高,折磨其一生的幽灵就是这种孤独中时时会出现的自我怀疑。赛尚有神经质的一面,所以他常常会情绪低落,心情败坏,对自己发火,把自己的画摔在地上,愤怒地踩成烂饼。这一切左拉都是知道的。左拉说过:“当他踏破自己作品的时候,我便知道他的努力、幻灭和败北是怎样的了。”

  显然,左拉完全清楚《杰作》对于赛尚本人意味着什么了。

  开始时,赛尚表示左拉这样做是出于小说的需要。他努力维护着他们的友谊。可是当左拉声称克劳德·兰蒂尔就是赛尚时,他与左拉的友谊断交了。

  尽管如此,赛尚表现得很平静,没有任何激动的言论。他的神经质也没有发作。为什么?是在舆论上所处的被动位置使他无法与左拉直言相对?是长期怀才不遇养成的骨子里的高傲,使他只能保持沉默?还是他害怕这已然破裂的友谊进一步地走向毁灭?他实在太在乎与左拉这份友谊了!可以说,他对左拉的友谊是他人生“最大的情感”。当然,他与左拉中断了一切往来与书信。这一切,左拉当然明白。但左拉并没有任何良心的触动,也没有任何主动和好的表示。相反,在赛尚住在艾克斯的一段时间里(1896年),左拉曾从巴黎到艾克斯来看望另一位友人,居然没有与赛尚通个信儿。赛尚得知后,缄默无语,甚至脸上任何表情也没有。他把自己的内心遮盖得严严实实。

  那些同是左拉与赛尚的朋友的一些人,谁也猜不到赛尚心里到底是一片怒火还是一片寒冰。1902年9月,当赛尚听到左拉煤气中毒而身亡时,他当时被震惊得几乎跌倒。一连几日,坐在这画室里,不住地流泪。他为什么流泪?为不幸的左拉,还是为了永远不可能再修复的破裂的友谊?对于一个真正的男人,失去友谊与失去爱情一样都是深切的痛苦。

  这痛苦一直伴随着他艺术上的孤独。

  赛尚的传记作家约翰·利弗尔德说,在左拉的系列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中,这本《杰作》给人一种孤立之感。因为在他的这个系列的作品中,没有像此书这样放进如此多的回忆,采用如此多的自己周围人物。这本书写法更接近于纪实。

  无疑,左拉的这本书,不服从于卢贡·马卡尔家族的血缘与整体的一致性。他的写作冲动缘于他与画家们一段时间共同的漫长和缤纷的历程。这样就使他的小说常常陷入具体的人和事。在这之中,赛尚之所以成为小说的“牺牲品”,最根本的原故是左拉也认定赛尚是个失败者。也就是说,左拉用小说证实了赛尚的失败与无望。

  赛尚身负巨大的压力,孤立无援,自我怀疑阵阵袭来。然而对抗这内外夹击的力量还得从自己身上吸取。赛尚说过:“如果世界只有一个画家存在,那个画家就是我。”这句话使我们忽然发现,这棵在狂风中一直没有摧折和倾倒的树木——原来树干竟是钢铁铸成的!

  当然,历史证明赛尚最终得到成功。从1895年开始,赛尚逐渐被认可,并进入他的“胜利时期”。一方面由于他绘画个性成熟之后巨大的魅力,一方面由于世人对流光溢彩的前期印象主义的审美疲劳。当绚烂而迷人的光线渐渐消散,事物内在的表现力和造型的想象力,一点点透露出来。赛尚的魅力,不仅在于他从构图到笔触上那种独特又神奇的对角线结构,还有他的画面——在现实与幻想,写实与抽象,真实与虚幻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张力。这是前期印象主义所没有的。历史太阳终于越过高高的山脊,将大山这一边的风景全部照亮。赛尚将印象主义拉进了生机勃勃的后期。梵·高、马蒂斯等等一批新人站到了舞台的前沿。

  人们终于明白,赛尚是一个艺术的先觉者。但先觉者在他坎坷又漫长的历程中,总是喝尽了孤独的苦酒。

  从赛尚的故居走出,登上后边的高地,便可远眺圣维克多山。这座山雄伟又坦荡的形象由于数十次出现在赛尚的笔底下而闻名天下。广袤的山野上,村庄、树林与丘陵黄黄绿绿,全是赛尚的色块;在阳光下,一切景物强烈又坚实的轮廓,使我们想起赛尚有力的笔触。还有他那句诗意的话:

  “我们富饶的原野吃饱了绿色与太阳。”

  赛尚经过十五年的舆论非难,开始被世人认识之时,他却回到艾克斯隐遁下来。他没有在巴黎品尝获取成功后的甘甜,而是躲在遥远的故乡一如既往地继续苦苦地追求他的理想。艺术家的道路没有终点也没有顶峰,只有不断地艰涩地攀援的过程。于是他在艾克斯的日子依然辛劳与寂寞。他终生是一个人一声不吭地面对着画布。

  晚年的赛尚又被糖尿病所折磨,他依然天天背着画架与画箱在山道上上下下。昔日巴黎的那些恶意的舆论他如今还想得起来吗?左拉留给他的那些又温馨又残酷的人生画面呢?

  在写生中,他时时会走过阿尔克河。半个世纪前,他和左拉常来这里钓鱼和游泳。喧响的河水多么像他们往昔的欢声?

  1906年,艾克斯的图书馆为左拉制作一尊胸像。赛尚被邀请参加揭幕仪式。赛尚与左拉共同的老友纽玛·柯斯特讲话时,回忆起他们的童年往事。这一下,赛尚忽然失声痛哭,而且劝慰不止。这哭声让人们感受到强烈的震动,并由此忽然懂得这位艺术家内心深厚的情感和深切的孤独。

  但是不要以为孤独仅仅是人生的不幸。

  赛尚说:

  “孤独对我是最合适的东西。孤独的时候,至少谁也无法来统治我了。”

  他说出了孤独真正的价值。

  孤独通向精神的两极,一是绝望,一是无边的自由。(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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