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与另一个上海老乡张爱玲一样，严歌苓并不以谈钱为耻。免费关注微信公众号 jiarenorg ，就能天天收到佳人精彩文章了，还有机会和主编小陌一对一私聊喔，咱们微信里见！
文/叶弥
一年85%的时间，严歌苓在柏林生活，用她的话说，她是个相夫教子的普通妻子，有一份写作的工作，在她看来，和会计师做账也没什么差别。一天24小时，她用1/4 的时间工作，闭门在书房从早上9点，写到下午三四点。这之外的时间里，她做饭、遛狗、读书，辅导女儿功课与体操，还要留点时间，在女儿睡后，与丈夫喝红酒听音乐地闲聊。
但当她飞行10小时，跨越7个时区回到中国，她就成了属于公众的“严歌苓老师”，时间全权交给各类合作方，自己负责画着一丝不苟的妆，录视频节目，进高校演讲，采访通告紧凑得像回到了当年当兵的时间表。
单单今年，1月她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推广小说《妈阁是座城》，5月的出现是为了配合电影《归来》上映，7月小说《老师好美》进入宣传期，11月底的这一趟，除了参加北师大驻校作家入校仪式，还兼顾着电视剧《四十九日·祭》开播。
观众看到的是一部新剧，但对严歌苓来说，电视剧剧本初稿已是3年前，距最初《金陵十三钗》的小说，更有9年之久。她像一个勤奋的酿酒师，你看她逐次奉出一坛坛新酒陈酿，却不知她背后的酝酿功夫，更不知道她在等待发酵的过程里，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地备了多少季材料。出版人张立宪说，严歌苓每次回国，空运来的都是耳光：响亮地告诉这群生活在北京的朋友，看啊你们又虚度了多少光阴。
这些年来，每次回国她都讲一些类似的话，比如，不希望再做编剧只想写小说，或者，下次一定要写没法被改编影视的小说。但这些年来，中国影视界仍像抢救命稻草一样追着买她的故事。要是晚一个小时出手，张艺谋就买不到《陆犯焉识》，也就不会有他的《归来》；李少红主动去为她的新书站台：只要有严老师的作品可拍，她愿意食言，在新《红楼梦》之后再拍连续剧。严歌苓自己“只写小说”的誓言来来回回地说，也就成了撒娇，这次她终于一摊手：我有性格缺陷，我没法拒绝别人。
更多改编她的作品，她客客气气地选择不看
严歌苓的朋友常常为她的作品抱屈。张立宪曾说，作为一个小说读者，看到改编的影视剧后往往“非常愤怒”，因为很难理解成这是严歌苓的作品。“如果你是通过影视剧来认识严歌苓的话，那么不妨读读小说，可能是另外一个更加本真的严歌苓所呈现的世界。”
但严歌苓自己，却很少发恶声。在接受采访时，她总是夸奖导演，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赞美演员，即便她还忙得没顾上看剧；哪怕原作小说已经改头换面、掐头去尾，她也表示理解：艺术作品的再创作当中，你不知道一个导演会有多少苦衷。
《金陵十三钗》、《归来》的文学策划周晓枫说，张艺谋几次感慨，严歌苓是最大气的合作者。采访时严歌苓笑着回应，那可能是因为对自己的作品比较舍得。
舍得也是一步一步过来的。1993年将《少女小渔》的电影版权卖给李安，是她的作品被改编的开始。这部影片当年斩获亚太影展五大奖项，但原著者看来，也有诸多可挑剔之处，比如将电影将背景设置在纽约，而这个故事无论现实或小说都发生在悉尼，气质大相径庭；电影中与小渔假结婚的老头不时闪耀一下人性光芒，而在严歌苓笔下，那是个彻底的“垃圾”：她觉得这样才够体现小渔的善与美。
她曾委婉表示，由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当中，她比较满意的是陈冲的《天浴》。剧本是她亲自捉刀，导演是她多年闺蜜，配合默契不说，重要的是“忠于原著”。陈冲后又购买了《扶桑》版权——这部小说写一个看似处在社会底层、跪着的女性，而她内心，却强大得可以饶恕一切自以为站着的男人，因此在学术研讨会上，常常得到男性评论家不喜或不懂的评价——严歌苓改写了英文剧本，但先是陈冲怀孕，而后拍摄资金被挪用，以致这部反映亚洲移民生活的文艺片，至今还在寻找投资当中。
她的所有作品版权早已卖出，乃至只有一个名字时就被哄抢，而如果观众无缘得见其中的一些，只是它们如《天浴》一样，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机会搬上银幕或荧幕。而在一个越来越成熟的影视业制作体系中，原著者的舍得或不舍得，也越来越无效。合同上往往白纸黑字注明，不能干涉演员选择，不能干涉剧本改编。“如果在合同上有你不干预编剧的话，这种坚持（自己的想法）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把精力都放在正在创作的作品上。”严歌苓说。
当然不是没有意见，只不过她不公开表达。改编的问题问多了，她娇嗔又带点不耐烦地手一摊：“那我有什么办法啦。”讲到《归来》，她说“我并不知道他只是攫取了后面的那一点，我以为他要整个拍出重大的作品。”更多的时候，对更多的改编作品，她客客气气地选择不看，这或许可能是她所能保持的最好修养，如当年伤痕文学出来，接受文学经典教育的她翻了一下：“这是小说吗？”从此不看。
自己可以不看，而对于观众因为影视剧而产生的“严歌苓”印象，她也并不在意。“我已经很感激电影工作者了，因为他们的工作，我的读者群一年年扩大，而读者群扩大，表示他们终究会从小说中来理解我的创作，这对于文学来说是一种福音。”严歌苓说。
唯独影响到她的，是改编剧本占用了本该属于小说的时间。身为美国编剧协会成员，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好编剧，她在创作时所获得的满足感与成就感皆来自写小说：“我写小说的那种自如和兴奋，在编剧时完全没有。而如果不达到那种极致兴奋，又怎么能算是最好的创作呢？”
但说过无数次今后只写小说，她的名字仍不时出现在各类影视的编剧栏中，就像现在，她手头的一项工作，就是改写《妈阁是座城》的电影剧本。“我性格有缺陷。”她大咧咧地承认了，带着一种“我就是食言了你拿我怎么办”的无赖与无奈。“我当然希望我把版权卖给你就结束了，但有的时候就是结束不了，人家就是来找你帮忙，那我只好一再妥协了。”
2011年，张艺谋改编自严歌苓同名小说的《金陵十三钗》上映。
我花的钱和我享受的时间，全是自己挣来的
据说张艺谋晚来三天，《陆犯焉识》版权就给别人了？严歌苓大笑起来：“不是三天，他要晚找我一个小时，就可能会考虑别人了。”
写完《陆犯焉识》，严歌苓很得意：“哈哈，这下你们没法改了吧。”很多年前她就一直在说，要写有抗拍性的小说，虽然当时她为“抗拍性”举的例子，是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而在《陆犯焉识》中，她显然不是用文字，而是采取了另一种形式抗拍：描写了大量的政治事件。
但她同时收到了两封邮件求购版权，然后她选了合作过《金陵十三钗》的张艺谋，“跟一个导演建立较为长久的合作还是比较有好处的。”
另一则，她觉得张艺谋拍过《活着》，以其阅历与经验，能拍出那个时代的史诗性作品，“假如一个年轻的导演，他可能不会被感动，而我想张艺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他的感动点会跟我比较靠近。”
但她也并不讳言，张艺谋“做人厚道”，“从价钱到待人，都是我打交道这么多的导演中，最为优厚的。我觉得一个人对一个作品钟爱的程度、希望再创作的热情的程度，也体现在给你的价钱上。”
似乎与另一个上海老乡张爱玲一样，严歌苓并不以谈钱为耻。1989年赴美留学，虽然有奖学金，但严歌苓仍需要自己打工挣生活费。她做过看护，洗过盘子。80年代的中国作协成员，90年代拼命在台湾报刊上发稿，无他，稿费高过大陆。
她原本苦行僧似的写作强度，一方面是一个作家的自我修行，另一方面，未尝也没有赚钱的内在驱动。1992年，她在旧金山结婚。先生劳伦斯本是外交官，因为与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匪谍嫌疑的退伍女军官相爱，不得不辞职，将外交部的门禁卡剪成4块，装在信封里交还给上司。
劳伦斯很快找了新的工作，相比初来乍到时的赚钱压力，严歌苓此时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但即便在亲密关系中，她也是一个警惕于施受关系的骄傲的人，“即便给你一颗钻石，也要想想如果接受的话，你的自主性在哪里。”何况她的婚姻没有钻石，她的先生说，我的辞职难道不是最大的钻石吗？
直到1993年李安问她买《少女小渔》，严歌苓的第一反应是“可以不用做一个穷学生了”。也许因为李安的影响，这一年她卖出了三个版权，还有电视剧剧本找上门来。原本总是光顾旧货市场的清寒学生，从此开始在名牌店买买买的不归路——颇有点令人联想到青少年时期总穿表姐剩衣服的张爱玲，赚得稿费后迫不及待定制新衣的心情。职业女性之所以不避讳谈钱，或许她们在挣来的每一块钱上，都足以展示自己的辛苦与骄傲。
“我听一些女朋友讲她们的女朋友的故事，我觉得所有悲剧的根源就是在于经济不独立、思想不自由。问人家讨任何东西，心里都是不舒服的，自己挣自己花，你的享受才是最甜美的。”严歌苓说。到现在，她也保持着一个习惯，在每一本书写完之后带全家一起旅行，在一个城市住上很久，“这是我挣来的，是我靠我的辛苦挣来的消闲。我觉得我花的钱和我所享受的时间必须是自己挣来的，包括爱情，我并没有平白无故地得到什么。”
只是到了畅销作家、金牌编剧的地位，现在的她希望能够慢下来：“我希望从明年开始，写的少一点，读的多一点，留给思考多一些空间。实际上，我的创作里也不在乎多一本书少一本书了，而是需要考虑，自己想要多哪一本书，留下什么东西来。”
张艺谋改编自《陆犯焉识》的《归来》，只攫取了小说最后几页进行改编。
每一个故事都经过漫长的培育过程
猜测严歌苓的下一部作品是很徒劳的事情，她的家底太厚。即便她告诉你这次回国一面去了体操馆采访，一面去了舞厅跳舞，你猜测她接下来要写体操运动员或是舞男的生活，也会得到一个神秘莫测的答案：“题材还有很多，我还没有定。”
在当代女作家当中，严歌苓是较少将自己生平直接移植进小说的那一类，近30年的创作里，可能仅有《有个女孩叫穗子》与《无出路咖啡馆》最贴近她的经历，前者有她的童年与少年印记，后者则展现了她刚到美国的处境，以及在关于她的人物报道中可见的，那段反复被渲染的跨国恋爱。
最初她的小说题材来自经验。原本她打定主意要做一个舞蹈家：12岁以文艺兵入伍，对一个背负家庭出身的孩子，那已经是最好的出路。但20岁那年中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她报名上战场，当了随军记者。前线颠覆了她的全部经验，在野战医院的凝固着血腥与死亡气息的空气里，她采访、照顾了3个月的伤员，见过了无数的命运突转，这让她从一个英雄主义者，转向对个体生命的悲悯。她发现舞蹈不够表达那个新的自己。而后她调到铁道兵政治部担任创作员，成为一名军旅作家。
从1971年到1976年，文艺兵严歌苓每年进藏演出，20岁以前，她已完成了父亲、作家萧马所谓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最理想的培养作家的方式”。西藏使这个原本困在城市与军队的人际格局的女孩，感受了生命的的神秘与开阔，重新思考人及自然。乃至有读者将她与张爱玲对比时，她调侃张爱玲没有去过西藏。
西藏同样是她初登文坛的灵感源泉，这名女作家在当时的创作中，就流露出明确的性别意识与政治隐喻。《七个战士和一个零》中是一群戍边的年轻战士面对一个少女的复杂心理，《雌性的草地》则是一群留守草原的女子牧马班与一个男指导员的关系，而《天浴》里原本单纯的女知青为争取一个回城名额，不得不用自己的所有交换，从身体到生命。这些主题在30年后看来可能未必新鲜，但萧马认为，严歌苓能在其有限的西藏经历中，将资源不断反刍，并各有侧重地呈现，已经说明她具备“文学家的聪明”。
到美国之后，严歌苓的题材转向了移民群体。在考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学习文学写作之前，严歌苓曾在前一年应美国新闻出版总署之邀，访问了一些艺术基金会，她当时的印象是：“美国的艺术家可以得到艺术基金会的支持，可以通过天分和努力实现自己，并可以在一个讨论、学习的空间里，提升自己、使自己更加专业化。”
现在她将这种想法称为幻梦。年轻的艺术家仍不得以侍应生、看护员的身份来挣自己的生活费，给台湾人看孩子被诸多挑剔时，她心想：“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的小说也是很有名的呀？我还是我们大院第一个万元户呢！”
更大的幻灭来自她与美国公务人员的恋爱。因为这个中国女人曾是个军官，严歌苓与劳伦斯的恋情被FBI高度重视，在繁重的读书与打工之间，严歌苓不得不每周抽出时间，接受FBI翻来覆去的询问。调查持续了4个月，并逐渐波及到她的房东、朋友等相识的人，直到劳伦斯知道严歌苓在测谎同意书上签了字，愤然辞职。他觉得她没有必要受这样的折辱。
对于作家本人，这一事件让她对美国的民主、政治姿态产生幻灭，更明确了自己在美国社会中的边缘人身份：“主流人群大概就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占80%的人群，他们的生活稳定，可被预见。”而她这样的外来者，既处于边缘位置，语言能力又不足以顺畅沟通、表达自己的想法，“内心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丰富，这个时候去感受周围的移民生活，那种敏感度就使我在美国写了一大批小说。”
蒋雯丽和孙淳主演的《幸福来敲门》，改编自《继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