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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行女之死:谁是我们自由的敌人

“现代社会只创造两种人,一种是没心没肺的专家学者,一种是纵欲之徒”。马克斯韦伯在上世纪初提出的警告,至今让我心有余悸。免费关注微信公众号 jiarenorg ,就能天天收到佳人精彩文章了,还有机会和主编小陌一对一私聊喔,咱们微信里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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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行女之死与马克思主义的“未来永继”

文/张亮

某一天突然上网,见到一个漂亮女生的讣告,讣告上是这样写的:

她去世前在中金,前两年在毕马威。28岁,投行女,漂北京,无男友。高工资,高压力,生活无规律,加班到晚上10点是常事,忙到没时间给自己做饭,只好DQ、味千…甚至去超市觅食,喝奶茶等富含添加剂的饮料,最终因为胃癌去世。

一份人人艳羡的工作,一个扼腕叹息的结局。

点开她的微博,一张修饰过的笑脸,掩饰不住的沧桑与焦虑。没日没夜的加班,像男人一样去工作,去战斗,即便生理周期也要逼迫自己撑出一个气壮山河的小宇宙,在这种以战斗为生活的生活里,她不是第一个倒下的。

和那些唏嘘不已的围观者不同,第一时间里,我想到了自己,想到了自己的一张笑脸。照照镜子,我也有这样一张笑脸。它是我的挡箭牌。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谁要想打我,我就伸过这笑脸给他,十有八九下不了手。

我的脸就像我的屁股,随着日子的溜走松松垮垮。男人的脸日渐松垮,就像女人的乳房日渐松垮。或者说,在多人看来,女人的乳房就像男人的脸面,摆脱不了使用过度,物极必反的命运。

不知别人怎么样,总之我的脸是使用过度了。看到给自己评卷而内心厌恶的老师,你得撑开脸皮笑,看到面试时候为争抢一个职位济济一堂的上百名同行也是,看到你心里不怎么待见却必须天天见面的同学也是,看到公车上喋喋不休跟你催要车票的大妈也是,在北京城里花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换乘地铁、电车、公交汽车三种工具,有气无力,死去活来去见高中暗恋对象时更是,你顺便还得对四周无数拔地而起,没正常人买得起的高楼大厦理直气壮,底气十足的狂赞一句:“哇塞!真好的楼盘,咱将来的奋斗目标啊。”

在这个日益成长壮大的国际化大都市里,在这种持续的日常生活的折磨里,我一天天成熟,一天天看清楚了世界的阴暗角落。CBD里又有28岁投行女拿命买钱未果得胃癌死了,理工楼里又有哪个博士生因为工作压力跳楼而死,都不会让我有围观的兴趣,只让我有兔死狐悲,侥幸得脱的快感。岁月流逝,我的脸越来越松垮垮,没水,没油,没弹力,像没泡过水的方便面。我的人生,就是一个逐渐松垮的过程。到最后,我变成了一个黄脸男,面无表情,目光呆滞,脸皮变成一张牛皮。

突然之间,顺理成章的,我失去了笑的能力。我习惯性的把职业性的微笑藏起,用一张日渐僵硬充斥着虚伪笑容的脸回应这个强迫我生下来就无法选择的世界。

当然,偶尔,翻开童年的相册,我也会想起我曾经拥有过笑容,单纯,热烈,无拘无束。

我曾经熟悉这种笑。一个牙牙学语,伸手把零食索要的三岁女孩,一个骑着单车沿斜坡冲下的毛头小伙子,一群因为上学迟到被扔到领奖台下罚站的问题少年,甚至是那个叫雷锋的著名青年模范意气风发的照片。当我年少时,藏在外公怀抱里,听他讲《格林童话》,每逢听到一个默默无闻的穷小子,历尽千辛万苦娶到了心爱的公主,都忍不住咯咯咯的笑起来。我至今相信,那种笑是发自内心的澄澈透明,这说明,我们对这个世界曾经充满了希望。当我翻看幼年的照片,那时是八十年代,我的周围充斥了这种最单纯的笑,就跟空气和水一样,在四周自然蔓延,流淌,生息,碧空如洗。

今天看来,那时的我们,正像是一群没心没肺,天真烂漫放牧在山野间的猪,吃的好,睡的好,无忧无虑,一脸春光灿烂。世事变幻,今天,我们纷纷从童年的乡间、集镇、小城,涌向日新月异的大城市。这些声光电化五光十色的城市,最初一瞬间让人惊喜的一切,却日渐剥夺了原本日常习惯的笑容,最终,我们变了,变得不苟言笑,心机深重,在一片一片望不到边的钢铁丛林中艰难泅渡,力争在这种猪狗不如一丝不苟的生活中变成强者,不被吞没。

在无数成长的烦恼与蹉跎里,我们日渐成熟,越来越像一个现代人,“享受”一个现代人的生活,并且失去偶尔做猪的权利。表面上,今天,我们所获得的自由远远超过我们的祖辈、父辈,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考哪所大学,还是出国留学,可以自由选择选择长发还是短发的男友,可以自由选择上网冲浪翻墙,咒骂一个鬼见愁的现行体制,可以自由的在网络上跟一小时内认识的陌生人打情骂俏,但是,这所有的自由,都指向一个终极目标:成功,以这个社会要求你的方式获得成功。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一个28岁的北漂投行女,宁愿忍受没有时间恋爱,没有心情微笑,没有可能自己为自己做一顿丰盛晚餐的生活,也要拼死拿命去换钱,直到因为胃癌,香消玉殒,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我的一位北大同学,好几年前就略带戏谑的对我说:“你要是娶了一个光华金融女就发达了,少奋斗几十年。”在今天这个无比自由,无限可能的时代里,我们唯一的憧憬与自由,就是成为一个庞大机器的螺丝钉,因为忍受强奸而获得成功。

被阿兰布鲁默称做“最后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法国人雷蒙阿隆,曾经在他著名的《论自由》一书中,坦诚过这种现代人的自由。他认为,这其实正是马克思着力批判过的“形式自由”,而并不是真正的“实质自由”。真正的“实质自由”应该是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的全面发展与全面解放,而不是被现代机器大工业所裹挟所规定的唯一可能性。雷蒙阿隆是真诚的,虽然他着力批驳了马克思“实质自由”的乌托邦性质,但他同样悲观的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形式上的“政治自由”,即用脚投票的自由,实质的心灵自由是虚幻的。

尽管我们可以引证以赛亚柏林的论断“自由只是一种意志的自由,选择的自由,而非行动的自由”,但我们发现,当我们这个被金融资本家们所定义过的世界里,我们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夸父逐日般奔向金钱规定过的“成功”,我们唯一可能的自由就是以牺牲心灵自由的方式,避免成为他人眼中的“吊丝”的悲剧宿命。

柏林自信的告诉我们,自由只是给我们一种选择的可能性,你可以选择做食不果腹的乞丐,也可以选择不做锦衣玉食的国王,这是你个人的意志,但今天,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我们看到是“宁愿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的拜金女盛行,看到的是为了成功“前三十年拿命换钱,后三十年拿钱买命”的温拿心态,28岁香消玉殒的投行女,其实原本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金字塔尖上的明珠。以“成功”的名义,她自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她已经摘到过星星,而更多的吊丝,比如我们,唯一可以获得释放的,也许只能是在网络上放情痛骂一翻这个万恶的旧体制,幻想一下富二代官二代的灰飞烟灭,回味多年前“打土豪分田地”的美妙余味。但是,如果我们诅咒我们过去的时代是一个乌托邦,是否就必然意味着,即将取代它的,就是一个美妙新世界?是否因为,斥责那个日渐远去的社会是一个“极权社会”,就必然意味着我们正在纵情欢呼的那个正在完成进行时中的“民主乌托邦”就能带给我们真正的自由?

“现代社会只创造两种人,一种是没心没肺的专家学者,一种是纵欲之徒”。马克斯韦伯在上世纪初提出的警告,至今让我心有余悸。

韦伯看来,在宗教改革以前,天主教会的松懈制度为基督教欧洲的大多数居民提供了安慰和安全。虽然它为僧侣和修女规定了苦行,但它没有向普通人强加这样严峻的清规戒律。在把“工作做好”作为苦行方法以及圣徒和圣母居间求祷的制度下,它使基督教的普通众生能够比较平静的通过这个苦难的世界,并沉湎于来生得救的相当自信的希望。但新教主义的诞生使这一制度破产。经院生活被废除了,苦行的戒律却被广泛接受。圣母和圣徒被废黜了,人被引向一个严峻的希伯来上帝。在这个毫不宽容的神灵面前,除非得到圣灵的照示,保证个人成为一个得救的选中者,个人不过是一个堕落、卑微、一文不值、怨天尤人的虫豸。他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赞颂上帝。他能够通过崇拜、祷告、交十一税和遵守安息日来做到这一点,以使他在上帝为他安排的“行业”中有可能取得成功。生活是真实的,生活是真挚的,虽然坟墓不是其最后归宿,等待着大部分人类的却只是比死亡还要坏的命运。“罪孽、忏悔、赎罪、赦免,接着又是罪孽,这个人类的天主教循环”一去不返了。

韦伯进一步说,加尔文主义为现代的利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侵占性提供了最本源的刺激与动力。加尔文主义者称赞活动是颂扬上帝的一种方法。勤奋工作就是为上帝工作,他这样工作不是为了从成功的感觉得到满足,也不是为了追求令人堕落的感官快乐,而是因为这是上帝所规定的任务。如果为了取得成功而取得而需要采取残忍的办法,他不用忧虑,因为人类实际上就是堕落了的野兽,没有值得尊重的权利。韦伯说他确信,采取残暴竞争手段的资本主义的成长,大大促进了现代人的不满和疏远。他使人更富有,但更不安全,以后的问题就是“吃得好,或睡得好”。中世纪的天主教提供了后一选择;加尔文主义者和他们的虔信派教徒、监理会教徒及浸礼会同盟者则选择了前者。

韦伯所阐释的一切,正是支撑我们今天社会的“成功学”基础,正是这种不断为资本裹挟的生活中,我们日渐成为这个机器社会的螺丝钉,日渐失去了发自内心的笑容。资产阶级革命所换来的,不过是用形式上的“用脚投票”,换取是实质上的“心灵自由”。

其实,在不久的过去,我们中国人也许能比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中世纪基督教徒们,有更符合人性的“心灵自由”。钱穆先生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是抗战时候,陪都重庆有一家远近闻名的月饼店,每逢中秋,都有许多达官贵人从各处甚至昆明坐飞机到那儿,就为了买他家的月饼。但每到中秋节那几天,掌柜的就关门打烊,不做生意,别人一问,中秋节时,月饼是最畅销,你为何偏要打烊。掌柜的笑道,这整条街上都做糕饼生意,沾亲带故,我的生意本来就已经很好,中秋节前的生意已经足够,如果中秋节还占着不走,街坊的生意就没法做,甚至破产,我于心不忍,人,还是要知足的。

我想,掌柜的说这话时,一定眉飞色舞。在竞争面前,他有着充分的自信,却也有着浓浓的乡情。他既能吃的好,也能睡的好,他的笑容应该是常在的。

当然,无论基督教徒们的富有后裔,还是日益现代化的中国人,人们早已经失去了笑的好的选择权,人们普遍被裹挟入为吃得更好的战争中,这种战争的戏剧效果是显然的,你既要盯着别人碗里的肉,还要护着自己碗里的肉——不是为了上帝,上帝已死——只是为了,饥饿的自我。

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巴黎高师曾经的精神领袖阿尔都塞,为其辞世之作题目《未来永继》,正如雷蒙阿隆对马克思主义的批驳所说,20世纪所过去的一切,也许证明了列宁式乌托邦的破产,但是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却前所未有的加深了。“未来永继”,当巴黎高师曾经的文科生们,纷纷投向国家行政学院与巴黎高等商科学校的怀抱,与过去斩断桥梁,成为一个目不斜视,井井有条的商人与政客,当塞纳河右岸的金融街傲慢的耸立,当全世界再一次为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买单,当人们发起了新一波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我想说的,也正是这四个字“未来永继”。

如果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它对人的“异化”问题,它终将因此而崩溃,造物主没有理由允许这样一种戕害成为永恒。

是的,“未来永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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