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关注佳人官方微信】佳人官方微信出炉啦,点这里扫一扫,即可第一时间免费获取文章更新~
只为认真做自己

严歌苓:我花的钱,全是自己挣来的

似乎与另一个上海老乡张爱玲一样,严歌苓并不以谈钱为耻。免费关注微信公众号 jiarenorg ,就能天天收到佳人精彩文章了,还有机会和主编小陌一对一私聊喔,咱们微信里见!

133735r5s7p8l9h8d5n9d6

文/叶弥

一年85%的时间,严歌苓在柏林生活,用她的话说,她是个相夫教子的普通妻子,有一份写作的工作,在她看来,和会计师做账也没什么差别。一天24小时,她用1/4 的时间工作,闭门在书房从早上9点,写到下午三四点。这之外的时间里,她做饭、遛狗、读书,辅导女儿功课与体操,还要留点时间,在女儿睡后,与丈夫喝红酒听音乐地闲聊。

但当她飞行10小时,跨越7个时区回到中国,她就成了属于公众的“严歌苓老师”,时间全权交给各类合作方,自己负责画着一丝不苟的妆,录视频节目,进高校演讲,采访通告紧凑得像回到了当年当兵的时间表。

单单今年,1月她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推广小说《妈阁是座城》,5月的出现是为了配合电影《归来》上映,7月小说《老师好美》进入宣传期,11月底的这一趟,除了参加北师大驻校作家入校仪式,还兼顾着电视剧《四十九日·祭》开播。

观众看到的是一部新剧,但对严歌苓来说,电视剧剧本初稿已是3年前,距最初《金陵十三钗》的小说,更有9年之久。她像一个勤奋的酿酒师,你看她逐次奉出一坛坛新酒陈酿,却不知她背后的酝酿功夫,更不知道她在等待发酵的过程里,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地备了多少季材料。出版人张立宪说,严歌苓每次回国,空运来的都是耳光:响亮地告诉这群生活在北京的朋友,看啊你们又虚度了多少光阴。

这些年来,每次回国她都讲一些类似的话,比如,不希望再做编剧只想写小说,或者,下次一定要写没法被改编影视的小说。但这些年来,中国影视界仍像抢救命稻草一样追着买她的故事。要是晚一个小时出手,张艺谋就买不到《陆犯焉识》,也就不会有他的《归来》;李少红主动去为她的新书站台:只要有严老师的作品可拍,她愿意食言,在新《红楼梦》之后再拍连续剧。严歌苓自己“只写小说”的誓言来来回回地说,也就成了撒娇,这次她终于一摊手:我有性格缺陷,我没法拒绝别人。

更多改编她的作品,她客客气气地选择不看

严歌苓的朋友常常为她的作品抱屈。张立宪曾说,作为一个小说读者,看到改编的影视剧后往往“非常愤怒”,因为很难理解成这是严歌苓的作品。“如果你是通过影视剧来认识严歌苓的话,那么不妨读读小说,可能是另外一个更加本真的严歌苓所呈现的世界。”

但严歌苓自己,却很少发恶声。在接受采访时,她总是夸奖导演,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赞美演员,即便她还忙得没顾上看剧;哪怕原作小说已经改头换面、掐头去尾,她也表示理解:艺术作品的再创作当中,你不知道一个导演会有多少苦衷。

《金陵十三钗》、《归来》的文学策划周晓枫说,张艺谋几次感慨,严歌苓是最大气的合作者。采访时严歌苓笑着回应,那可能是因为对自己的作品比较舍得。

舍得也是一步一步过来的。1993年将《少女小渔》的电影版权卖给李安,是她的作品被改编的开始。这部影片当年斩获亚太影展五大奖项,但原著者看来,也有诸多可挑剔之处,比如将电影将背景设置在纽约,而这个故事无论现实或小说都发生在悉尼,气质大相径庭;电影中与小渔假结婚的老头不时闪耀一下人性光芒,而在严歌苓笔下,那是个彻底的“垃圾”:她觉得这样才够体现小渔的善与美。

她曾委婉表示,由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当中,她比较满意的是陈冲的《天浴》。剧本是她亲自捉刀,导演是她多年闺蜜,配合默契不说,重要的是“忠于原著”。陈冲后又购买了《扶桑》版权——这部小说写一个看似处在社会底层、跪着的女性,而她内心,却强大得可以饶恕一切自以为站着的男人,因此在学术研讨会上,常常得到男性评论家不喜或不懂的评价——严歌苓改写了英文剧本,但先是陈冲怀孕,而后拍摄资金被挪用,以致这部反映亚洲移民生活的文艺片,至今还在寻找投资当中。

她的所有作品版权早已卖出,乃至只有一个名字时就被哄抢,而如果观众无缘得见其中的一些,只是它们如《天浴》一样,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机会搬上银幕或荧幕。而在一个越来越成熟的影视业制作体系中,原著者的舍得或不舍得,也越来越无效。合同上往往白纸黑字注明,不能干涉演员选择,不能干涉剧本改编。“如果在合同上有你不干预编剧的话,这种坚持(自己的想法)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把精力都放在正在创作的作品上。”严歌苓说。

当然不是没有意见,只不过她不公开表达。改编的问题问多了,她娇嗔又带点不耐烦地手一摊:“那我有什么办法啦。”讲到《归来》,她说“我并不知道他只是攫取了后面的那一点,我以为他要整个拍出重大的作品。”更多的时候,对更多的改编作品,她客客气气地选择不看,这或许可能是她所能保持的最好修养,如当年伤痕文学出来,接受文学经典教育的她翻了一下:“这是小说吗?”从此不看。

自己可以不看,而对于观众因为影视剧而产生的“严歌苓”印象,她也并不在意。“我已经很感激电影工作者了,因为他们的工作,我的读者群一年年扩大,而读者群扩大,表示他们终究会从小说中来理解我的创作,这对于文学来说是一种福音。”严歌苓说。

唯独影响到她的,是改编剧本占用了本该属于小说的时间。身为美国编剧协会成员,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好编剧,她在创作时所获得的满足感与成就感皆来自写小说:“我写小说的那种自如和兴奋,在编剧时完全没有。而如果不达到那种极致兴奋,又怎么能算是最好的创作呢?”
但说过无数次今后只写小说,她的名字仍不时出现在各类影视的编剧栏中,就像现在,她手头的一项工作,就是改写《妈阁是座城》的电影剧本。“我性格有缺陷。”她大咧咧地承认了,带着一种“我就是食言了你拿我怎么办”的无赖与无奈。“我当然希望我把版权卖给你就结束了,但有的时候就是结束不了,人家就是来找你帮忙,那我只好一再妥协了。”

2011年,张艺谋改编自严歌苓同名小说的《金陵十三钗》上映。

我花的钱和我享受的时间,全是自己挣来的

据说张艺谋晚来三天,《陆犯焉识》版权就给别人了?严歌苓大笑起来:“不是三天,他要晚找我一个小时,就可能会考虑别人了。”

写完《陆犯焉识》,严歌苓很得意:“哈哈,这下你们没法改了吧。”很多年前她就一直在说,要写有抗拍性的小说,虽然当时她为“抗拍性”举的例子,是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而在《陆犯焉识》中,她显然不是用文字,而是采取了另一种形式抗拍:描写了大量的政治事件。

但她同时收到了两封邮件求购版权,然后她选了合作过《金陵十三钗》的张艺谋,“跟一个导演建立较为长久的合作还是比较有好处的。”

另一则,她觉得张艺谋拍过《活着》,以其阅历与经验,能拍出那个时代的史诗性作品,“假如一个年轻的导演,他可能不会被感动,而我想张艺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他的感动点会跟我比较靠近。”

但她也并不讳言,张艺谋“做人厚道”,“从价钱到待人,都是我打交道这么多的导演中,最为优厚的。我觉得一个人对一个作品钟爱的程度、希望再创作的热情的程度,也体现在给你的价钱上。”

似乎与另一个上海老乡张爱玲一样,严歌苓并不以谈钱为耻。1989年赴美留学,虽然有奖学金,但严歌苓仍需要自己打工挣生活费。她做过看护,洗过盘子。80年代的中国作协成员,90年代拼命在台湾报刊上发稿,无他,稿费高过大陆。

她原本苦行僧似的写作强度,一方面是一个作家的自我修行,另一方面,未尝也没有赚钱的内在驱动。1992年,她在旧金山结婚。先生劳伦斯本是外交官,因为与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匪谍嫌疑的退伍女军官相爱,不得不辞职,将外交部的门禁卡剪成4块,装在信封里交还给上司。

劳伦斯很快找了新的工作,相比初来乍到时的赚钱压力,严歌苓此时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但即便在亲密关系中,她也是一个警惕于施受关系的骄傲的人,“即便给你一颗钻石,也要想想如果接受的话,你的自主性在哪里。”何况她的婚姻没有钻石,她的先生说,我的辞职难道不是最大的钻石吗?

直到1993年李安问她买《少女小渔》,严歌苓的第一反应是“可以不用做一个穷学生了”。也许因为李安的影响,这一年她卖出了三个版权,还有电视剧剧本找上门来。原本总是光顾旧货市场的清寒学生,从此开始在名牌店买买买的不归路——颇有点令人联想到青少年时期总穿表姐剩衣服的张爱玲,赚得稿费后迫不及待定制新衣的心情。职业女性之所以不避讳谈钱,或许她们在挣来的每一块钱上,都足以展示自己的辛苦与骄傲。

“我听一些女朋友讲她们的女朋友的故事,我觉得所有悲剧的根源就是在于经济不独立、思想不自由。问人家讨任何东西,心里都是不舒服的,自己挣自己花,你的享受才是最甜美的。”严歌苓说。到现在,她也保持着一个习惯,在每一本书写完之后带全家一起旅行,在一个城市住上很久,“这是我挣来的,是我靠我的辛苦挣来的消闲。我觉得我花的钱和我所享受的时间必须是自己挣来的,包括爱情,我并没有平白无故地得到什么。”

只是到了畅销作家、金牌编剧的地位,现在的她希望能够慢下来:“我希望从明年开始,写的少一点,读的多一点,留给思考多一些空间。实际上,我的创作里也不在乎多一本书少一本书了,而是需要考虑,自己想要多哪一本书,留下什么东西来。”

张艺谋改编自《陆犯焉识》的《归来》,只攫取了小说最后几页进行改编。

每一个故事都经过漫长的培育过程

猜测严歌苓的下一部作品是很徒劳的事情,她的家底太厚。即便她告诉你这次回国一面去了体操馆采访,一面去了舞厅跳舞,你猜测她接下来要写体操运动员或是舞男的生活,也会得到一个神秘莫测的答案:“题材还有很多,我还没有定。”

在当代女作家当中,严歌苓是较少将自己生平直接移植进小说的那一类,近30年的创作里,可能仅有《有个女孩叫穗子》与《无出路咖啡馆》最贴近她的经历,前者有她的童年与少年印记,后者则展现了她刚到美国的处境,以及在关于她的人物报道中可见的,那段反复被渲染的跨国恋爱。

最初她的小说题材来自经验。原本她打定主意要做一个舞蹈家:12岁以文艺兵入伍,对一个背负家庭出身的孩子,那已经是最好的出路。但20岁那年中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她报名上战场,当了随军记者。前线颠覆了她的全部经验,在野战医院的凝固着血腥与死亡气息的空气里,她采访、照顾了3个月的伤员,见过了无数的命运突转,这让她从一个英雄主义者,转向对个体生命的悲悯。她发现舞蹈不够表达那个新的自己。而后她调到铁道兵政治部担任创作员,成为一名军旅作家。

从1971年到1976年,文艺兵严歌苓每年进藏演出,20岁以前,她已完成了父亲、作家萧马所谓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最理想的培养作家的方式”。西藏使这个原本困在城市与军队的人际格局的女孩,感受了生命的的神秘与开阔,重新思考人及自然。乃至有读者将她与张爱玲对比时,她调侃张爱玲没有去过西藏。

西藏同样是她初登文坛的灵感源泉,这名女作家在当时的创作中,就流露出明确的性别意识与政治隐喻。《七个战士和一个零》中是一群戍边的年轻战士面对一个少女的复杂心理,《雌性的草地》则是一群留守草原的女子牧马班与一个男指导员的关系,而《天浴》里原本单纯的女知青为争取一个回城名额,不得不用自己的所有交换,从身体到生命。这些主题在30年后看来可能未必新鲜,但萧马认为,严歌苓能在其有限的西藏经历中,将资源不断反刍,并各有侧重地呈现,已经说明她具备“文学家的聪明”。

到美国之后,严歌苓的题材转向了移民群体。在考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学习文学写作之前,严歌苓曾在前一年应美国新闻出版总署之邀,访问了一些艺术基金会,她当时的印象是:“美国的艺术家可以得到艺术基金会的支持,可以通过天分和努力实现自己,并可以在一个讨论、学习的空间里,提升自己、使自己更加专业化。”

现在她将这种想法称为幻梦。年轻的艺术家仍不得以侍应生、看护员的身份来挣自己的生活费,给台湾人看孩子被诸多挑剔时,她心想:“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的小说也是很有名的呀?我还是我们大院第一个万元户呢!”

更大的幻灭来自她与美国公务人员的恋爱。因为这个中国女人曾是个军官,严歌苓与劳伦斯的恋情被FBI高度重视,在繁重的读书与打工之间,严歌苓不得不每周抽出时间,接受FBI翻来覆去的询问。调查持续了4个月,并逐渐波及到她的房东、朋友等相识的人,直到劳伦斯知道严歌苓在测谎同意书上签了字,愤然辞职。他觉得她没有必要受这样的折辱。

对于作家本人,这一事件让她对美国的民主、政治姿态产生幻灭,更明确了自己在美国社会中的边缘人身份:“主流人群大概就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占80%的人群,他们的生活稳定,可被预见。”而她这样的外来者,既处于边缘位置,语言能力又不足以顺畅沟通、表达自己的想法,“内心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丰富,这个时候去感受周围的移民生活,那种敏感度就使我在美国写了一大批小说。”

蒋雯丽和孙淳主演的《幸福来敲门》,改编自《继母》。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您可以使用这些HTML标签和属性: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 <strike> <strong>

插入图片
▲回顶部